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來，人們戲稱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為“郭老曹”劇院，“郭”是郭沫若，“老”是老舍，“曹”是曹禺。三位都是劇作大家，他們的作品如《蔡文姬》《茶館》《雷雨》《日出》《北京人》等，在人藝劇場長演不衰，成了經典，又蜚聲歐美。每當人們談及作家的個人風格，談及劇院的演劇學派，無不慨然感喟那多難而瑰麗的年代，那多才而獨特的群體，那卓爾不群、富有生命力的藝術。那么，作家與劇院究竟是什么關系？北京人藝建院70年來，專家學者的崇論閎議數以千計。或說“珊瑚玉樹”“交相輝映”，或說“強強組合”“相得益彰”，或用老詞，“名馬雕鞍”，或用今詞，“標配”。

我是上世紀80年代到的北京人藝，劇院似乎過了如日中天的鼎盛時期，但猶然綺霞滿天，深感余暉尚在。那時，管創作的是第一副院長于是之，他沒有給我派任務，只在閑聊時淡淡地說了句“卡殼時不妨一起聊聊，或許對你有所幫助”，謙恭而溫良。我知道他私下里不喜歡劇作者“指哪打哪”。我醞釀了幾十年的《李白》正在構思，我自覺地加快進度。半年后，我帶著初稿，敲開他的辦公室，他一愣怔：“李白？我來！”我忽然抖一機靈：“就是為你寫的。”劇中的李白正處暮年，他想演，那是再好不過！事后反思，我這不是在拍馬嗎？轉而一想，改過就是，君子當能曲諒。還是努力改好本子吧，這才是正途。

又過了一段時間，我在劇院走廊遇見他，他說：“中午別走了，到我那兒吃頓工作餐。”我猜他想“聊聊”了。到他屋，見蘇民導演已經落座沙發上，正開啤酒瓶呢。眼前的工作餐讓我想起老蘇說過：“院長、書記干什么的？兩個事，一是車夫，派車去接藝術家，一是廚子，讓食堂多炒倆菜犒勞。”這話最初似乎是曹禺或者趙起揚說的。老蘇樂呵呵地開口，說：“我看過《李白》的本子了，好，寫得好。”我估計老于多半已經請老蘇排戲了。老于喝了一口啤酒，掏出一疊筆記，寫了十多頁。聽他娓娓道來，大處論及恩格斯致明娜·考茨基的信、莎士比亞的悲劇、迪倫馬特的《羅慕路斯大帝》，細處又談及“造了境，未發揮”，要“顧與注”，談及鋪墊、映照、烘托，乃至臺詞的斟酌和推敲，“無動作空言刪去”，“要細節”，“句子太工，似不足以寫出感情的跌宕”，還有風格的雅俗與文野。我心里想：“真是服了，老于！難怪你不僅戲演得好，還能寫出感人至深的散文。”

這樣的“聊聊”歷經幾番，我也不記得了，只覺得那段時間我很勤奮，夜以繼日，仿佛又成了教室里的學子，不做完功課不睡覺，那緣于老于無聲的身教與催促。創作室的同行王志安告訴我，有一回他跟老于到郊區開會，無意拉開抽屜，發現老于帶去的全是有關李白的書，他很納悶，后來排戲，才恍然大悟。志安感慨地說：“我們編劇遇著這樣的領導是我們的大幸！”我也說，當年“三巨頭”（人藝人對院長曹禺、書記趙起揚、總導演焦菊隱三人之雅稱）探討建院方針，要把人藝建成學者型的劇院，極有遠見卓識。

有一次“聊聊”，說到倒二那場戲，老于有些皺眉頭：“我有個想法，未想透，有些難為作家了。”老蘇與老于年齒相近，同志加朋友，便說：“你就都倒出來吧，啟宏也不是那種經不起提意見的人。”老于這才慢吞吞地說：“我琢磨李白與杜甫不同，與王維、高適也不同，應該有他獨特的東西。”“什么不同？”“比如說，空靈。哎，沒想好，只是直覺。”“能不能具體點？”“我說嘛，難為作家了！”我表示，回去再做幾天功課。我似乎讀懂了老于，但又茫昧著。當我讀到郭沫若先生的《李白與杜甫》，其中談到李白與妻子宗氏夫人分手，是一種“情投意合”的訣別，忽然眼前一亮，我贊同郭老的見解，李白向有天馬行空的突兀，其跳躍式的思維不也是詩家的空靈嗎？轉而又想，空靈近乎詩，而遠于戲，戲必須具有矛盾、沖突、高潮、突轉、期待、發現等各種戲劇性場面。哪里有魚與熊掌兼得的妙方？我反復研究李白的獨特，并及于宗氏的獨特。后來，看了一再修改的稿本，又討論了幾個輪次，老于表示：“也只能這么寫了，我收回原先的意見。”我習劇幾十年，第一次聽見管創作的“頂頭上司”收回意見。我很感動，感動得心在流淚，這就是北京人藝！

于是之經常說，人藝的劇本不是領導“抓”出來的，是作家寫出來的：“要尊重他們的勞動。要敢于承認自己不如作者，至少在他所寫的題材上，你不如他們懂得的多。”他鼓勵創新，說：“創作，是創造性的工作。這就決定了他們總不能太‘安分’，總要探索點兒新東西。既是探索，就會有成有敗，有得有失，有對有錯。”他嚴格要求自己，認為一個劇本不看三遍以上是沒有發言權的。“鉛筆改稿，定稿別看。”“你改得好，人家定稿時自然吸收；不好，人家就用橡皮把尊駕的字句擦掉。你不再看了，與人方便，他有取舍的自由。”如是種種。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因此，在人藝，于是之營造了一個良好的創作生態環境。

于是之總結了三條。“第一，不命題作文。編劇們進入創作的過程各不相同，有人愿意談談提綱，聽聽意見，有人不愿意過早公諸世人。情緒十分脆弱，也許一句否定的意見會毀掉一部經營多年的作品，‘彩云易散琉璃脆’。面對這樣的作者，我不催促，靜候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第二，不當教師爺。但凡舞文弄墨的人無不接受‘文不厭改’的道理，劇本的修改是絕對的，是否定之否定。但如果提什么改什么，叫怎么改就怎么改，指哪打哪，是搞不出好作品的。”“要跟作者交朋友，要使作者寫得得意了或者碰到困難卡了殼了，都愿意找你聊聊，沒什么拘束。”“第三，尊重劇作家。我們講求以人為本，對待創作同樣要以人為本。”他說過一句讓劇作家為之振奮的話：“請觀眾允許我代表他們感謝這些用筆支撐著劇院的人們。”

在北京人藝，首演結束后，編導通常會被邀請上臺謝幕，也許是人藝首創，這是尊重創作者的表現。所以，在人藝，戲劇就是有這樣的魅力，讓我們寫戲成癮。演出落幕，觀眾紛紛起立鼓掌——當此際，掌聲和褒獎混響，金錢與權勢黯然，我總會為之動容。這不僅僅是對創作者勞動最好的回報，也洋溢著一種戲劇藝術特有的崇高。我愿為這份崇高而獻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