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了解風景傳統(tǒng)的過去，才能澄清當下、啟發(fā)未來。

——西蒙·沙瑪《風景與記憶》

童年時代，我們想到了鄉(xiāng)村，認為鄉(xiāng)村屬于快樂之地，到了老年，我們重回鄉(xiāng)村，認為它是安息之地，也許還帶著些間接而不確定的快樂——每個人回顧那些地方，或者記起那些構成他年輕時的享受、帶他回到生命的美好階段、美好事件時，就會感到這種快樂，那時節(jié)的世界滿是新奇歡悅之事，他的周圍一片歡聲笑語，希望在他眼前熠熠放光。

——塞繆爾·約翰遜《尋找如畫美》

塞繆爾·約翰遜在《牧歌》中所描述的這種對田園牧歌的眷戀，早在兩三百年前的英國工業(yè)大革命時代，就已成為住在倫敦這樣大都市里的市民的向往情結。而中國20世紀60年代恰恰相反。那時候，人們向往的是城市商業(yè)中心燈紅酒綠的生活風景。我們這些住在城鄉(xiāng)結合部的孩子都喜歡“進城”，因為新街口中央商場和百貨公司里有琳瑯滿目的各種各樣的商品，尤其是中央商場大門口的那家包子鋪，一到星期天就排著長長的隊，人們就是為了買流著湯汁的大肉包子，更別提周邊那些誘人的大小飯店了；夫子廟游樂場里里外外各種奇異的雜耍、相聲、京劇、游戲都令兒童神往，沿街的飯店和各種各樣的吃食地攤讓孩子們的涎水長流不息。在那個娛樂和食物貧乏的時代里，兒童的眸子中透出的是對城市精神與物質享受的強烈欲望，我像《賣火柴的小女孩》里的孩子那樣羨慕住在城市中心的兒童，覺得他們住在天堂里，每天享受著童話般的幸福生活。幾年以后，當我親眼看到那些生活在城市中心普通市民的清貧生活時，不禁驚訝于我的同齡人身居鬧市而能克服種種誘惑的堅強毅力。城市風景線淹沒了無數(shù)兒童追求幸福的欲望，而城郊結合部的風景就大不一樣了。

20世紀60年代，出了光華門，就沒有公共汽車了，只有三輪車等待接駁。那個年代坐三輪車的人甚少，除了老弱病殘者，都是徒步而行。其實，從光華門到我們大院所在的石門坎也就兩站地，倘若閑逛在路邊全是商店的城市并不覺得遠，但是，行進在荒郊野外的石子路上，尤其是在沒有路燈的肅殺夜色里，霜風雪雨中，對于一個兒童來說，那是漫長的距離，更別說那些住在海福庵工程兵學校的同學了，足足四五站的路程，在年幼的我看來，那是一個“遙遠的地方”。1960年代有自行車的家庭十分罕見，比現(xiàn)在擁有私家汽車的要少百倍，好在公家有自行車，因而從小在大院里用公家自行車學車，成為兒童游樂的一道風景線：屁股夠不著車坐墊，便是一水的“掏螃蟹”式騎法，竟也敢上路風馳電掣去了。

1950年代末，省商干校剛剛建成不久，所有建筑還是仿蘇式的，穿過辦公大樓和學員宿舍樓，再走過一個籃球場，就到了依舊是竹籬笆圍成的三層家屬樓。這個樓分東樓和西樓兩個單元門，那時點房很隨便，我家選了二樓一個門是對開兩扇大門的戶型，打開大門，便是一字型的走廊，沒有客廳，東西兩間臥室與中間的廁所、廚房一字排開。這樣的設計極不合理，廁所和廚房都是狹長的火車車廂式的，廚房更寬敞一些，如果把它們的門墻往后挪個兩米，門廳就變成了一個客廳，廁所廚房那么大有何用呢？父母考慮的是房屋朝南采光好，南京不像北方，冬天沒有暖氣，室內極寒，洗完臉，毛巾掛起來，一會兒就凍成了冰巾，這樣的風景北方人是絕對無法忍受的。好在房間地面不像黃瓜園是水門汀的，全是寬條地板鋪成，所以，冬天的斜陽照在屋子里，倒也暖洋洋的，讓我想起那時學校教唱的歌曲《美麗的哈瓦那》中的歌詞：“明媚的陽光照新屋，門前開紅花。”但是，夏天就遭罪了，南北不通風，只有門戶大開，才能享受竄風抗熱的待遇，然而，私密性就大大減少了。最致命的是，我的父母沒有考慮到三個孩子會逐漸長大，房間會不夠用，不免后悔沒有要隔壁那套三室戶型的。雖然那套房子一間房間朝西南，兩間房間朝北，廁所廚房都是朝西的，但是畢竟多一間小房間。

