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時期地記空前興盛，北魏酈道元《水經注》集六朝地記之大成，在對方域、山川、古跡、風俗、物產的介紹中有不少異人、異事、異物、異象之類的志怪故事。民國時任松如《水經注異聞錄》輯錄《水經注》異聞732則，鄭德坤《水經注故事抄》輯錄12類505則，并評曰：“酈氏因地致詳，凡魏以前故事舊文，及各地傳說異聞皆可考求而得，仿佛《搜神記》之異本，《太平廣記》之原形。”地記中的志怪故事是地理與文學的結合，理當從文學地理學角度進行考察。

《水經注》中的志怪故事皆以事系地，事為“地”服務。書中所記，有水域異物、異人、異象、異事等。志怪與地理的關系主要有三點。一是以故事說明地名的由來，常用模式是先言故事，再以“故名為某某”“故以名焉”之類語言結尾。如卷一“放弓仗塔”，卷三十八“靈鷲山”，卷三十九“馬嶺山”等。二是涉該地人、事、物及其相關內容的介紹，讓人對此地有更多的了解。如卷四十“允常冢”，云：“冢中生分風，飛沙射人，人不得近，勾踐謂不欲，遂止。”故事說明了允常冢的神異之處以及冢得以保留的原因。三是解釋地貌成因、介紹地理現象或物產，前者如卷十“武強淵”擔生的故事便是對陸地變為湖泊的闡釋，卷十九麗山秦始皇與神女游而忤其旨的故事則是對西北溫泉“祭則得入，不祭則爛”原因的解釋。介紹地理現象及物產的故事更多，異物與異象可算其類。這些志怪，不論其如何奇異，富有趣味，目的不在于志怪本身，而在于“因地致詳”“因水以證地，而即地以存古”（王先謙《合校水經注序》），故書中雖多志怪，并不掩蓋其地記本色。異聞傳說綴于以水為線的流域所及之地，附著在對山脈、溪水、河流、祠廟、寺院、物產、墳冢等地理景觀的介紹，若將其分類整理，完全就是一部地理“博物志”或“異聞錄”。

以地系事，必然也就“因地記事”。以地系事，事隨地而定，故事類型也不確定，每一干流、支流之地故事多少并不統一，或一地一事，或一地多事；事多則多記，事少則少記，有則記，無則略。具有豐富人文內涵之地往往故事較多且記載詳細，如卷一中注“屈從其東南流，入渤海”下有馮夷駕二龍乘云車、穆天子與河伯會、懸渡國以繩渡溪、凈王宮太子墮地能行、太子得道成佛、昆侖之山登而不死、西王母居處之奇異等十幾個故事，駁雜而奇異，大致描繪出河水“源頭”的信佛情況及人們心中的神仙之境。小說內容，亦隨地而定。有佛則寫佛，有仙則載仙，有異則記異，可謂據地而實錄。故王先謙《合校水經注序》云：“酈尤因地致詳，元魏以上故事舊文，皆可考求而得實，其繁簡雖異，精思實同。”《水經注》中的故事與地理一致，言華山而有華山神，言伊水則有伊尹生乎空桑傳說，言洛水流域則多言河圖洛書，言岷江則有李冰治水，言齊魯之水則多孔子之跡。北方流域多歷史人物、戰爭故事，南方流域多神話傳說、精怪；北方多言河伯、隱士，求雨多為暴身自焚以誠感天，南方多言龍神蛟精水怪，多孝子孝女投江求父兄之尸，求雨則為以物激怒龍神……總之，植物出其壤，動物出其所，事隨地變，地理與物產、事件、風俗等高度一致，即便是神仙鬼怪、祈禱靈驗、貞祥感應，德行感天等充滿奇幻怪異之感的故事，也受地理真實影響，具有極強的地方性。

