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中文系領導告知，人文學部推選我所在的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申報北京市優秀研究生指導團隊，材料由同事集體謀劃且仔細打磨，我的任務是在學校的會議上現場匯報。本來就是義不容辭的事，領導的囑托讓我摸不著頭腦：“中文系是弱勢群體，只好請老將出馬了。”我當過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一直以為中文系意氣風發的，什么時候成了弱勢群體？

全校13個單位參加現場評審，投票的是研究生院、教務部、社科部領導和各院系主管研究生工作的副院長/主任。據說我的演講效果極佳，很多人都被感動了，可投票的結果我們還是落選了。這也沒什么，既然是競爭，就會有輸贏。可進一步反饋回來的信息，卻讓我有點坐不住——評上的全是理科院系（數學、物理、計算機），人文及社科一個都沒有，讓人感覺怪怪的。

評的是研究生培養團隊，而從1922年北大研究所國學門成立（原定設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國學和外國文學四門，因現實條件限制，只有國學門名副其實），開啟了中國正規的研究生教育。一百年間，除特殊年代，北大人文學的教學與研究始終走在前列。1932年，研究所國學門改稱研究院文史部，1934年又演變成為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歷經抗戰中的南遷與北歸，依然是北大學術實力最為雄厚的“金字招牌”。1948年，為慶祝北大成立五十周年而舉行的各種展覽，名列第一的依然是文科研究所（談北大研究生教育，我不主張從1917年說起，參見陳平原《北大傳統：另一種闡釋──以蔡元培與研究所國學門的關系為中心》，《文史知識》1998年第5期）。什么時候起，北大原本引以為傲的文科，竟然顯得全面落伍了呢？

不能怨這回的評委偏心，而是規則變了，整個評價體系越來越不利于人文學科。為公平起見，所有學科被放置在同一個平臺上，根據各自提供的數字進行比較與裁斷。這樣一來，統計越詳細，標準越嚴苛，評委越認真，對人文學越不利。因為，一旦評估數字化，強調的必定是科研經費、英文論文以及師生合作發表（研究生培養），而這些都不是人文學的特長。

一次評審當然不說明問題，但觀察近年的中國大學，這似乎是個大趨勢。念及此，當晚我給校長寫信，沒有抱怨不公，只是談我的隱憂：“評得上評不上本來無所謂，可按照目前北大這個評價標準，人文學科會被卡死的。第一，我們不把在國外雜志發論文當宗旨；第二，我們不把經費多少當標準；第三，我們反對導師與在校博士生合作發表論文。學校必須意識到，這是人文學科的特點，也是其安身立命的根基，不能動搖。一旦照搬理工科的評價標準，路子會走歪的。這些都是原則性問題，職能部門管不了，但學校應該有所考慮。說實話，人文乃北大強項，不該淪為弱勢群體的?！?/p>

十五年前，我曾從學科文化的角度，討論當下中國巨型大學的領導者該如何駕馭全局，協調不同的學科利益：“作為一種組織文化，大學內部的復雜性，很可能超越我們原先的想象。知識分子聚集的地方，并非‘一團和氣’，很可能同樣‘問題成堆’。有政治立場的差異，有經濟利益的糾葛，有長幼有序的代溝，還有性別的、宗教的、地位的區隔，但最頑固、最隱晦、最堂而皇之的，是‘學科文化’在作怪。雙方都‘出于公心’，但就是說不到一起。不同學科的教授，對于學問之真假、好壞、大小的理解，很可能天差地別；而‘學富五車’的學者們，一旦頂起牛來，真是‘百折不回’。有時候是胸襟的問題，有時候則緣于學科文化的差異?！保ā洞髮W公信力為何下降》，2007年11月14日《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及《新華文摘》2008年第4期）

這么多學術背景/趣味不同、發展方向/途徑迥異的學科集合在一起，組成了現代的巨型大學。其中的“隔行如隔山”，幾乎是不言而喻的。不要說不同院系，即便同一個院系，也都不見得能讀懂彼此的論著——起碼我作為中文系教授，就對本系語言專業同事的大部分論文敬而遠之，缺乏評判的能力。擴大到整個大學，別說具體的學術觀點了，就連各自的學術組織與生產方式，也都很不一樣。我曾花費很大力氣，給一位醫科出身的大學校長解釋，為何人文學教授不主張（在我看來應是嚴禁）與自己指導的博士生聯名發表論文。

