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新時代”來命名當下的文學時代，情形有點類似40多年前改革開放初始的新時期。一個特定的政治概念同時賦予了一個時代的文學命名，而且最終極有可能，或事實上已經成為一個文學史的定名。因此，兩者在這一點上幾乎完全一樣：既是一種特定的政治指稱，也是一個可以客觀中立使用的文學史特定階段的名稱。這種命名方式一方面強調了這個時代文學的特定意識形態標識，同時也彰顯了文學論域的廣闊性和開放性。我們可以在一個時代最為宏闊的視野中考察、談論這個時代的文學。在此意義上，新時代的文學批評大有所為。

從歷史脈絡上看，新時代的近源應當上溯至世紀之交,以至關聯到20世紀90年代。世紀之交的文學生態正在從新時期經由90年代而發生著一個歷史性的變局，其突出特征在幾個宏觀方面表現得尤為明顯。一是文學觀念的再度巨變，主要是商品經濟和商業意識形態的沖擊重構了新時期文學的基本觀念，與之相應的是文學整體地位的某種邊緣化；二是文學構成的宏觀結構出現了內部分化和整體性調整，主流性的文學力量被消解；三是文學發表和出版的媒介、機構的作用及影響力越來越大，改變了文學生產的傳播動能和價值鏈，作家作品的主導地位被顛覆了；四是互聯網寫作的全面崛起，網絡文學范疇的內涵和外延至今未能達成共識，但已經造成了巨大的社會性影響，其經濟、社會、文化勢力遠超傳統紙媒文學；五是文學形式、文學文體開始了全面的跨界、破界、無界的“自我革命”，從技術表征上產生了當代文學的新問題，觸發了文學批評和意義闡釋的革命。以上種種現狀生成了一個時代性的終極之問：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的中國文學是否能夠以及如何建構這個時代的主流價值觀？當下進行中的新時代文學就正面臨、探討和回應著這個終極之問。

概括以上，就文學批評而言，不妨更明確地說：如何重建文學的主體價值地位，既是新時代文學批評必須回應的現實問題，也是新時代文學批評的基本理論問題。探索和回答這一問題的基本思考方向，我認為至少不能回避這樣兩種正在發生變化著的現實狀況：一是如何把握網絡技術的趨勢及其對文學流變和文學觀念的深刻影響，合理辨析新時代文學流變的現實新生態，這種文學新生態也就是新時代文學問題的生成土壤。二是如何認識文學的功能、意義和價值的超越性，在回應現實的功利取向的同時，彰顯文學對于文明進步價值觀的想象和憧憬。簡言之，前者體現的是對新時代文學面貌的客觀認知，后者主要傾向于強調文學的精神性訴求。