東樓那個單元的風景就大為不同了。“有錢難買東南角”，最東頭一至三樓都是高干所住（那時行政十三級以上才算是高干），由一個副廳長和兩個校長享用，戶型是三室一廳一廚一衛(wèi)，我第一次隨母親串門時，看見這么大的客廳，很是驚訝。其實那個時代也是等級森嚴的，后來去工程兵學校看同學，知道那里也是一樣：校長級別的住的是校區(qū)內警衛(wèi)森嚴的小洋樓，尤其是少將軍銜的校長更是豪華的獨棟，團營級干部住在校區(qū)對面沒有警衛(wèi)的家屬區(qū)，是那種日式的聯(lián)排房，起名為“家屬隊”。房屋作為風景畫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既是自然風景，也是一種人文風景。

記得我們剛剛搬進新家時，看見錚亮的紅漆地板很是興奮，滿地打滾。從窗口向南眺望，一幅讓人興奮不已的風景畫映入我的童眸之中，成為我永遠不會忘卻的歷史定格影像。

幾百米外就是寧蕪鐵路，每天路過的班列雖然不是很多，當一列列綠皮火車和一列列長長的貨車“隆隆”地駛過，汽笛的長鳴劃破了郊區(qū)的寂靜，那種噪音是我們童年最好的交響樂。我們興奮地數(shù)著一趟趟火車的節(jié)數(shù)，最多一次竟數(shù)到四五十節(jié)。看著冒著黑煙喘著粗氣的火車頭，感受到了工業(yè)文明的時代快感，我們絲毫沒有現(xiàn)如今的環(huán)保情結。有時候我們還能看到調防的軍車，除了從打開車門的“悶罐子”車廂里能看見全副武裝的軍人外，那些黑色裸皮車廂上的大炮或是坦克，更讓我們驚喜萬分。

在那個“不愛紅裝愛武裝”的時代，最能激發(fā)孩子們興奮點的風景就是雄赳赳的軍事風景，尤其是伴隨著《八路軍進行曲》的正步走表演，特別能夠讓男孩熱血沸騰。在這個緊鄰城市的郊區(qū)，我們看到了城里人無法看到的軍事風景線，不僅從鐵道線上看到了，還能在343部隊家屬子弟同學的帶領下爬鐵絲網進入部隊演練場，去看1960年代軍事大比武的訓練，到打靶場遠遠地看實彈演習。部隊一撤，我們便一哄而上去撿拾發(fā)燙的子彈殼，拿回家做成各種各樣的槍械玩具。

讓我難以忘卻的是，在我的童年時代竟在這個城市的邊緣看到了騎兵部隊。某一天的黃昏時分，一支罕見的騎兵部隊進駐了天堂村小學，還在教室的黑板上留下了感人肺腑、催人奮進的箴言。我們看到一匹匹“大洋馬”在操場上嘶鳴，頭戴風沙防護鏡、腳蹬馬靴的騎兵戰(zhàn)士卸下馬鞍，用毛刷梳理著馬匹的全身，夕陽下，人和馬的高光鏡頭就永遠定格在我記憶的底片中。多少年后，當我看到電影《靜靜的頓河》里哥薩克騎兵沖鋒陷陣的壯麗風景，便又想起了那幅夕陽下的風景畫面，但是，卻對如此浪漫的風景產生出了一種異樣的感覺。