這就是現代巨型的綜合大學的復雜性——你以為理所當然的，換一個領域的學者，很可能覺得是天方夜譚。這就很容易明白，不同專業領域的教授們，因各自的學術尊嚴、知識盲點以及利益訴求，相互之間多少都會有些誤解、摩擦與碰撞。這個時候，單講相互體諒，或努力溝通對話，明顯不解決問題。因為餅就這么大，怎么切分，取決于你所在學科在大學里的位置。大學領導的職責，便是借學科規劃、人員配置以及經費安排，來明確/落實大學的辦學方針以及發展方向。就算沒人以權謀私，全都秉公行事，也還有個輕重緩急之分。具體到某個學科的教學科研人員，稍為敏感的，大都會有被冷落的感覺。因為，經由多年努力，能在著名大學里占據一席之地的，一般都對自己的專業特有信心。換句話說，站在院系或教授的立場，誰都覺得自己的專業特重要；但實際狀況是，并非每個專業都能得到充分發展的機遇。有時是教授水平有限或進取心不夠，有時則是大學往別的方向傾斜，你空有一腔熱血，也沒有用武之地。

這就說到了大學里的“強勢學科”與“弱勢群體”。別相信“一碗水端平”之類的說法，那做不到，也不應該。這點我很清醒。只不過在中國的綜合大學里，我以為中文系應該是主流學科。可去年春天，我的《文學如何教育》（東方出版社，2021）出版，接受專訪及演講提問中，多次被問及一個讓我很惱火的問題：文科生是否拖累了國家發展？ 原因是，此前不久，央行一篇論文稱，東南亞國家之所以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就因為文科生太多了。雖然是現場答問，來不及深思熟慮，但我當初的回應還是可以的：“央行網站上的論文并不代表央行的態度，而且，說文科生是多還是少，不是央行的責任，也不在央行的職權范圍內。網上關于這事的議論很多，我雖沒有專門研究，但說文科生多導致東南亞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這個說法肯定是聳人聽聞，不可靠的。但這個報告強調理工科教育，或者說主張辦大學應該往這個方向走，這其實是官員的普遍思路”；“論文一旦成為新聞事件，大家就開始瘋炒，很多文科生也跟著自嘲、自黑。我不在意這個說法，依舊覺得有必要站出來，大聲地說出人文學的重要性。當然，要‘恰如其分’，別把話說過頭了。否則，人家會覺得你挺好笑的，那么自戀。其實，不斷地站出來為自己的學科或職業辯護，不是自戀，而是自卑的表現”（《專訪陳平原教授：超越學科界限，表達“人間情懷”》，“學人Schol-ar”2021年6月15日）。

讓我萬萬沒想到的是，今年春天，西湖大學校長施一公也必須站出來為自己的專業設置辯護。因民間議論紛紛，說“生化環材”四大天坑西湖大學獨占其三（化學、生物科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專業），可想日后就業前景很不樂觀。我當然同意施一公的說法：“不管是在科學還是其他領域，興趣驅動是最重要的?！保ā段骱髮W多是“天坑”專業？ 校長施一公“霸氣”回應》，2022年3月27日《文匯報》）但我知道，如此辯解無法打消中國學生及家長的顧慮，因他們關心的是畢業后的薪酬，而不是什么個人興趣。說文科生“拖累國家發展”，或譏諷理科的“四大天坑”，有些屬當事人的自黑，不必太當真，但這確實在某種程度上折射出中國大學的困境，那就是世人多將上大學等同于找職業。

經由媒體的刻意渲染，民眾的焦慮被迅速放大。于是，外有世俗的薪酬比較，內有大學的經費分配，人文學處境非常不妙。作為個體的學者，你可以完全不顧世俗偏見，心無旁騖地讀自己的書，走自己的路；可若顧及學科的發展以及作為整體的人文學者的歷史命運，你又不能不有所反省。這也是我為什么將《理直氣壯且恰如其分地說出人文學的好處》置于《文學如何教育》篇首的緣故。那篇文章的寫作，緣于我在一個座談會上的發言，談面對變化了的外在世界，人文學科應當如何自處。新聞報道引了我幾句話：“學者要大膽地說出人文學的好處和貢獻。2015年以后的中國大學，何去何從，值得我們發聲。大學是辦出來的，也是說出來的。如果學者不發言，那大學很可能就橫沖直撞，不知道走到什么地方去。學者應該努力影響大學發展的路徑?！保ā蹲笸挥夜ワL行水上》，2016年3月20日《北京青年報》）作為座談會的主持人，當初我還說了這么一句話：在座的都是人文學者，立場及趣味大同小異，無法形成思想激蕩。我們真正的困難在于，如何向圈外人發言，讓他們明了人文學的意義；或者說如何向已達成某種默契的“社會共識”挑戰，證明人文學的存在價值及發展空間。

