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家霍桑以《紅字》《七角樓房》《福谷傳奇》《牧神雕像》等四大羅曼司名垂青史，但鮮為人知的是，由于家庭、社會環境及個人原因，他晚年籌劃的另外四部羅曼司卻無一能夠完稿，這也成為他平生最大的遺恨。

霍桑的成名與出版商詹姆斯·菲爾茲密不可分。1849年大選后，在塞勒姆海關任職的霍桑被無端解聘，淪為“政黨分肥制”的犧牲品。無數熱愛文學的美國民眾為他鳴冤叫屈——厚顏無恥的美國政府怎能如此虐待一位堪與莎士比亞比肩的文學天才？當時名人如評論家戴金克、報人奧沙利文（“顯然天命”的首倡者）、歷史學家班克羅夫特等紛紛為之奔走，呼吁社會各界施以援手。在此情勢下，波士頓出版商菲爾茲敏銳地嗅察到商機，決定親自登門拜訪——而這一次拜訪，徹底改變了霍桑的命運。

菲爾茲是暢銷作家霍雷肖·阿爾杰小說人物從寒微到發達的現實版。菲爾茲前往塞勒姆，在霍桑家中與之會晤，對作家的境遇表示憤慨，臨別則不經意提出：假如作家有合適的手稿，他本人將十分樂意編輯發行（且保證印數不低于2000冊）。碰巧，霍桑手頭有一部成稿。菲爾茲在火車上一口氣讀完手稿，第二天又乘車返回塞勒姆，決定立刻出版此書。霍桑原先的計劃是以海關經歷為題材創作一部短篇故事集，但這一計劃遭到菲爾茲否決。理由是，短篇故事很難掙錢，市場最青睞的是長篇。鑒于單篇的篇幅不夠，在菲爾茲建議下，霍桑將原來的“海關”一文稍加擴充，作為序言置于書前。

對于菲爾茲的提議，霍桑一開始未免心懷隱憂。“假如‘紅字’獨立成篇（當時最后三章尚未完成），會不會顯得過于陰郁？”霍桑在信中說，“因此最后只能交給你來決斷。”事實證明，菲爾茲的市場判斷絕對精準。《紅字》的出版成為霍桑文學生涯的轉折點。它不僅創下菲爾茲公司的銷售記錄，甚至在大洋彼岸也創造出驚人的銷售業績——幾乎追平三年前《簡·愛》（1847）在倫敦文學市場的暢銷記錄。對于菲爾茲的勉勵和幫助，霍桑深表感激。他在致菲爾茲的信中坦言：“我迄今為止的文學成就，一切皆歸因于你。”事實上，在差不多同一時期，除了霍桑，菲爾茲還簽下了朗費羅、愛默生、梭羅等一批新英格蘭作家。但與其他人不同，他與霍桑簽署的是獨家代理版權（憑借這一紙協議，出版商可以單卷本或多卷本，精裝本或平裝本，單行本或文選等各種方式出版霍桑作品）——換言之，只要霍桑保持市場號召力，出版商便能保證財源滾滾。1860年代，即使霍桑遠赴英倫出任領事，公司仍為他隨時提供預支，看中的正是作家的“預期收益”。

1851年推出的《七角樓房》是霍桑第二部羅曼司，該作一舉奠定霍桑美國一流作家的地位，而菲爾茲在本書裝幀設計方面的努力可謂居功甚偉。當然，菲爾茲的這一番良苦用心最終也獲得了市場回報。盡管本書定價不菲，但出版兩年內連續加印，累計印數超萬冊，霍桑本人也一躍而成蒂克諾和菲爾茲公司榜單上排名第二的暢銷作家（僅次于朗費羅）。

為了進一步提高霍桑知名度，菲爾茲不定期舉辦文學沙龍，并與當時權威文學期刊編輯保持密切聯系，竭盡全力要將霍桑從小有名氣的短篇作者打造為一流的簽約作家，其中一個重要的策略就是敦促作家專攻長篇（羅曼司）——霍桑本人由此也實現了文學市場的成功“轉型”。