站在我家的窗口，視線越過鐵路，再向前眺望，竟然清晰地看見了外秦淮河中點點白帆在慢慢地漂移。從那時候開始，這幅風景畫便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腦海里，我隱隱覺得它和我的名字相連。耳畔響起那時的流行歌曲《我的祖國》，歌詞中的一句“看慣了船上的白帆”讓我此后一聽到這首歌就熱血沸騰，那是一種兒童解釋不清的莫名感覺。后來，在課堂上聽老師解析“帆”字的字義和詩意時，我才知道，詩歌意象的組合早已滯留在我的童眸之中。多少年后，在蘇北寶應鄉(xiāng)間那個寒風凜冽的小屋里，聽著父親述說給我起“帆”字名字的來歷時，我才知曉那段與我家庭命運休戚相關的歷史，雖然有些悲愴，卻也還是擁有一種悲劇之美，所以，我仍然感謝父親送了我這個原不是詩意初心卻依然詩意的名字。

那時的商干校有大幾十畝地，雖然不及海福庵的工程兵學校一半大，卻也是兒童玩耍的廣闊天地了，那是在城市里的孩子們絕對看不到的郊區(qū)風景畫。北起如今的光華路，南至寧蕪鐵路邊，東起天堂村小學，西接觀門口的炮兵機關學校，中間隔著那塊三角濕地，就是前一篇中所描寫的那個“單干戶”自留田。原本那塊地也是劃歸商干校的，而1970年代后“單干戶”消失了，那里就變成了省冶金局的倉庫。商干校大院也是一個有水有田、半是桃園半是學校的所在。

這還真就是陳西瀅說的南京是一個“半城半鄉(xiāng)”城市的縮影版，蘇式的建筑和蘇式的教育，透著社會主義“現(xiàn)代性”的元素，而前后左右卻被農耕文明的風景所包圍，浸淫著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氣息。至今回憶起兩個校長對這塊土地不同的構想藍圖，不正是兩種理念掉進同一個文化陷阱里的爭吵嗎？一個江西走出來的老紅軍要利用土地播種糧食，解決食不果腹的生存危機問題，民以食為天，惟此為大；另一個則要美化校園，讓它成為世外桃源式的官員讀書之處。這就形成了一種奇特的風景構圖：一進大門，以辦公大樓為中軸線地標，右邊是一片寂靜的土地，隨著年份季節(jié)的變換，一會兒變成玉米地，一會兒變成山芋田，在那片土地上，給我少年時代印象最深的是，當一只野兔出現(xiàn)在農田里時，辦公大樓里的工作人員和我們一起追逐野兔的情景；而左邊卻是一片桃樹林和玫瑰花地，那是“桃花盛開的地方”，也是我們偷摘仙桃的兒童樂園。那也是玫瑰花綻放的地方，亦為我們采摘玫瑰花回家用糖腌制后做湯圓餡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桃花園和玫瑰花園東面就是蓮藕池塘，菡萏盛開的時節(jié)，也是一抹古典的風景畫，當然亦是我們偷采菱藕的極樂去處。