我曾想寫一篇《中文系，你還好嗎？》，在百年風云變幻的大背景下，談中國語言文學教育的得失成敗；最后取消的原因，并非外在壓力，而是覺得需要不斷地“自證清白”，這本身就已經夠委屈的了。

十年前，我在北京大學中文系2012屆畢業典禮上致辭，題為《中文人的視野、責任與情懷》（2012年7月4日《中華讀書報》），其中有說到：“中文系出身的人，常被貶抑為‘萬金油’——從政、經商、文學、藝術，似乎無所不能；如果做出驚天動地的大成績，又似乎與專業訓練無關。可這沒什么好嘲笑的。中文系的基本訓練，本來就是為你的一生打底子，促成你日后的天馬行空，逸興遄飛。有人問我，中文系的畢業生有何特長？ 我說：聰明、博雅、視野開闊，能讀書，有修養，善表達，這還不夠嗎？ 當然，念博士，走專家之路，那是另一回事。”某媒體制作推介《文學如何教育》的音頻節目，要求我念一段書中文字，我選的就是這一段。

兩年前，北大中文系紀念建系110周年，我有幸作為教師代表發言，題目就叫《專業精神與人間情懷》（2020年12月2日《中華讀書報》），其中談及每個國家的本國語言文學系，都是這個國家重要的精神建設的力量，而北大中文系對公眾影響力之大，是別的院系所難以企及的?！昂艽蟪潭?，這是一種溢出的效應，也就是超越專業限制的影響力。有的院系很厲害，可他們的影響力局限在本專業之內。中文系你仔細看，它的老師及學生，他們的活動范圍，他們的發言姿態，以及他們影響社會的能量，是超越原先的專業設計的?！币舱蛉绱?，談北大中文系的業績，不能只看學科排名，甚至也不應局限于教育史或學術史，適當的時候，還得將目光延伸到文學史、文化史乃至思想史。過去這樣，希望以后也能如此。實際上在我看來，如此明顯的“溢出效應”，才是我們真正的“傳家寶”。

對于現任的大學或院系領導來說，要求人家頂住各種壓力，不考慮數字統計與學科排名，那是不現實的?？傻搅藷o官一身輕，看問題相對超脫時，說話又不頂用了。我想，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沒有實用/急用/大用的人文學，在巨型的綜合大學里不怎么被看好，甚至有些自我邊緣化，將是一個大趨勢。你可以抗議，或像我說的那樣，“大膽地、大聲地說出人文學的好處和貢獻”，但別奢望影響大局，最多也就是立此存照：穿越歷史時空，多年后我們極有可能發現，中國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最缺乏的，不是高精尖的專業成績，而是基本修養、批判意識與學習能力。而這與我們今天過分強調經費、發表與實用，看輕溫厚、博雅且略顯迂闊的人文學，脫不了干系。

回過頭來，說說人才問題。學科的升降與人才的盛衰，二者密不可分。任何時代，聰明人都往更有發展前景的學科轉移，古今皆然，沒什么可抱怨的。你不能要求所有學生，只靠心中的“詩與遠方”過日子。對于具體的讀書人來說，求學的最佳狀態，當然是興趣、才華與機遇三合一。萬一做不到，退而求其次，則“機遇”優先。當下中國的人文學（尤其是中文系），在招生方面已經不太能吸引第一流人才了，這是最讓我擔憂的。不說遠的，相對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今天中文系的光環明顯失落，不再是大多數文科考生的第一選擇。