1852年，受到《紅字》市場成功的鼓舞，霍桑以10年前“布魯克農莊”的親身經歷為題材，創作《福谷傳奇》，據說其中的男女主角分別影射愛默生和富勒。評論界對小說豐滿的人物塑造和高超的藝術手法大多持肯定意見，但菲爾茲卻不無擔心：由于過于貼近現實，容易引起爭議，從而影響銷量。他在信中勸告霍桑“最好遠離現實題材”，最好“不要冒犯讀者的情感”——日后菲爾茲強烈反對霍桑在歷史隨筆中探討奴隸制存廢，顯然基于同樣的考慮。

對于菲爾茲的商業天賦，霍桑大為感佩——盡管有時并不完全贊同。比如梭羅去世后，菲爾茲在第一時間購得市面上所有尚未售出的《在康科德和梅里馬克河上一周》，拆封后重新包裝，換上菲爾茲公司商標，號稱是該書的新版（第二版）。這種跟風式的商業投機固然大獲全勝，但在文人霍桑看來，未免勝之不武。再比如，出于鼓勵和宣傳的目的，菲爾茲在聽聞霍桑新的寫作構想之后，時常未經后者同意，便在《大西洋月刊》等主流媒體刊登“預告”，令作家壓力倍增——霍桑晚年《多利弗羅曼司》等幾部作品始終未能如愿完成，顯然與這種無形壓力不無關系。

1853年，霍桑在老友皮爾斯總統提攜下榮任利物浦領事。除了5000美元年薪，還有數目不菲的津貼；上任不久，霍桑又成功獲取曼徹斯特領事一職，年薪3000美元，窮困大半生的作家至此終于能夠揚眉吐氣。1857年，霍桑領事任期結束，舉家重返康科德。不久，由于健康原因全家移居意大利，先后寄居在羅馬和佛羅倫薩。做出這一決定，多半也是受到菲爾茲的影響——后者勸慰霍桑：意大利游歷不僅可以放松身心，也可以為下一部羅曼司搜集素材。1860年，霍桑一家自意大利返美。同年，出版頗具異國情調的長篇小說《牧神雕像》——這也是霍桑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羅曼司。根據菲爾茲建議，該書部分章節首先在《大西洋月刊》連載，不僅引發讀者好奇心，起到口耳相傳的廣告效應，在評論界也贏得一片好評。

此后不久，作為美國羅曼司這一體裁的發明者，霍桑突然發現按照市場的要求，他已無力駕馭羅曼司的創作。無論是計劃中的《賽普提米烏斯·費爾頓》還是已經著手的《多利弗羅曼司》，他都無法完成。霍桑為此感到極端苦惱，一度懷疑自己創造力枯竭，再也寫不出像樣的東西。同時，更感覺自己有愧于菲爾茲的善意和慷慨之舉——盡管在他生前的書信往來中，霍桑已不止一次表達過感激之情。

當然，出版商也沒有辜負霍桑的期望。即便在霍桑身后，菲爾茲仍在不遺余力地編輯、整理和出版他的作品，試圖最大限度地保障霍桑家人的經濟收入來源——因為這也是作家晚年時常擔心的一個問題。但不幸的是，作家的擔憂最終還是轉變為現實：作家去世不久，霍桑夫人懷疑菲爾茲公司一直暗中克扣霍桑的版稅，要求查看公司往來賬目，并最終與菲爾茲對簿公堂（結果證明霍桑夫人的猜疑純屬子虛烏有）。但經此一役，霍桑妻子與該公司反目成仇——日后霍桑之子朱利安在回憶錄中絕口不提菲爾茲——令人扼腕。事實上，霍桑夫人控告菲爾茲也是情非得已，因為經濟狀況太過窘迫——霍桑一生勤勉著述，版稅稿酬收入不菲；三度出任公職，薪資也令人艷羨，但縱觀其一生，卻始終未能擺脫個人及家庭經濟壓力。長期的經濟壓力，在很大程度上，不僅影響了作家的個人生活，也影響了作家的文學創作。

