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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典是最常見的工具書，“是為解決疑難而相對全面地匯集詞語，按單個詞目形式分列兵提供詮釋和有關知識，配有相應索引和微觀語言學著作”。①正因為辭典是知識的集約型展示和解釋，所以它比專業性的論著有更為廣大的受眾，也更具權威性。辭典通過詞條的形式實現政治、經濟、文化各領域研究成果的知識化普及化，顯現出知識的新舊更迭，同時也折射出時代的變遷。

中國辭書擁有悠久的歷史，但現代意義的文學類辭典的編纂卻遲至1920年代初才開始。1923年，李璜在《少年中國》上撰文呼吁，為救治中國學術的籠統之病，急需編纂“關于文學哲學一類的專門辭典”。②實際上，1922年，郝祥輝編的《百科新辭典（文藝之部）》已經在世界書局出版，這當是現代中國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文學辭典。如果不拘形式，《民國日報·覺悟》副刊上的“文學小辭典”還要更早，他們的作者沈雁冰、劉大白、李達、陳望道等人，“陸續將文學上習用的舊辭和新出的新辭在這里下一點簡明的解釋”，③可謂開文學辭典之先河。1928年，孫俍工的《文藝辭典》在上海民智書局出版，名實一致的文學辭典才真正誕生。

具體到左翼文學，除了1994年姚辛主編的《左聯辭典》④外，還沒有專門性的左翼文學辭典問世。但因為左翼文學是1930年代的文學主潮，亦是中國現代社會動蕩轉型的新生事物，所以自會成為各類辭典的重要內容。收錄左翼文學類條目的辭典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文學辭典，一類是新知識辭典。這恰可顯現出左翼文學的兩個歷史面向。據初步統計，1929-1949年大致出版帶有左翼文學內容的辭典19部。在這19部辭典中，出現頻率最高的詞條是“普羅文學”和“新寫實主義”，占比近90%。值得探究的是，所有的辭典，均無“左翼文學”這一詞條。

本文以各類收錄左翼文學詞條的辭典為研究對象，既關注其中的左翼文學內容，也關注其編選方針、編選體例、概念界定等方面，以此揭示辭典編纂與左翼文學、政治權力、社會變遷之間的深層關系。

一、文學辭典的左翼立場

一部辭典的左翼立場可以從其收錄的左翼文學相關詞條的數量，以及相關概念界定的傾向性來確定。但也有一個更為便利的途徑：國民黨查禁書目名單。這當然與現代中國特定的政治文化有關。

1934年2月，國民黨中央黨部宣傳委員會宣布了149種查禁書目，在出版界掀起軒然大波。在149種圖書中，有文學辭典5種，分別是：顧鳳城編《文藝創作辭典》《新文藝辭典》《中外文學家辭典》《中學生文藝辭典》和錢杏邨編《新文藝描寫辭典》（正續編）。隨后，上海市各書局集體兩次呈文市黨部，“請求重行審查，分別從輕處置，以蘇商困而維文化”。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執行委員會在批令中將149種查禁圖書分為“先后查禁有案”“應禁止發售”“暫禁發售”“暫緩執行查禁”“應刪改”五大類，其中《文藝創作辭典》位列“應刪改之書目”，其余4種均列“暫緩執行查禁之書目”。批令指出了《文藝創作辭典》應刪改之處為“第三輯人物描寫中‘工人群眾’‘學生群眾’兩章皆有反動口號應刪去”。⑤即使幸運進入“暫禁發售”之列，以上辭典的左翼立場也毋庸諱言。且不說編者人人皆知的左翼身份⑥，僅從詞條選擇的數量和闡釋的傾向性來看，其左翼立場已昭然若揭。因創作類辭典只擷取左翼文學作品作為寫作范例，故在此不展開討論。

