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網上拍賣《文學評論》編輯部流出的部分論文的審稿意見及編者與作者的通信，涉及錢谷融、葉子銘、孫紹振等著名學者。筆者注意到其中有錢谷融給時任《文學評論》編輯陳駿濤的信，不見于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錢谷融文集》書信卷，當為集外書簡，先照錄如下：

駿濤同志：

你好！ 近來忙否？ 我從廈門回來后，一直為瑣事所纏，幾無一日 閑空，天氣又熱，真是不勝其苦。最近因為要搬家，忽然發現文化大革命前寫的一篇舊稿。這篇東西曾經曹禺同志看過，他并說了一些客氣話。后來因為在系里討論時，許多同志對這篇文章有意見（實際上他們就是站在我文章中所說的第二種觀點的立場之上的），那時整個社會的學術氣氛也不對，因此我就把它丟在一旁了。現在翻出來看看，自己覺得對周萍這一形象的思想意義的分析，似乎多少還是有一些參考價值的。也許這就是所謂“敝帚自珍”的心理吧。今特重抄一遍寄上，請《文學評論》編輯部審處，如不能用，棄之可也。

此致敬禮。

錢谷融8.14.請代向彭韻倩同志問好。

通信處：上海金沙江路師大二村一號

除了這封信，還有《應該怎樣評價周萍？ ——〈雷雨〉人物談之三》 的審稿單。審稿單顯示，收稿日期是1978年8月16日。由此可知，錢谷融給陳駿濤這封信的寫作時間是1978年8月14日。

錢谷融后來的回憶和他在書信中的說法是吻合的。1980年7月 16日他在《〈雷雨〉人物談》的《后記》中提到：“談周萍的那一篇，本來也是一九六二年就寫好的，當時還曾寄給曹禺同志看過。后來因故一直擱下了，直到去年才在《文藝論叢》上刊出”，“其所以擱下，是因為我寫成后，按例交了一份給教研組。經教研組討論，又被認定是宣揚資產階級的人性論，受到嚴厲的批判”。

審稿單上有陳駿濤的審稿意見。陳駿濤1978年8月16日收到錢谷融的這篇文章后，9月5日寫下審稿意見：

文化革命前，作者曾經在《文學評論》上發表過兩篇《雷雨人物談》，是評周樸園和繁漪的，以分析得細和開掘得深而見長。當然，也有一些非議，非議的意見來自兩方面：一方面來自喜歡給作品和人物貼階級標簽的人，他們寧肯簡單地把人物劃歸某一階級，而不愿對他們作較細致深入的分析，因此當然對錢谷融的文章不買賬；另一方面是來自確實看出錢文中的疏漏和不周全的地方的人，在肯定錢文的基本正確的方面之外，提出了一些意見。我記得《文學評論》上發表過來自后一方面的兩篇商榷文章。

這一篇是談周萍的。作者的基本觀點是：不要簡單化地分析周萍這個人物，既不能不適當地原諒他和同情他，也不能把他臭罵一頓了事，而要進一步去探索這個人物性格形成的社會根源，發掘這一形象的深刻的典型意義。作者認為周萍是被作為屈從于當時的統治勢力，因而變得精神卑下，意志薄弱，矛盾重重的人物來處理的。文章仍以分析得細和開掘得深見長。在目前國內的報刊上，還很少看到這樣深入細致地分析作品人物的文章。而《雷雨》又是一部名著，也是一個比較復雜的文學現象。我以為如能在本刊發表一下，以為提倡，是有好處的。當然，肯定會有不同的意見，那也沒有什么關系。

請王信同志再看看。

10月9日，陳駿濤的審稿意見是：

根據作者意見，此文已轉請《文藝論叢》審處。

陳駿濤在《關于文藝批評的隨想》（《當代文壇》1984年第1期）中說：“錢谷融以一篇文章《論“文學是人學”》惹禍，但他根據大量的文藝現象所概括出的一個精辟的見解（‘文學是人學’，這個論斷在錢谷融的文章里，其實已經成為他自己的見解，不過他借用了高爾基話作為由頭罷了），卻深入人心，至今仍為許多文章所引用。他運用‘文學是人學’的見解分析《雷雨》中的人物形象，在現當代文學研究中可以說是獨步的，開了風氣之先。”錢谷融不單寫出了《論“文學是人學”》，更用《〈雷雨〉人物談》踐行了“文學是人學”這一學術命題，他把“文學是人學”這一觀念貫穿到了他的文學批評之中，他用人學思想“談”活了《雷雨》中的人物。

錢谷融為《雷雨》中的周樸園、蘩漪、周萍、周沖、侍萍、四鳳、魯大海、魯貴8個人物分別寫了評論。《文學評論》1962年第1期發表了《〈雷雨〉人物談》，錢谷融分析了周樸園、蘩漪。錢谷融寫的這些“人物談”，的確“以分析得細和開掘得深而見長”，他“尊重劇中的每一個人的個性生命，能夠結合具體的藝術環境、氣氛和沖突，從人物的口吻、聲氣、態度和細微的行為動作中捕捉和揭示人物的內心活動”，他能與曹禺所塑造的這些人物之間“形成一種如見肺腑、如共痛癢那樣的相知相親的關系”，因此他無論是分析周樸園還是蘩漪，“文字是那么靈動，那么鮮活”。

《文學評論》1962年第1期刊出《〈雷雨〉人物談》后，后來又刊發了兩篇回應文章：1962年第6期刊出了胡炳光的《讀〈雷雨〉人物談——和錢谷融同志商榷》，1963年第3期刊出了王永敬的《讀〈雷雨〉人物談后的異議——與錢谷融同志商榷》。

