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20年初直至當下，持續的疫情，催生出眾多博物館線上活動，云游博物館一度成為熱點，顯示了博物館數字化的巨大潛力。然而，數字化技術對于博物館而言，遠不止于特殊情況下的應急之舉。它不僅是疫情期間重建人們與博物館連接的重要方式，也應是未來延展博物館力量的重要支撐。

把巴黎圣母院“存進硬盤”：數字化之于文物的保護與保存

兩個極端的事例是同樣在大火中嚴重損毀的巴黎圣母院和巴西國家博物館。前者數年前通過激光掃描技術精確記錄下了建筑全貌，超過10億的數據點可以最大程度還原大教堂面貌，誤差只有約5毫米；后者則只剩下大火吞噬后的殘垣斷壁和少量耐高溫文物。兩相比較，“存進硬盤里”的巴黎圣母院至少給了公眾以希望，即便不能原樣修復，也給后人留存了在虛擬空間中一睹這座美麗建筑的可能。

數字化可以避免文物及藝術品在遭遇不可預估的災難時完全覆滅的厄運，同時也是目前來說解決文物不可逆轉的衰亡歷程的最終手段。比如在國內較早利用數字化進行文物數據采集的敦煌石窟，目前已經完成數字化采集的洞窟累計達200多個，對于敦煌壁畫逐年出現的褪色、顆粒化、剝落等不可逆轉的現象，數字化采集就是一場與時間的賽跑，是一項可以傳之后世、功在千秋的文化業績。

此外，數字化技術還可廣泛用于文物的診斷、分析、處理和評價系統，對受損文物可以提供周全的修復預案，模擬修復環節，提高修復的概率；對文物的出入庫、運輸、展覽等交流、展示流程進行實時監控，文物安全將大大提高。隨著5G網絡、智能感知、無損檢測、三維建模等技術的不斷進步，文物的智慧化保護體系將逐步完善。

“數字敦煌”打包千年石窟：數字化之于教育公平與知識共享

教育公平被視為實現社會公平的最偉大工具，獲取知識的平等權益也被視為實現社會正義的基礎。博物館作為傳承文明、匯聚知識的殿堂，同時肩負著面向所有公眾開放的教育職責。但囿于地域以及不同人群觀念的差異，傳統博物館面向公眾的均等義務，只能是一種理想化狀態。博物館的數字化建設，則賦予了這一理想以現實的可行性。

利用互聯網，開放數字化資源，博物館觸及公眾的廣度和深度，相比傳統類型的公益教培活動，有著明顯的優勢。至少在網絡世界中，公眾獲取知識、分享藝術的平等權益有望實現。一些知名博物館更是先行一步。比如，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突破內容索取阻礙，向全球開放其數字館藏資源，商業非商業皆可免費使用，甚至無需博物館方許可；敦煌研究院將其已經完成數據采集的洞窟投放網絡，即便萬里之遙，人們也可以拖動鼠標，通過“數字敦煌”，一探那千年石窟的幽邃與輝煌……不少博物館還與社交平臺、知識共享組織合作，通過網絡擴大受眾，下沉社區、支持教育、鼓勵延伸創造。曾經高高在上的文化藝術殿堂，成為全球數億萬人的百科全書，展示了博物館在進入數字化時代后，可以達到的影響力——這是對博物館、美術館等公共文化藝術機構功能和價值的重塑和再造。

萬物皆可“戴珍珠耳環”：數字化之于文化普及的方法模式

很多人都對此前風靡網絡的名畫模仿秀記憶猶新。這場由荷蘭網友發起、得到多個博物館參與推動的模仿游戲最終席卷全球，將隱身網絡的蕓蕓大眾和深居殿堂的經典名畫連接了起來，舉重若輕地消弭了大眾與藝術之間的隔閡，消解了不同人群在知識、趣味上的巨大差異。借助數字手段，人們在模仿和互相品鑒中走進藝術，被模仿的除了《蒙娜麗莎》《戴珍珠耳環的少女》這樣的人物畫，還有《現代羅馬-凡西諾廣場》這樣的城市風光畫作。一個小小的創意，超越了很多刻意而為的文化藝術普及活動，顯示了數字網絡世界的巨大威力。

一直以來，博物館的文化普及活動多少面臨事倍功半的尷尬，展覽、導賞、講座、操作體驗……這些國內博物館最常采用的形式，在各類資金的扶持下，以免費、公益相號召，有的甚至提供“配送上門”的服務。然而，即便熱情如斯，組織者們卻不難發現，參與者們往往都是固定的那一波：熱衷兒童教育的家庭、本就愛好文博的群體，種種煞費苦心的普及推廣活動實際難以突破公眾固有的文化圈層。

名畫模仿秀之所以能夠輕易滲透那看似堅不可摧的圈層壁壘，除了得益于網絡熱度指數級增長的特點，更得益于數字化傳播徹底改變了文化普及的傳統模式，從單向度的、靜態的、被動的教與學，到主動的、個性化的、不受拘束的自主參與。當萬物皆可“戴珍珠耳環”，網絡的隱匿性極大地激發了參與者的潛能：模仿、戲擬、解構、嘲弄、再造，各種形式，不拘一格；同時，網絡又給予了所有參與者以展示的平臺；這里不存在宣講、教育、傳授，而只有參與、展示和玩樂；在游戲中藝術的訊息得到傳遞，在嬉戲中，普通人參與藝術的熱情得到激發。這正是網絡數字化傳播的威力，不著痕跡，水到渠成，不期然而然。

當然，所有這一切基于那個恰好能引爆網絡熱度的想法，這對還局限于傳統教培普及思路的組織者們是一個巨大的挑戰。但我們可以想象，博物館一旦適應并能嫻熟駕馭數字化的傳播模式，博物館所承載的文明將生發出多么豐富和燦爛的可能。

（作者為上海藝術研究中心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