《中學生文藝辭典》實為《中學生文學辭典》，1932年12月由上海中學生書局出版，1933年2月即再版，柳亞子題簽，署名謝冰瑩、顧鳳城、何景文⑦。該辭典分兩大部分，一部分是按筆畫多少為序的詞條，一部分是附錄“中國文學名著書目”。可以說，這部辭典是左翼色彩最濃重，左翼立場最明確的。首先它收錄有關左翼文學的詞條最多，舉凡中日俄三國左翼文學思潮、社團機構、報紙刊物等幾乎悉數收錄.思潮類如“大眾文藝”“革命文學”“革命的羅曼蒂克”“新寫實主義”等，社團機構如“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中國左翼劇團聯盟”“太陽社”“日本普羅列塔利亞作家同盟”“光明團”“革命文學國際局”“無產階級作家協會”等等，報紙刊物如《太陽月刊》《拓荒者》《萌芽月刊》《國際革命文學》等等，可謂巨細無遺。其次是相關概念的闡釋立場是純粹左翼的。如對“普羅寫實主義”這一概念的解釋：“把在來的寫實主義，由普羅的觀點而再加以一層發展，成為寫實主義的最高峰的，叫做普羅寫實主義。”再如對“新寫實主義”的解釋：“普羅列塔利亞寫實主義，以無產階級的意識為內容，用一種新的寫實主義的手法。所謂新寫實主義一是用唯物辯證法為內容，一是用前衛的眼光去觀察一切。”這些無不深得革命文學理論之精髓，實為正統闡釋。對“標語口號文學”這一概念的闡釋更凸顯出本辭典之左翼立場：“在無產階級文學的初期的一種不注重技巧只注重思想的文學，反對者們稱這種文學為‘標語口號文學’。⑧” 革命文學創作上的弊病之一即為“標語口號化”，這一點備受文壇詬病，本辭典卻避重就輕，將之界定在“不注重技巧只注重思想”的思想/技巧二元論框架內，顯然是為其辯護。

《新文藝辭典》的出場可謂大張旗鼓濃墨重彩。《書報評論》在其出版后即登出《審定〈新文藝辭典〉出版》的消息,稱其“經由上海市黨部審查后,認為毫無危險的新思想,批準發行”。⑨《新文藝辭典》出版商光華書局編輯出版的《光華讀書會月報》稱“本書為現代青年研究各種學術的唯一參考書，就是一般新青年不可不備的寶庫”。⑩顧鳳城任主編的《讀書月刊》更是不遺余力地推廣，稱贊道“即是對于最新的，別個辭典上所查不到的，在這里都可以告訴你”，“我覺得我們現在所需要的，在里面，一切都是完備。而它的每一條解釋，是恰到好處。”?《新文藝辭典》也收錄了頗多左翼文學的詞條，但數量與《中學生文學辭典》相距甚遠，且多是與國外左翼文學相關的詞條。如“全日本無產者藝術聯盟”“全俄無產階級作家協會”“全聯邦無產階級作家大會”“莫斯科無產階級作家協會”“藏原惟人”等。一些更敏感的詞條如“普羅文學”“標語口號文學”則一概不收。至于中國左翼文學的詞條，要么不收，要么就顧左右而言他，以至于出現“南國”這樣令人啼笑皆非的詞條：“在中國文學作品里，常有南國二字，‘南國’就是指中國的南部，即廣東福建等地方。”對于收錄的一些左翼文學的詞條，作者也都做了去階級化的處理。如“革命文學”這一重要概念， 辭典引用的竟然是成仿吾1926年發表的《革命文學與它的永遠性》中的論述，在闡釋什么是真正的革命文學時，該辭典指出“有二點值得注意：（1）革命文學不在題材而在立場。站在革命的立場寫一切作品都是革命文學。（2）革命文學是有時代性的。在前幾年稱作革命的文學的，到現在就不是革命文學了。所以革命文學是與政治聯系的，不時變化著其形態的。”在此，1928年革命文學提倡者們揭橥的無產階級屬性銷聲匿跡了。再如“新寫實主義”的解釋：“所謂新寫實主義，非特是客觀地描寫和暴露現實，而且是意識地具象化的一種藝術。”? “新寫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唯物辯證法”在此只字不提，“意識地具象化”又何其含混晦澀，令人費解。以上詞條無不顯示出編者面對國民黨出版審查時的煞費苦心，但饒是如此，也仍然上了查禁名單，不能不說實在冤枉了。