眾所周知，1851年《紅字》發表是霍桑職業生涯的轉折點。由此霍桑得以躋身于美國著名作家的行列——不僅能獲得各種出版優惠，而且版稅遠高于普通作者。此后十余年間，霍桑佳作迭出，稿酬版稅源源不斷，從根本上改善了全家的經濟狀況。1857年，霍桑懷揣駐英領事任期中的大筆積蓄（約兩萬美元），返回美國。按照他的設想，此后可以過上無憂無慮的幸福生活。

但回國之后的生活并非如他想象：已經適應了英國都市的溫潤氣候，再回到寒冷的新英格蘭，導致霍桑的健康狀況急劇下降”。對此，醫生開出的良方是去溫暖的地中海旅游休閑。于是，霍桑決定在完成“路邊居”的翻修改造工程后，攜全家前往意大利，先后在佛羅倫薩和羅馬等地游歷近兩年時間——而促使霍桑返國的一個重要原因，據他在與友人書信中坦承，乃是因為“再次感受到經濟壓力”。

正如愛倫·坡的貧窮“令他對市場更為敏感”，霍桑亦是如此。早年由代筆“槍手”轉入童書寫作，因為后者市場效益明顯。1860年，霍桑生前最后一部羅曼司《牧神雕像》在英國版權收入高達600英鎊，但同時不得不接受對方嚴苛條款（書名改為《變形》，并且全書要拆分為上中下三卷）。凡此種種，不難見出，盡管霍桑時常以一種超然物外、“反市場”的姿態出現，但縱觀其長達三十余年的創作與出版經歷，毋寧說這乃是一種更為高明的市場策略,“因為他從未離開過商業市場，而是一直與之緊密相連”。在此過程中，霍桑不僅嫻熟利用了其在文壇的人脈資源（編輯、評論家、出版商），甚至也巧妙借用了其親友在政壇的影響和威望。《北美評論》的編輯朗費羅、霍姆斯、洛厄爾不僅出身名門，而且學識淵博，在文壇影響力巨大——朗費羅等人書評發表后，霍桑頓時搖身一變，成為文壇矚目之人。而霍桑本人之所以刻意強調“最不知名的作家”身份，一方面是浪漫派作家常見的“自我包裝”術，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竭力想要掩藏其市場成功背后的力量——那是商業資本與政治的合力。

在此期間，迫于家庭經濟狀況和現實壓力，霍桑不得不采取向市場妥協的策略。以他為老友皮爾斯的總統競選作傳記為例，從立項到出書，前后不過三個月，與他向來字斟句酌、精思附會的風格迥異，明顯是為搶奪市場。他屢次向擔任麻省教育秘書的霍勒斯·曼毛遂自薦，要求將兒童故事及神話改編納入公共學校的閱讀書單，也正是看中后者的市場潛力。然而，對作家而言，市場卻無異于一柄雙刃劍：它在給作家帶來名利的同時，也會或多或少要求作家做出犧牲。當初，由于擔心《七角樓房》像《紅字》一樣，色調“過于陰暗”，霍桑自覺地在小說結尾添加了幾抹“亮色”，目的在于“讓讀者更容易接受”。如此小小的改動可能無傷大雅，但在另外一些情況下很可能對作品的藝術性造成極大影響。以《牧神雕像》為例，批評家早已指出該書結構松散、篇幅過長（共50章，相當于前兩部羅曼司的總和），其中若干風土人情及景物描寫與人物及情節發展毫無關聯，與此前作家嚴謹細致的風格截然不同——因為這是根據英國出版商的合同條款“定制”的小說：作家收獲的是600英鎊，但犧牲的卻是作品恒久的藝術性和美感。