繞過辦公大樓，左邊的大操場在60年代是一片山芋田，過了饑荒年代就變成了一片大草坪，成了我們少年時代學摔跤、翻跟頭、放風箏的好去處。

穿過大禮堂兼大食堂，南面就是地地道道的農業(yè)風景區(qū)了。家屬樓的正南前方是一個飼養(yǎng)場，幾排豬圈還是城墻磚砌成的，可以推斷，這些城磚是1957年南京市人大委員會做出拆除通濟門至光華門城墻決定后運回來的，無疑，商干校也參與了拆墻運動。養(yǎng)豬場是省商業(yè)廳的養(yǎng)豬試驗場，豬圈門都是用老粗的鋼筋制成的，因為養(yǎng)的都是蘇聯(lián)老大哥送來的約克夏大白豬，小時候便以為是蘇聯(lián)品種，到了中年才知道那是英國種。那豬長得巨大，最大的一頭超過千斤，白面獠牙的它竟然將鐵焊的鋼筋咬斷，逃將出來。我們歡呼雀躍著，跟著食堂里的工人們看他們圍追大白豬。一個多小時下來，人畜都精疲力竭了，大家都喘著粗氣，于是，人們呼來那個壯如牛的食堂大師傅和兩個精壯的小伙子，果然，那頭巨豬見到屠夫立馬就慫了幾分，只見那人口銜一根近一米的麻繩，和一個小伙子一人各抓住一只大白豬的后蹄，一聲怒吼“起”，大白豬就被翻倒在地，幾個小伙子撲上前去，緊緊按住大白豬的前身，那屠夫立馬用麻繩捆住了后腿，再用麻繩捆綁住了前腿。豬在吼、人在笑，我們在嗷嗷地叫，四個壯小伙抬著大白豬的場景，就刻在了這藍天白云下，讓我當時就想到了小人書上那幅獵戶們抬著吊睛白額大蟲簇擁著英雄武松歸來時的情形，少年英雄夢是那個時代的“標夢”還是“夢標”呢？

無論如何，童年到少年的每日風景從此開始。

院內有三個水塘，其實，算上墻外那個三角濕地里的水塘，應該是四個水塘，均盛產魚蝦，是個龍蝦如蟻、黃鱔如鯽的地方。進校門走不多遠，左側就有一個正方形的魚塘，水很深，里面有鯽魚、青魚、鯉魚和鱉魚，當然黃鱔也是少不了的，我們不敢在這里游泳，因為這個水塘就在辦公大樓眼皮下，大人們朝北窗口一望，便可看見誰家的孩子在這里干什么。所以，我們只敢和理發(fā)室的刁師傅學著在這里釣魚，我生平第一次漁獲，就是在這里釣起了一只兩三斤的老鱉，嚇得我拖住老鱉奔進了山芋地里。夏天，我們常常赤著腳坐在水塘南面唯一的水碼頭上戲水，我不知道這樣的童趣場景是不是那個時代可以入詩的風景畫，因為那時我們不知何為苦難，何為幸福，只知道追逐童年本能的快樂。幾十年后，當我看到印象派大師雷諾阿那幅風景畫《坐在海邊的少女》時，立刻就想到了這個無主題鏡頭，大師的名作構圖似乎刻意得有點造作，而我們當年在水邊卻沒有絲毫不純的動機和念頭。而當我十六歲就結束少年時代，作為一個成人獨立生活在農村時，鄉(xiāng)間水碼頭上的許許多多風景畫都在訴說著一段段凄美動人的故事，不過，那已然是我告別南京風景后，真正進入“鄉(xiāng)村風景”范疇的歷史故事，那將是另一個系列的風景故事了，我的南京風景的空窗期長達十幾年。

辦公大樓左面那個與天堂村小學接壤的狹長水塘曾經是藕塘，我眼見過那個蘇北水鄉(xiāng)寶應籍的食堂大師傅身穿皮衩下河踩藕的動人場景，與后來讀到的“紅藕香殘玉簟秋”“誤入藕花深處”“泥蓮剛倩藕絲縈”的意境完全不同，醉藕之意不在花，而是那一節(jié)節(jié)可以即食的白嫩藕節(jié)，更是那穿皮衩踩藕者讓一個懵懂的少年兒童佩服之至的嫻熟的取藕技巧。一束束帶著牙尖的三節(jié)白藕，像變魔術一樣漂浮在他的身邊，這樣的風景讓人垂涎欲滴。孰料，十年后我卻去了他那盛產蓮藕的家鄉(xiāng)插隊，在風雨飄零的寒夜里讀到李清照和納蘭性德的詩詞，便才有了對此番風景別樣的回味。

