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劇最擅長表達山東人的鮮活性格、悲喜向往，在當下波瀾壯闊的現實生活面前，肩負起書寫具有時代性變化的歷史宏圖，使劇種風格特質與內容厚重相互承托，呂劇同樣大可作為。呂劇《一號村臺》聚焦的題材非常當下，因在開掘事件歷史變革深遠意義的背后，能夠準確展現出濃濃的人民情懷和崇高的使命初心，塑造的人物形象寫出了內心愿望與美好生活追尋過程中的樸實鮮活，發揚了劇種和表演的形象展示力，因此讓觀眾看得進、品得深、記得住。

劇中核心事件選擇設計極有戲劇懸念和藝術表現空間。灘區遷建體現了政府對人民群眾的深切關愛，但離家背土一旦成為百姓的必然選擇，又絕對會引發出許許多多意想不到的恩怨曲折，必是普通鄉民割離故土實實在在的糾結牽惹。劇作者高明在既尊重了真實故事的現實意義的開掘精準，但沒有概念化、套路化地簡單圖解生活事件。作者極大調動起自身鄉情積淀和人物形象積累的雙重優勢，在此基礎上構建了符合戲劇表現規律的生動情節。特別是以具有鮮明色彩和代表性的人物群組，將一樁歷史意義巨大的惠民好事推進中的真實艱難表現得淋漓盡致。在這樣藝術和生活均濃郁引人的基礎上，《一號村臺》謳歌的灘區遷建的歷史承擔性和其代表的為民宗旨追求就更加真實感人，歌頌的遷建干部奉獻情懷、村民獲益接受過程同樣真實可信。這極大避免了故事簡單化、概念化，在同類題材創作中顯現出創造者的思想高度和藝術功力。

主人公梁滿倉是這個戲最重要的看點和呈現主體。首先不似一些戲中往往要突出的外來“救世主”，滿倉作為灘區兒女，災難是深印在心靈深處的創傷，黃河的泛濫與家園的災難，對于他來說改變并追求美好生活是由衷發自心底的夢想。正是有這樣的藝術設置前提，當政府提出建立村臺、遷建家園的歷史擘畫之際，豈止是體現了滿倉的內心向往，他又怎能不義無反顧為之而奮斗呢？這一切精準奠定了滿倉在劇中承擔事件推進主體的合理定位，也就確定了《一號村臺》這樣一個政策性很強的戲劇題材，能水到渠成講述得不違背真實、不流于圖解而有藝術表達的真切和生動。可以說，滿倉這一人物的設置和設計是激活整個戲的重要亮點。

《一號村臺》人物關系鉤織也同樣顯現了寫作功力，既有情感和戲劇性的精當設置，又能夠較充分呈現性格色彩和事件典型性的群組結構，重要的是，這一切都建立在灘區人內心所思所想的精神特質上。梁家的故事作為戲劇發展的推進主體作用是明顯的：為灘區苦難出走的滿囤，思念兒女臨終難安的父母，包括失聯30年又在灘區遷建中捧亡妻骨灰歸鄉的游子，都高度代表了灘區具體家族的共同命運縮影。圍繞著梁家這個主線，因父親工傷得不到救助怨恨家鄉，內心生出“禹王臺，我恨你”離鄉的趙海泉，快人快語的滿倉媳婦錢桂榮，為追求愛情受灘區苦難名聲連累的一對青年男女站穩、樹枝兒，包括對黃河灘苦難頗有滄桑感悟的禹王廟看廟老者徐敬軒，每一個人物都散發出鮮明的個性，都具有灘區人的生活和情感色彩，共同組合出完整的戲劇效果。可見，人物關系的設置和人物形象的鮮活，因為煥發出真實情感和鮮明性格的藝術呈現，使《一號村臺》的題材價值和時代性很大程度避免了干澀與概念，這是該劇的一大成功。

情感的真實與藝術表達的鮮活體現在情節和細節中，通過唱念細膩精準的表達，自然會讓觀眾很好地體會黃河人、劇中人，并走入他們的情感世界，處于矛盾焦點的滿倉在這方面特別突出。他受命突然而艱巨，推進步履艱難。他面臨的困難，在劇中設計得非常細密有致，情感纏繞情節，精神伴隨行動。“夢想成真有機遇”的起步，“忘掉自我想大眾”的要求，“一事牽動萬頭緒”的困難，“說了不算，黃河來辦”的決絕，“是黨員，是干部，委曲求全多幫扶”的誠懇，“登門求告趙海泉”的襟懷，特別是遷建完成，滿倉告慰爹娘，在眾人夸贊下，發自心底唱出的“共產黨，自古第一家”的感恩和欣慰。在劇中，這種心聲的精準提煉，藝術化、真實化地通過劇中人謳歌出遷建的歷史貢獻，體現了共產黨人為民奉獻的精神追求，當然更多是展現了普通人對共同走向美好生活的熱情向往，也逐步完成了事件和人物的講述，把題材蘊含的時代意義和亙古壯舉充分而形象地呈現出來。

《一號村臺》的藝術表現也是很完整的。演員樸實、真實，呂劇歌唱韻味濃郁，人物塑造追求自覺，雖是當下的熱點題材，但表現效果的舞臺創造力與藝術感染力釋放極為充分。李利宏的導演創造，采用了質樸的舞臺格調，注重在人物的內心情感戲劇性外化上追求感人、真實效果。導演對梁滿倉形象塑造的完整度很強，刻畫可謂煞費苦心，精致淋漓。比如他和楊書記的承擔責任“百姓唾沫你挨，黨紀國法我頂”，語言提煉和處理擲地有聲。錢桂榮是劇中展開得最充分的女性，在性格鮮明的基礎上，導演以“他活得苦來他活得累”一段，把妻子對丈夫的理解和柔情展放充分，令人感動，讓人信服。最后“炒米湯”喝醒兄弟的處理，雖有傳奇性的解決方式，但因為親情與故情的夸張渲染，令人欣慰而發出會心笑聲。

當然，作為新作《一號村臺》在藝術上還面臨著不斷打磨、精益求精的課題，假以時日，定會更加圓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