《文學評論》發表的胡炳光、王永敬的這兩篇文章，的確如陳駿濤所言，都是“在肯定錢文的基本正確的方面之外，提出了一些意見”。胡炳光說：“貴刊今年第一期錢谷融同志的《〈雷雨〉人物談》，對周樸園、蘩漪的形象，作了細致的分析，對我在現代文學史的教學工作中，向同學們介紹曹禺的戲劇創作，有相當參考價值，豐富了講課內容。但在細讀這篇文章之后，又發現一個問題，覺得有必要提出來和作者商榷……以上意見，愿提出和作者商榷，和讀者討論。”王永敬說：“貴刊一九六二年第一期發表的錢谷融同志《〈雷雨〉人物談》一文，我覺得有些不妥當的看法……這些意見權當與錢谷融同志商榷，如有不當之處，請他本人以及編者、讀者指正。”針對王永敬等人的異議，錢谷融說：“我對周樸園形象的分析，可能有許多欠妥的地方，但從我主觀上來說，是想力求能夠做到比較深入細致地揭露周樸園的偽善本質的。也可能由于自己的能力太差，事實上未能做到。但我的意圖應該還是清楚的、不難理解的；如果連我的這樣的意圖也遭到誤解，那我是深感遺憾的。”

錢谷融1980年7月16日在《〈雷雨〉人物談》的《后記》中提到：“盡管我認為對周樸園偽善本質的揭露還是比較深入的，文章發表后，仍有二人聯名在《文匯報》上發表《周樸園的深情繾綣》一文指責我美化周樸園、同情資產階級的人性論思想。我只有感到遺憾。”《文學評論》發表的胡炳光、王永敬的兩篇文章都是商榷文章，而《上海文學》1963年第8期發表的《周樸園的“深情繾綣”——評錢谷融的〈雷雨人物談〉》卻脫離了嚴肅的學術批評的軌道，稱錢谷融的這種觀點“是用個性的復雜性抹煞了人的階級性”，是“借周樸園的形象宣揚了資產階級的‘人性論’”。錢谷融對周樸園和蘩漪這兩個人物的精彩分析，其可貴之處就在于他是在“極左路線猖獗的年代里”，“努力分析人物的復雜心理活動，以抗衡庸俗階級論對美好人性、人情的粗暴踐踏”（陳思和）。

從審稿意見來看，陳駿濤對錢 谷融《應該怎樣評價周萍？ ——〈雷雨〉人物談之三》 這篇文章是認可的，他應該是同意《文學評論》刊發這篇論文的。不知為何，錢谷融最終放棄了在《文學評論》發表這篇文章，而是選擇了在《文藝論叢》刊發。《應該怎樣評價周萍？ ——〈雷雨〉人物談之三》 被改題為《“哦，你是你父親的兒子”——談〈雷雨〉中的周萍》，刊于上海文藝出版社1979年9月《文藝論叢》第7輯，后來收入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年10月出版的《〈雷雨〉人物談》時，又改題為《“哦，你是你父親的兒子”——談周萍》。

在錢谷融看來，“對待周萍這樣的人物，常常容易出現兩種簡單化的態度”：一種是“眼光只停留在一些表面的現象上，對他的所謂‘真誠’，所謂‘不得已的苦衷’，表現出過分的輕信，因而不適當地原諒他，同情他”；一種是“從他的思想本質出發，對他深惡而痛絕之，認為他的所言所行，無一不是可鄙而可恨的，因此把他臭罵一頓了事，而不去進一步探索這個人物的性格形成的社會根源，發掘這一形象的深刻的典型意義”。錢谷融對這兩種簡單化的態度進行了細致的剖析，在他看來，周萍這個形象是很復雜的，“周萍是被作為一個由于屈從于當時的統治勢力，由于竭力想效忠于這個統治勢力，因而變得精神卑下，意志薄弱，無法解開他面對的重重矛盾，終于只能既損害了別人，也葬送了自己這樣一個形象來處理的”。

錢谷融在華東師范大學函授部1959年6月內部印刷的《中國現代文學講義》（初稿）下冊中提到：“本來還應該談談其他幾個人物，但他們都比較容易理解。周萍的性格雖不大好把握，但懂得了周樸園，要懂周萍也就不難，而且我們在下面談到別的問題時，還可能會提供一些理解周萍的線索，所以這里也從略了。”錢谷融關于周萍的文章，文末注明“1961年7月”，如果從這個時間算起，這篇文章從寫成到發表，中間經歷了18年又2個月。

錢谷融關于周萍的論文沒有在《文學評論》刊出，不過《文學評論》1979年第6期又刊出了《〈雷雨〉人物談——四鳳、魯大海、魯貴》。《文學評論》兩次刊出錢谷融的總題為《〈雷雨〉人物談》的文章：第1次是談周樸園、蘩漪；第2次是談四鳳、魯大海、魯貴。8個人物，其中5個人物的分析，都是在《文學評論》刊發的。由此可見，《文學評論》還是很看重錢谷融分析《雷雨》人物的這些文章的。此外，《“夏天里的一個春夢——談〈雷雨〉中的周沖》，刊于《文藝紅旗》1962年第8期。《“不公平的命指使我來的！”——談〈雷雨〉中的侍萍》，刊于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年1月出版的《文藝論叢》第9輯。經由《文學評論》《文藝論叢》等學術刊物的刊載，錢谷融分析《雷雨》人物的論文，獲得了廣泛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