世紀之交以來，網絡技術或數字技術的發展在兩個方面考驗甚至顛覆了我們的傳統認知，一是技術因素成為現狀不確定性的引信，傳統秩序和權威力量在很大程度上遭遇的是技術革命的挑戰甚至瓦解。一種由個案漸成普遍的現象已經成為常態，即網絡技術的發展正在不斷地倒逼傳統治理方式的轉變，包括社會治理方式和意識形態的有效實施。沿用政治上的說法，就是如何把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重視治理效能不僅是新時代的政治或執政要求，也是網絡技術時代的社會要求。這就是我們常說的，網絡技術改變了社會，并且形成了網絡時代，技術由此成為一個時代最大的政治力量，蓄勢著一個社會最大的潛在動能，具有難以預判、充滿著不確定性的走向。二是與這種技術—政治的權力關系相應，在文學或寫作領域，網絡文學、網絡寫作已經取代了傳統紙媒文學的社會影響力和地位，舊有的文學秩序也被瓦解了。我們不妨從個案管窺全貌，即便是余華（《活著》《文城》）、麥家（《人生海海》）等作家作品百萬以上的銷量，也只是紙媒傳播的極少數個案，而無法與網絡文學傳播市場一較高下。這就促使文學批評需要在理論層面上進行兩重可能是相互對立的思考：一是經由紙媒和網絡的整合（文學批評），達到調節、融會、重建文學觀的目標（文學理論），免于傳統文學觀對于網絡文學的失效。二是反其道而行，充分意識到網絡文學與傳統紙媒文學的諸多異質性甚至不可調和性，從形式到內容進一步明確、區分出兩者的分屬領域，進而形成各自相對獨立、有區分度的基本觀念，從此分道揚鑣、各謀前路。據我的觀察，迄今為止的文學理論界，重心工作還在前者，并因此產生了對于兩者關系和彼此利益的患得患失的瞻前顧后。但我以為或許更應該在后者著力——網絡文學、網絡寫作應該是不同于紙媒傳統方式的一種新質的語言生產方式，其產品不再屬于傳統紙媒建立的經典文學譜系。我們需要為網絡文學（姑且沿用此命名，或用網絡寫作代稱）另建基本范疇和研究方法。如此不僅解除了紙媒和網絡的尷尬，不必再有彼此的身份曖昧和牽扯，而且有助于社會文化產品的全生產鏈和供應鏈的建設和完善，提升社會公共利益的分享和共享水平。由此，在思想觀念上，我認為應該強化對于作為社會生產力水平標志的網絡技術的文明內涵的宏觀理論判斷。這是我十幾年來一直持有、也發表過的觀點：網絡技術已經超越了工具層面，并以其所標志的社會生產力水平將人類社會帶入了一個新的文明階段。所謂網絡時代的真實含義是在其文明內涵，并不在個別領域的技術顛覆和方式更新；全面的顛覆和更新其實就是文明水平性質意義上的跨級質變提升，這是性質的不同，而非程度的差異。因此，在網絡寫作的觀念認知和實際研究中，我們在理論上和事實上都不應該、也不允許繼續沿用紙媒文學的原理，網絡文學是新文明時代的文化生產現象。新時代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所面對和需要解決的問題，應該是如何建立網絡文學的基本范疇、理論體系和價值觀，使之從傳統紙媒文學中獲得解放，獲得獨立的主體地位。如果這一使命不能完成，那就很令人遺憾，因為在消極意義上，幾乎可以斷言，傳統紙媒文學和網絡文學是不可能整合融會在共同的文學價值觀范疇中的，兩者在幾乎所有的方面都具有排斥對方的異質性，無法對立統一。

對于網絡文學特征的認識、判斷和定位，關聯、標志著對新時代文學面貌的認知向度，既涉及客觀性依據，也訴諸主觀傾向；既發生在文學領域內部，也溢出了傳統文學圈——當初“80后”寫作者在成名后仍被稱為寫手而非作家，網文作者現在也同樣不被承認為“經典”作家，雖然他們是文學問題發生的直接根源，這個悖論也許還需要一定的時間和實踐才能消解。技術性的討論或許顯得相對寬松和自由，但對文學的精神層面上的價值取向問題，多數人會產生尖銳的分歧，需要對之作出更為基本的思考。

從近年的普遍經驗來看，不論是對于科學技術還是人文社科領域的研究和創造，面向和解決現實問題、回應和滿足現實需求，是新時代所引導和強調的一個主要標準。這就像是文學主張現實主義一樣，新時代的“二為”方向和人民性要求等，都是一個時代的主流表述，本身的政治合理性和權威性無可置疑。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可以狹隘地理解或限制現實需求的寬廣范疇。尤其是人文和文學價值的創造，除了回應和滿足基本的現實需求外，還須在更為廣闊的精神層面上體現創新價值，這在大概率上會是一種想象性的、甚至混沌的感性形式的價值呈現，不僅本身具有不確定性，而且往往并不為現實條件所限，具有前瞻性。這是文學和人文價值創造中的一種普遍現象。因此，有些現狀或基本面的現象應該警醒和促使我們思考與之相關的價值觀立場問題。

在宏觀層面上，對于中國文學在建立和維護文明價值觀上的重要性的認識仍有待提高，這其實是中國文學的價值形象塑造問題。建立和維護文明價值觀的重要性，需要一定的深度和廣度思考。我們所說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概念、理論和實踐是建立在全人類共同價值觀基礎上的，沒有價值觀認同就無法建立共同體。新時代中國的世界影響力既表現在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文明發展理念，同時也表現在共同價值觀構建上的積極作為，其中包括了我們通常所說的中國文化、中國經驗、中國道路對于世界文明進步發展的貢獻。因此，中國文學的價值觀立場、姿態、取向等，都有一個自覺訴諸世界的形象塑造問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基礎，核心就在一個“同”字，即最大可能求得人類世界的共同利益，以之形成共同價值觀，聯結起彼此的共同命運。民族利益本位當是必須的，但人類命運共同體和文明共同價值觀的要義和精髓是在一個民族對于人類文明的獨特貢獻；也可以說，民族利益的偉大性在于能夠突破民族自我的局限，而對人類社會有所貢獻，這是新時代中國正在為人類社會的繁榮發展和文明進步所做的實踐，同樣應該成為新時代中國文學的價值訴求基礎。