評論家往往將本書的“敗筆”歸因于霍桑對意大利文化“過于著迷”，故而不肯刪減冗余部分；也有人歸因于霍桑更擅長景物素描，而拙于人物刻畫；更有人歸因于當時霍桑與索菲亞婚姻關系緊張，霍桑始終被“罪惡”或“原罪”所困擾，因此難以專注于創作。但很少有人意識到：這是一部“商業圖書”，是資本、法律文書和市場力量共同作用的結果。似乎大家都誤以為霍桑是在一片“經濟真空”中寫作，渾然忘卻強大的、不可抗拒的商業合同書對作家的束縛。事實上，文學與市場到底應是何種關系？身為作家又該當如何取得平衡？這是霍桑的難題，也可以說是古往今來所有作家必須面對的難題。

值得注意的是，以往批評家在談到霍桑未完成的四部羅曼司——《祖先的足印》《格里姆肖》《賽普提米烏斯·費爾頓》和《多利弗羅曼司》時，往往歸因于霍桑本人健康狀況不佳以及內戰的突然爆發，或是由于“作家創造力枯竭”；也有人認為是他心愛的女兒烏娜突發疾病最終不治而亡擾亂了他的心智，或是由于他忙于社交而耽誤了創作；還有批評家指出，隨著以豪威爾斯為代表的現實主義流派崛起，霍桑的羅曼司已很難適應時代的變化——1861年5月，霍桑本人在致出版商信中便坦言：由于戰爭的蔓延，他擔憂羅曼司的銷路可能會大受影響。

但事實上，正如霍桑在他的日記中所言，主要原因還在于幾部長篇在手，同時并進，難免相互干擾，線索凌亂，導致未能畢其功于一役。以《祖先的足印》為例，霍桑的本意是要向讀者奉獻一部拿得出手的長篇——對比英美兩國歷史文化的根源及其流變，并以此證明自己無愧于當世第一小說名家的稱號。然而迫于家庭經濟壓力，他不得不變更計劃，將這一杰作化整為零，在菲爾茲主編的《大西洋月刊》陸續發表：1860年10月，“彭斯遺蹤”；時隔不到一年，“近訪牛津”；兩個月后，則是“老波士頓朝圣”。到1862年10月“利明頓溫泉”刊載，霍桑內心明白不僅《祖先的足印》無法完成，就連同步構思的《格里姆肖》也難以為繼——因為“利明頓溫泉”使用的正是《格里姆肖》的素材。1863年1月，霍桑在致菲爾茲信中說，這是他奉上的該系列最后一篇，“篇幅冗長——因為有些話不說出來，恐怕沒有機會再說”。正如評論家指出的，這些由于預支稿酬而不得不倉促推出的短篇小說，不僅“浪費了作家的創作主題，而且耗散了他的創作精力——而這兩者本來應該為長篇羅曼司而儲備”。霍桑本人屢次嘗試將《大西洋月刊》上刊載的短篇加以整合（更名改姓，并調整人物關系），可惜始終未能如愿。

早在1840年，霍桑便曾提及他心上存有“千千萬萬的幻影”——皇皇十數卷的《霍桑全集》包括100多個短篇，而這只不過是他日記里大量構思草稿中極少的一部分。正如他的友人富勒所說，“在（霍桑）那個構思的海洋里，我們看到的只是幾滴海水。”另一位友人愛默生也認為作家霍桑遠沒有發揮出他的創作潛力。從霍桑晚年的遭際不難看出，文學市場具有波德萊爾所謂的“雙面性”：它能成就名利雙收的光鮮景象，同時也會榨取并耗盡作家的才情。一個不肯出賣良知向市場屈服的作家，一個畢生孜孜以求的“完美主義者”（亨利·詹姆斯語），結局只能像霍桑一樣抱憾終生。正如霍桑本人在未竟的《多利弗羅曼司》結尾所言：“他有機會選擇死亡，然后毫不猶豫地做出了選擇。”——從這個意義上說，霍桑的遺恨是他個人的悲劇，也是他所處時代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