在寫于1980年的創作自述中，巴金曾詳細列舉自己“寫小說”的“老師”，計有法國的盧騷、雨果、左拉、羅曼·羅蘭，俄國的亞·赫爾岑、屠格涅夫、托爾斯泰、高爾基，英國的狄更斯，日本的夏目漱石、田山花袋、芥川龍之介、武者小路實篤、有島武郎，以及中國的魯迅和“中國社會生活”。這是一份很有意思的名單。不僅說明了魯迅在他心目中的特殊重要性，更揭示了在巴金的文學師承中，直接的外國影響源占據絕對主導地位。而這些直接的外源影響，無疑是更能體現“新文學”之“新”的。我以為，在文學師承的外源作用的主導性這一點上，既體現了巴金與魯迅的巨大不同，又揭示了二者之間親和性的一個重要來源。

從“吶喊”開始，回到“傷逝”，巴金的文學道路看起來仍然像是一種宿命，仿佛注定了要與魯迅相始終。幸耶非耶？從一方面來說，中國新文學經歷了幾十年的發展，不僅仍然走不出生前渴盼“速朽”的魯迅的陰影，而且長期未能在意識層次真正接近魯迅文學的境界，這當然是一種悲哀；從另一方面來說，經歷漫長的單面化發展之后，能夠有一部《隨想錄》來終結這種單面，重新接續魯迅文學最深邃的余脈，畢竟還是幸運的。

對二十世紀中國和中國文學來說，也許真正的宿命是在于社會功利和美學價值的難以兩全。魯迅不把自己當成一位作家，是因為他覺得作家應該是理想家，對于改造社會懷有強烈意愿，而他自己早就曾經滄海，沒有了這樣的動機；他在朋友的促動下拿起筆來，也只有個人的遣懷和對朋友的慰藉。結果，他所留下的“魯迅文學”成了文學中的文學。巴金也不把自己當成作家，是因為他拿起筆不是基于藝術的目的，而是“因為對社會不滿，肚子里有感情要傾吐，有愛憎要發泄，我才寫東西”。結果，他成了魯迅生前十分賞識的作家之一。“魯迅文學”和“魯迅所賞識的文學”之間的參差對照，應該正是二十世紀中國和中國文學最具戲劇性的悲喜劇之一？

具體來看巴金的文學創作，他有非常多的自述可供參考。他是典型的五四文化產兒，使用五四文化所賦予的新的意識、新的思想武器、新的世界觀來和舊的東西做斗爭。文學對他來說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文學可以幫助他找到思想上的出路。當他思考一些宏大的問題，找不到清晰結論的時候；當他面臨個人行動的某種局限的時候，他發現文學是一個好的替代品。文學可以把他無法當眾說出的話記載下來，可以幫助他發泄因為身體條件限制不能從事某些事情所積聚下來的力比多和生命力，如此這般時間長了就會形成“路徑依賴”。所以他一邊反復表述著“我不是一個作家，我也不想成為一個作家”之類的意思，一邊把自己塑造成了文學史上的重要作家。

巴金在以1949年為分界的前期新文學史上的重要性，取決于在成為魯迅所期待的“闖將”方面，他做得非常出色，他確實是一位闖將，像一位拼命三郎。巴金當然有才情，有文采，但這些都還是比較次要的，使他成為一個出色作家的最關鍵因素是他不猶疑，他始終有一個清晰的思想目標，就是達到社會改造的意圖。他曾說：“自從我執筆以來就沒有停止過對我的敵人的攻擊。我的敵人是什么？一切舊的傳統觀念，一切阻止社會進化和人性發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殘愛的勢力，它們都是我的最大的敵人。我始終守住我的營壘，并沒有作過妥協。”在社會意識的塑造上，《家》的歷史貢獻很大，它塑造了我們對舊式大家庭和家長制的認識。其文學感染力也很強，在這方面，巴金確實是新文學的驕傲，可以和舊文學爭奪讀者。三十年代以來多少人在《家》的激勵下沖出家門，進入外面的世界。而到了《寒夜》，他把這些出走的青年組合在一起，看他們會發生什么故事。《寒夜》的藝術感染力也很強，讀后讓人不能釋懷。一對知識青年，在戰時首都重慶遭遇各種雞毛蒜皮的事情，生活變得不可收拾。本來兩個剛畢業的青年應該是前途光明的，可是怎么在日常生活中會變成這樣？巴金就是要借此展開社會批判，戰爭是國家的不幸，腐敗是民族的不幸，國家和民族的不幸最終落實到個人身上，造成個人的不幸。所以這個作品最終要落腳的地方仍然是社會批判，仍然是要和他的敵人戰斗。