《水經注》中的志怪故事是“注視”與“注釋”的結合，作者的地理身份（包括所引用原書作者及酈道元本人的籍貫身份及流寓身份）直接影響到《水經注》所引故事的來源。寫作者的地理身份直接影響到故事的可信程度。本地人對本地的地理關注多為親歷考察的“注視”型，對外地的地理關注多引地記為注，屬于“注釋”型。一般而言，越是接近故事所在地之人，其所述故事越真實，可信度也就越高。酈道元為《水經》作注時，“訪瀆搜渠，緝而綴之”（《水經注序》），“詢之古老，訪之史籍”（卷十一），所引故事多處于北方地記，如大碣石秦始皇與丑神之故事引《三齊略記》，洛陽東宮池公私蝦蟆之事引自《晉中州記》，渭水流域驪山溫泉之異引自《三秦記》。酈道元為北魏之人，北方河流他往往實地考察。如《肥水》“北入于淮”條：“山即以八公為目。余登其上，人馬之跡無聞矣，惟廟像存焉。”他的實地考察結合其他地記文獻同注《水經》，是“注視”而兼“注釋”，故事恍惚怪異卻也甚為可信。南方水域于酈道元而言屬于“注釋”，而于地記作者則是“注視”。引“注視”者本土地記中的志怪故事以注《水經》，是“注視”與“注釋”的結合，如巴蜀水系引《蜀本紀》《華陽國志》《琴清英》《益都耆舊傳》，言湖北水域引《宜都記》《武昌記》《荊州記》，言交州水域引《南裔異物志》《交州記》《交州外域記》《林邑記》《扶南記》等。地記作者們因為“注視”本地，因此故事多長老、父老之言，如卷三十六若水“石橋圻”：“長谷中有石豬，子母數千頭。長老傳言，夷昔牧此……”卷三十七“夷水”溫泉：“有溫泉對注……浴者多愈。父老傳此泉先出鹽，于今水有鹽氣。”酈道元將地記故事直接“拿來”，若不細讀還誤以為是他的親聞。概言之，《水經注》中因地系事，故事源自當地人講述（或記載）的當地之事及本地的地記，每一條傳說與異聞都具有典型的地方性，令故事有了最大限度的“真實”，完全可為《水經》之注。

作為地理著作，《水經注》的重心是地景地貌，志怪故事是為了介紹、解釋、描繪地景，因其如此，故事中往往有景物描寫，簡短故事具有了詩情畫意。《水經注》敘事與寫景關系甚為靈活。有的先寫其景再載其事，如卷三十八“觀岐”：“連山交枕，絕崖壁竦，下有神廟，背阿面流，壇宇虛肅，廟渚攢石巉巖，亂峙中川，時水洊至……晉中朝時，縣人有使者至洛，事訖，將還。忽有一人寄以書，云……”。有的先言故事后寫其景，“廬江水”條引《尋陽記》吳猛之事：“吳猛將弟子登山……猛使送寶還，手牽弟子，令閉眼相引而過。其山川明凈，風澤清曠，氣爽節和，土沃民逸。嘉遁之士，繼響窟巖。龍潛風采之賢，往者忘歸矣。”故事簡潔凝練，寫景生動傳神，如在目前。故事中融入寫景，在漢魏六朝洞窟仙境小說中有之，景為故事服務，成為故事的地理背景。在《水經注》中，景與故事皆以地理為骨肉，在主觀上并不是著意交代故事發生的地理背景，為故事提供一個相應的地理空間，卻因與故事相連而有相融之感。融合了寫景與敘事，共同表現某一地的自然風光與人文風貌，景與事成為地理的血肉。

作為文學之作可以恍惚怪異，作為地理之作需要嚴謹真實。以志怪故事注地理，在寫法上并不會引起多少人的質疑，但于故事本身，卻也可能會引起人們對故事真實性的探究，酈道元對此偶有辨疑解釋。如“觀岐”條故事后議論道：“言此似不近情，然造化之中，無所不有，穆滿西游，與河宗論寶。以此推之，亦為類矣。”卷十九鄭容見華山使君故事涉及山神與讖緯，酈道元議論道：“神道茫昧，理難辨測，故無以精其幽致矣。”卷三十九注引《豫章舊志》《廬山記》的仙人故事后，強調“斯耳傳之談，非實證也”，“是好事君子，強引此類，用成章句耳”，“此乃神道之事，亦有換轉，理難詳矣”。志怪傳說是地方人文地理的一部分，不論存疑還是證實，都應為地記的重要內容。議論避開故事真實性的探究，而只關注故事本身及故事注釋的地理本身。

《水經注》只是地記中的一種，其中的志怪故事是地理的，也是文學的。一方面，揭示了地理對故事的深刻影響。地理的廣闊、物產的豐富多樣、風俗的不同、地貌的復雜多樣，氣候環境的多變等，都影響到志怪故事的題材，故小說多記異語怪，記人、敘事、狀物、繪景，都極具地域性。另一方面，又展示了文學對地理的影響。故事以神異化的方式呈現地域的地貌、物產、風俗、歷史人物等，展示地理的自然與人文地理及其之間的緊密關系，這是地記的重要內容，也賦予了地理奇異性、故事性、趣味性，使地理有了靈魂，更加富有魅力。就此而言，地記中的文學作品不僅應納入文學研究中，也應納入文人地理研究中。

（作者：楊宗紅，系重慶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