《中外文學家辭典》與以上兩部辭典的性質有所不同，某種程度上是對作家“文學家”身份的確認，是一種資格或榮譽的授予，因此極易惹來紛爭。該辭典在上海樂華圖書公司出版后不久，該公司發行的《出版消息》就登出了極具煽動性的廣告，稱本辭典“為中國第一部文學家辭典”，“特點如下：敘述詳備，觀察深刻，注重中國作家。當代中國作家編入辭典的，這還是第一部。凡新時代的青年，愛好文藝的青年都不可不備這本辭典放在案頭！”?隨后的《出版消息》還專門刊登了署名詠霓的《介紹〈中外文學家辭典〉》,更是不吝溢美之詞,如“本書觀察周到，對于一個作家的傳略，思想，派別，作品等，都有極深刻的敘述”，“印刷精美”，“更覺鮮明可愛”?等。但讀者對這些自賣自夸似乎并不買賬，李青崖認為這部辭典在“量”上遺漏多多，在“質”上更是“應行斟酌”。就中國文學家而言，共收錄二百七十人，春秋時代至五四運動之間二千五百來年收錄九十人，而五四運動至民國二十一年之間收錄一百八十人，“這樣的比例，不能不認為太畸形了”。李青崖更指出了該辭典在質量上存在的“空虛病”“杜撰病”“武斷病”和“紊亂病”，且認為自己被列入一百八十人名單中“是一件叫我望而生愧的事”?。一署名李華者更是不滿顧鳳城將顧自己及其妻子謝冰瑩也收入《中外文學家辭典》中，并列出了自己編訂的《中外文學家辭典》目錄，在中國文學家中，將“李華”和“李華夫人（謝冰雪）”列入其中?，這真是莫大的諷刺。李青崖和李華對《中外文學家辭典》的批評，本質上是對辭典編纂者權力“濫用”的質疑。但在今天看來，顧鳳城的這部辭典無論如何都為現代作家留下不少珍貴的生平資料。更為重要的是，顧鳳城對編纂者權力的“濫用”還暴露了他的左翼立場。辭典所收錄的一百八十名（再版時補遺至一百九十九名）?現代作家，囊括了從魯迅、郭沫若、茅盾、郁達夫、丁玲到成仿吾、蔣光慈、鄭伯奇、田漢、胡也頻、錢杏邨再到馮乃超、段可情、李初梨、馮雪峰、楊邨人、華漢乃至“左聯五烈士”、周全平、周毓英、馬寧等，幾乎將當時的左翼作家“一網打盡”；但國民黨作家則只收入了傅彥長和朱應鵬二人，王平陵、范爭波、黃震遐等人則并未收入，其傾向性顯現無遺。由此可見，國民黨將其列入查禁書目名單也并非毫無道理。

二、世界視野下的新知識

二十世紀的中國，經歷了梁啟超所謂“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進入了世界現代化的進程之中，各種新思潮蜂擁而至。伴隨著科技的發展、社會的轉型、知識的更新、文化的互通，作為“認知革命”表征的“詞語革命”也一浪接著一浪，辭典作為人們獲取新知識的主要途徑的作用由此凸顯，各種以“新術語”“新詞語”“新名詞”命名的辭典層出不窮。這些辭典隨時代發展不斷增訂補遺，一版再版，成為人們獲取新知識研究新學問的重要工具書。吳念慈等人合編的《新術語辭典》于1929年月由上海南強書局出版，此后不斷修訂，出版續編，至1936年9月已出版八版。編者在“編輯凡例”中說：“我國自五四運動以后，不斷地介紹歐美的學術進來，因此，讀者閱書報時，就常常碰到許多‘新術語’。讀者每以不能完全瞭解其意義且不知何從資考為苦。本書之目的就在乎解決這種困難。”?現代知識編譯社更指出了辭典不斷更新的必要性：“自五四運動以后，國內的文化界開始變換了一副嶄新的面目，歐美的各種學術思想，不斷的被介紹進來，新名詞和術語一年比一年加多。因著事勢的需要，坊間便有專門解釋這種新名詞和術語的辭典出版，截至現在，這一類的辭典所出已不下十余種。可是世界情勢日新月異，社會現象瞬息萬變，尤其是最近這幾年來，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爆發，國際間勾心斗角，極盡波譎云詭的能事，同時文化斗爭也隨著政治經濟的斗爭愈益劇化，于是新名詞和術語的孳乳，便也日益眾多，到了現在，幾乎每一天，每一瞬間，都有新名詞和術語發生出來。而坊間的辭典，還多半是兩三年出的，對于最近所發生的新名詞和術語……，差不多都是書缺有間，使讀者找不到解釋，已漸漸失去了它現代化的效用。這樣，重編一本現代化的搜羅完備的辭典，便成為刻不容緩的事了。”?這當能代表此類辭典編纂的核心目的。可以說，此類辭典的發展更迭，不只是語言詞匯的更新換代，也不只是名詞術語的花樣翻新，而是中國社會變遷、文化轉型、認知裂變的結果。正如李鼎聲所說：“隨著文化斗爭底愈益劇化和國內讀書界智識水準底逐漸提高，于是新的名詞術語不僅在數量上日益增多，同時在意義上亦漸次復雜分化起來。僅僅在這一點上，我們亦可以窺見最近中國文化進展和轉變底痕影。”?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新詞語新知識辭典，都無一例外地具有世界眼光，即著眼于世界知識的引介，在闡釋詞條時也著意凸顯其“世界性”。這固然與現代中國新知識自身的外來性有關，但也與編纂者的視野與追求密不可分。新辭書編譯社編輯的《新智識辭典》就聚焦于“世界智識”“世界新知”的普及：“世界智識，日新月異，社會情形，瞬息萬變，各種新的名詞，如何為法西斯蒂，何謂蘇聯，何謂帝國主義，粗看來好像有一些懂，要詳解其實質，卻仍模糊得很。本館有鑒于斯，緣出新智識辭典，搜羅一切現代最新的新名詞，加以極淺顯極詳明的解釋，綴以極流利優美的辭藻。……備此一本，世界新知，無所不曉，不特具有普通智識，可以與人談答如流，也從此可以踏進高深的學術領域。”?