其實從作品構型上來看，《家》和《寒夜》也都是在某種程度上重寫或續寫《傷逝》。《傷逝》寫一個女孩子走出父親的家門以后的遭遇和命運，《家》寫的是男孩，到了《寒夜》，寫的是這個男孩和女孩走到一起組建新的家庭，開始新的生活之后可能遇到的問題。所以可以說，巴金前期的代表性作品，都是在社會改造的層面繼續五四第一代作家的未竟工作。盡管這些前期作品在思想意識層面與《傷逝》不可同日而語，但由于魯迅“并不愿將自以為苦的寂寞，再來傳染給也如我那年青時候似的正做著好夢的青年”，所以如果他一直活到抗戰勝利，看到《寒夜》出版，他一定會很欣慰地認同巴金這樣的作家為新文學拓出了新的天地，因為那是一個他所不能進入的世界，也是他所不能主宰的世界。魯迅說：“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寬闊光明的地方在哪里？就在傳統家庭的門檻之外。而他自己卻只能站在這個門檻之上“肩住黑暗的閘門”。所以所謂“歷史中間物”的意識，魯迅是很強的。他對自己的估價并不高，他把自己看成過渡人物，是歷史的中間物。他覺得寫那些東西都是迫不得已，因為自己身上傳統的陰氣太重，擺脫不掉。他痛感已經被舊文化養成了一種只能用這種方式說話的人，所以心底里是唾棄自己，看不起自己，不把自己在新文化方面的成就看得多么了不起的。實際上，魯迅1923—1926年間內心的掙扎，正是糾纏于在自我身份確認和社會要求于他的角色之間何去何從的問題。是真的跨出門去，不管自己是不是“老頭”，就去做一個“思想界的先驅”和“青年導師”，還是繼續縮在自己的殼里寫“自言自語”？一度成為他絕大的問題。與此同時，他對青年人的鼓勵和支持卻是不遺余力。“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他要放的正是巴金這樣的青年和這一代作家。巴金是一個代表，因為他著力于處理青年主題，形塑了上世紀30年代以后的青年心理和青年世界。

由此，作為文學史結論，我想今天我們或者可以說，巴金這樣的作家才是真真正正的中國新文學的代表，是五四文化或五四文學所期待要撫育的一代新人，而這一代新人很好地承擔了他們的歷史責任，引導了社會的動向，塑造了中國新文學甚至整個中國現代歷史的面貌。從巴金這一代人登上歷史舞臺到漸漸離去，整個這一段中國現代的歷史，時間上相當長，可是在思想過程上卻是一個非常短的歷史，也就是作為五四后果的歷史。作為這一代人中最后的一位杰出代表，巴金去世了，這個歷史確實可以結束了。我們今天稱巴金為“大師”，是基于對其畢生貢獻的評估。這些貢獻主要由兩部分構成。一部分是作為推動新文學發展的重要作家，他貢獻了以《家》和《寒夜》為代表的巨量文學作品，直接作用于社會的“現代化”進程，實踐了以文學方式服務社會的知識理想。在這一部分，確如其自我確認，巴金之成為作家，的確是偶然的，不排除他以其他方式報效社會，完全可以達到文學方式的同等成就，甚至更大成就。而在其畢生貢獻的另一部分，巴金成為了真正意義上的文學家，以其“把心掏給讀者”的《隨想錄》，直面自身行為所導致的后果，從而不期然接續了魯迅文學最深邃的余脈，追比《傷逝》，以將近一個世紀的跨度，勾連起探觸“現代性困境”的文學史線索。在這一線索上，中國文學的未來發展值得期待。

（《魯迅文學的內面——細讀與通講》張業松/著，浙江文藝出版社2022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