后來這里挖成了魚塘，養(yǎng)了許多白鰱和灰鰱，年前起魚，分給各家各戶，權當年貨。那是一個缺少食物的時代，尤其是在每一個城市居民月供定量為二兩豬肉、人們嗜肉如命的饑荒年里，盡管南京人對有土腥味的大頭鰱多有鄙夷，但吃到少油卻腥的鰱魚肉也算是一種奢侈的享受了。

飼養(yǎng)場有一個通往外界的兩扇內芯為蘆席編織的木框大門，門外是商干校沒有圍墻的一大片土地，也許是由于1959年后國內資金吃緊，造圍墻的錢也沒批下來，于是這里的農田就與公路邊的水渠和鐵道相連。臨鐵路邊的那個長方形的水塘頗大，還拖出一個長長的尾巴延伸到那個狹長的水渠中，在水塘和水渠交界處，密密的水草里埋伏著大量的黑魚（南京人稱作烏魚），剃頭師傅常常在那里打窩子釣黑魚，說這個魚是下奶的，釣到了魚，就在夫子廟菜場賣了補貼家用。他家住在夫子廟的釣魚巷，他姓刁，我們給他起的外號叫“老釣”，正好是諧音，大人們喊他“小刁”，我們叫他“老釣”，他的麻臉上露出了微笑，一聲“你們這些小老爹啊”，算是認你是忘年朋友了。那些沒大沒小的日子真好。

水塘里面有許多鳊白鯉鯽各品種的野生魚，當然也有鱉魚，我釣起的第一條正兒八經的魚，是一尾半斤重的鯽魚，黑色的脊背和長長的尾鰭，讓我的小手難以掌握，于是就用繩子穿過魚鰓，拎起來就飛奔回家報喜去也。

其實，在這里，釣魚并不是最刺激的尋歡作樂的項目，第一次偷偷下河洗澡才是最激情的游戲。“老釣”帶頭光著屁股下了河，高聲蠱惑我們下河，說塘邊水不深，于是我們羞羞答答地穿著內褲下了河，看著老釣“狗刨式”的泳姿，我們既羨慕他會水，又嘲笑他土得掉渣的泳姿，因為那時我們看過電影《水上春秋》，里面各種優(yōu)美的泳姿，尤其是快速的自由式泳姿，令人神往。我們在河里撒歡，漸漸膽子大了起來，爬上岸邊的那棵斜插在河里的楊柳樹，一躍入水，方顯出英雄本色。看著東去西來綠皮火車上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旅客，我們調皮地打著“Kiss”，卻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下河的消息很快傳到了各個家長的耳中，無疑，那天晚上家屬樓里傳出了一陣陣鬼哭狼嚎的動靜。真正獲得自由游泳權利還是幾年后的1966年，“到大江大海中去游泳，到大風大浪中去鍛煉”的最高指示在報紙和廣播中一經傳播，誰家大人還敢說什么呢？于是那護城河就成為我們日日做功課之地。反正已經停課了，有的是時間。

在那一片土地上，讓我覺得最奇異的事情就是那個飼養(yǎng)場里每日牽著牛在田里耕耘的老紅軍。說他是職工，他卻享受著十八級科長級別的待遇，干的卻是耕田耙地、飼養(yǎng)許多種豬的苦作。不論刮風下雨，我們都能看見一個上身穿著共和國授勛時的將校呢軍裝，下身卻穿著短褲，皮膚黢黑，鑲了兩顆金色的大門牙的陜北黑漢子，面目極像后來在電視劇《水滸傳》里看到的那個扮演李逵的演員。只要放學抄近路從后門進大院，就能遠遠地聽到他在耕作時嘶吼出來的土味十足的高亢“信天游”，那時我們班上排練《十送紅軍》歌曲，也是叫“信天游”，卻不像他這么難聽。多少年后，當我們聽到真正原始的“信天游”時，回想起他的嘶吼調子，才知其中奧妙。那是散落在南京城市邊緣地帶中的陜北民歌，是農耕文明在這個城市里的最后回聲，只是當時已惘然。這是遺落在我童年記憶里的又一道抹不去的風景畫。

丁帆，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南京大學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學會會長、中國作家協(xié)會理論委員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