1942年，沈從文在西南聯大做題為《短篇小說》的專題講座，談及近二十年來中國短篇小說的發展，稱其“光榮”已經過去，此后還愿意著力經營短篇小說的，必定“費力而不容易討好”，這就好像“目前我們這個學校中的‘國文系’情形相同，在習慣上還存在，事實上卻好像對社會不大有什么用處，無出路是命定了的”。這說法實在太悲觀了（尤其是把中文系的命運捎上），沒想到話鋒一轉，沈從文堅稱：正因為“從事于此道的，既難成名，又難牟利，且決不能用它去討個小官兒作作”，這短篇小說創作才顯得“有希望”（參見《沈從文全集》第十六卷492－507頁，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

這里的假設是，既然并非謀求利祿的最佳途徑，大部分“聰明人”都選擇了離開，那么留下來的，必定是有信仰的堅貞之士，所謂“豪華落盡見真淳”是也。這說法不無道理，若面前是海闊天空，仍愿意選擇不太熱門的“短篇小說”或“中文系”，必定是更多追隨自己內心的愿望，性格上更為特立獨行，也更具理想性。但我沒有沈先生那么樂觀，因為“咬定青山不放松”，采取如此決絕姿態的，必定是少而又少。

選擇什么樣的文體、學科、職業，確實有利祿方面的考慮，但不是絕對的。比如，面對十八歲即將遠行的高中畢業生，我們既不能用提早預約“黃金世界”去誘惑，也不宜以“驛外斷橋邊，寂寞開無主”的清高孤傲來拒絕。從事人文學教學及研究的教授及院系，其實應該深刻反省：在網絡化、信息化、智能化的時代，你所在學科發展的空間有多大，是否存在顯而易見的天花板。因這對于有可能投入青春、熱血乃至畢生精力的青年學子來說，是個天大的問題，必須認真追問的。你我長期浸淫其間，且已習慣成自然，只能一條路走到黑；人家剛剛起步，正徘徊十字路口，為什么不選擇一個更有發展前途的學科/產業呢？

北大評審落選后，我第一時間給本專業各位同事寫信：“經此一役，摸清了自己的家底，所謂自家有病自家知，過一陣子，我們會找時間好好聊聊，看下面怎么走更合適?！鼻迕鞴澾^后，專門約同事聚會，不僅評估我們這個團隊的實力及工作策略，更對本學科的過去、現在、未來做了若干總結與預測。作為學科帶頭人，我沒能很好地承上啟下，像我的師長那樣，為年輕一輩撐起一片天空，這個檢討就不說了。關鍵在于“中國現當代文學”這個學科，在新世紀以來的學術轉型中，發揮的作用不盡如人意。有些屬于大環境，個人無能為力；但有些本可變通，經營得更為有聲有色。

幾年前，在北師大召開的“新時代中國語言文學的創新與發展——長江學者論壇”上，我做了個專題發言，題為《“中國現代文學”的意義及可能性》（2018年12月18日《北京青年報》）。我所談論的“中國現代文學”，并不局限于1917—1949這短短三十年，也不全然是我早年與錢理群、黃子平合作提出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而是晚清所開啟的面向世界、融入文明大潮、參與國際事務、迎接中華文明復興的整個過程中所產生的文學。一定要劃線，大略等于現有學科體制里的中國近代、現代、當代文學。相對于“古典文學”，它不以淵深或優美見長，而是略顯粗糙但生氣淋漓，與今人的生活經驗與審美感受更為休戚與共。在發言中我提及：“曾經，最能體現中文系學者的‘社會關懷、思想批判、文化重建的趣味與能力’的，是各大學的現當代文學專業的教授。可最近十年，經由大學內外各種因素的調整，這個學科的從業人員遠沒有八九十年代那么活躍。在我看來，這是很可惜的——這里的可惜，既指向我們自身，也指向整個學界?！比ツ?1月，在韓國中語中文學會2021年聯合國際學術研討會（線上），我發表《現代中國文學研究的對象、邊界及可能性》，進一步探討這個話題，即如何將社會關懷與學術拓展結合起來，重新煥發“中國現代文學”的活力。

今年春天，在校方的鼎力支持下，我在北大創建了“現代中國人文研究所”，最大愿望是以“現代中國”為視野，以“人文研究”為方法，采用跨學科、跨媒介、跨文化、跨文體的姿態，拓展乃至重建“中國現代文學”。此舉能否吸納更多人才、提升學科地位，實在不好說；但起碼屬于自我革新，希望借此撼動當代中國略顯陳舊/凝固的文學研究格局。

2022年5月14日于京西圓明園花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