以往談到中國傳統文化的特征時，但凡涉及中外關系、主流文化和邊緣或外來文化的關系，都會強調中國文化的同化力量。某種程度上說，同化的力量也就是包容的能力，是自我開放的自信，是突破原來自我范疇的一種重建和重構。同化不是單向地把自我強加在異質或外來文化之上，剝奪異質或外來文化的特性，而是將異質或外來文化容納進自我文化的機體和邏輯之中，從而擴張自我文化的內涵和邊界，使自我文化獲得更加充沛的發展生命力，這是中國文化傳統機制的精髓。一旦這種機制喪失了活力，就意味著文化發展生命力的萎縮，這是近現代以來中國歷史發展的經驗教訓多次證明了的規律。因此，包容、同化、新創的文化機制實際上就是民族文化生命力的測試器，也是新時代中國文化自信淵源有自的品質，理所當然應該成為新時代中國文學的主流價值的塑造途徑。新時代中國文學和中國道路的最大貢獻，應該系于為世界文明進步提供共同的價值觀基礎。以往說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更高站位的理念應該是：越是獲得世界性認同的價值觀，就越是民族文化的世界貢獻及其偉大地位的證明。中國文學的世界地位或對世界文學的貢獻，與此邏輯完全一致，這正是從新時期到新時代中國文學的實踐道路、歷史經驗和現實使命。就此而言，新時代中國文學批評的未來姿態和面向，既須注重引導并提升全社會對于世界文學及其文明價值觀的認知及水平，體現有容乃大的民族胸懷和文化氣象，也亟須擴大并提升中國文學的域外傳播及闡釋能力，改變中外文學研究關系中幾乎歷來都由海外學者主導的態勢，這也是一種“講好中國故事”的文學責任。

網絡寫作主要是在文學技術和形態上挑明了文學價值觀重構的文學生態基礎已經形成，意味著文學史轉軌或分流殊途的時代已經開始——我一直以為這種情形有點像是白話文學初興時代。不同在于，“白話文學正宗說”幾乎剝奪了傳統文言文學的現代文學史合法身份，徹底改寫了千年文學史傳統；當代文學的新時代應該吸取歷史經驗和教訓，以更高智慧來合理闡釋紙媒和網絡的文學殊途分流問題。這不僅是中國文學的內部問題，更是為網絡時代的世界文學問題提供中國方案，其意義遠超網絡文學研究的專業范疇和領域。

同時，這在理論上也與重建文學的主體價值地位直接相關。我們需要怎樣的文學？這是一個現實問題，也是一個時代的文明發展路徑的世界文學問題。策略和技術需要有價值觀的支持，構建精神層面的文學主流價值觀體現的是中國文學的文明水平，及其對于世界文學的價值引領性，這注定了新時代中國文學的站位必須以人類文明發展的主流方向為視野。廣義上看，人類命運共同體意味著對于人類福祉的追求，這是新時代中國文學的目標，也是中國文學自身的自覺使命。文學是社會和國民的心聲，是歷史和時代的先聲，文學訴求和塑造的是一個國家的精神價值和人格形象——這都是啟蒙文學以來中國現代文學的基本觀念表達，也是中國進入現代文明社會的一種精神覺悟。新時代中國文學則為之注入了新的歷史內涵，并將之作為當代中國文學的歷史使命。

文學批評有著自身的專業范疇，但顯然絕不限于專業技術層面，對于文學價值的評判是文學批評的根本要旨。回顧歷史，新時期文學批評合力于改革開放的時代潮流，鑄就了一個時代的文學輝煌。中國文學最終完成了走向世界、融入世界的百年歷程。當此又一個百年巨變之際，我們的文學批評面臨著重鑄時代文學精神的歷史責任，首先必須作出文學批評的價值選擇和評判，這也是對我們每一個批評家的考驗，任重道遠，我們當努力不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