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之年》寫于2021年2月，迄今又過去一年，困難正加劇，問題愈龐雜，但在應對上我們仍進退失據。嚴峻的現實不可能不對創作者形成明確、痛苦的刺激，但小說處理材料的方式跟新聞有著較大的區別。對于一個進行中的時間，對于一個尚在發生的事件，如要處理，有時只能選擇一些較為迂回、緩慢的辦法，而這一迂回可能就跨經了十多年的時間，如此才勉強形成一個觀測的距離。這十多年也是我們這代人從青春期進入成人期的過程，是從獨特走入普遍，具體淪為抽象，聲音成為數字，或者說，即便是數字，也是從大數到分子的過程——哪怕前者也只是幻象，但今天顯然更加難以捉摸——這是內外多重因素所致，在算法和疫情圍剿的今天，降格、簡化之感受可能更為強烈。

雖然從非虛構轉至虛構，從公共場域轉至私人空間，但很多時刻，我寫作的初衷和做新聞時并沒什么特別本質的區別，還是希望能從個人的角度提供一些觀察、記錄和思考，探究發生了什么，以及為何會發生。或者說，不止于發生，還有事物的流徙，折損及消失。但在路徑、方案的探求上，在觀測位置的合理性與正當性上，乃至觀察、記錄的完整、深度及有效性上，我更多感到的是真切、深徹的無力。

巴列霍有首詩寫得很好：

一個人肩上扛著面包走過

看了他，我怎能再去寫我這樣的人？

另一個人坐下，搔癢，從腋下

捏出一個虱子并把它掐死

看了他，我還有什么勇氣去談精神分析？

又一個人手持棍棒走向我的胸膛

看了他，我怎樣把蘇格拉底對醫生講？

一個跛子走過，用胳膊倚著一個兒童

看了他，還能去讀安德烈·布勒東？

另一個人凍得發抖，咳嗽，吐血

看了他，還能提起痛心的我自己？

另一個在污泥中尋找骨頭、果皮

看了他，我還能再去寫無限的天地？

一個泥瓦匠從屋頂跌下來死去

他已不再吃午飯

看了他，我還用更換轉義詞和比喻？

……

我對詩句感同身受。文學能在多大程度上介入、改良人的生活或是社會現實，可能持悲觀態度的占了多數，但另一方面，我自己卻是文學確鑿的獲益者。我一次次從中受益，也因此認為對世界應提供我所得到的與之近似的東西。作者總得提供點什么。讓·熱內說，最好的藝術是連接綴滿死者的遠古之夜，是饋贈給不計其數的死者的。但我想，具體給死者、同齡人或是給孩子，從難度和意義來看，其實大差不離，重要的還是在贈與本身。

小說寫作前期，我一直在反復閱讀波拉尼奧的《遙遠的星辰》，胡安·加夫列爾·巴斯克斯的《墜物之聲》以及尤迪特·海爾曼的《夏屋，以后》。如果要在這些文本中尋找一種共性，非常寬泛地說，可能他們書寫的都是一個正在逝去的世界以及銷聲匿跡的一代人。這些男性、女性在非常年輕的時候，相遇匯聚，又匆匆別離，彼此之間很難界定是一種怎樣的關系，不過從另一角度而言，界定本身也沒那么大的必要性。小說中的敘述者和被敘述者也一樣，關鍵不在于二者關系的界定和確立，而在于光暈和含混，在于拓開的心靈空間以及折射的情感色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