在這樣具有世界眼光的辭典中，中國左翼文學的本土性被大大弱化，其作為世界左翼文藝運動的一部分的一面被有意無意地凸顯出來。中國左翼文學發生的內生動力源自國民大革命的落潮，外源性動力則來自國際左翼運動的沖擊。中國現代文學經由1928年革命文學論爭開啟了向“左”轉的歷程，這個轉型與世界左翼文藝運動的勃興相呼應，是一場根本性的文學變革。這場文學變革不僅僅是文學價值、文學功用的激進化，同時也伴隨著一場“詞語的革命”，大量的新名詞、新術語被引入文學創作和文學評價領域。1928年1月，創造社的《文化批判》創刊即開設了“新辭源”欄目，引介了不少諸如“奧伏赫變”“意德沃倫基”“普羅列塔利亞”“布爾喬亞”等新名詞。這些新名詞充斥在李初梨、馮乃超等人“四面出擊”的文章中，為當時的文壇帶來了一股強勁的沖擊力，連魯迅也為之驚愕。也正因此，這些外來的新術語、新名詞成為中國左翼文學的重要表征，是此類辭典的當然詞條。

但這類辭典的世界視野決定了，它幾乎不會展現這些新詞語的本土內容，而只從普遍化理論化的高度去闡釋它。一方面，大量的收錄日俄左翼文學的相關詞條；另一方面，對與中國左翼文學相關的詞條則強調其國外來源。這一策略固然有所遮蔽，但亦有所張揚，為我們全面理解中國左翼文學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參考。上文論及的《中學生文學辭典》已是個中范例，《新智識辭典》也無出其右，日俄的左翼作家、左翼文學機構如藏原惟人、青野季吉、國際革命文學書記局、國際革命作家同盟等搜羅詳盡，對“普羅文學”的闡釋也是高度理論化的：“一作無產階級文學，與布爾喬亞文學對立，以無產階級意識為內容的文學。它是根據于唯物辯證法的，批判現實的，具有戰斗性的文學。普羅文學為普羅文化之一分野，以建設階級的文化，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為目的。”再如對“大眾文學”的解釋以日本為例：“日本的大眾文學是以麻醉大眾為目的的布爾喬亞文學，代表者有直木三十五、三上于菟吉等。”?胡仲持編的《文藝辭典》更是如此，如將“唯物辯證法的創作方法”視為蘇聯文藝界的創作方法，對中國左翼文壇對這一方法的崇尚與實踐毫不注意。再如將“無產階級藝術”置于十月革命后的蘇聯的文藝論證中來審視，對中國無產階級藝術的發展與論爭不置一詞。如果說《文藝辭典》“所收的文學術語多半是從日本山田清三郎和川口浩合編的《文藝辭典》翻譯過來的”?，故而無法呈現中國左翼文學的狀況的話，那《新智識辭典》對“第三種人”的界定則更能說明問題：“處于左翼與右翼之間，在文藝上反對文藝有政治的立場和政治的干涉主義，有此種傾向者，即是‘第三種人’。‘第三種人’與‘同路人’不同之點，前者企圖離開政治而獨立，后者則為新興階級革命運動的一支流，不過其本身階級不大純粹罷了。”?這分明對中國左翼文壇與“第三種人”的論爭視而不見，其根本原因無它，乃編纂者的世界眼光支配之故。

三、辭典的左翼敘事與意識形態

中國左翼文學的興起，同時也是一種新的意識形態的興起。作為政治優位的文學，從其發端，就伴隨著無休止的爭論。某種程度上，中國左翼文學是各種意識形態交戰的場域，也是在論戰中確立自己的合法性的。那么，圍繞著左翼文學而展開的意識形態論爭，是否也波及辭典？答案是肯定的。我們往往強調辭典作為語言學工具書的客觀面向，卻常常忽略在特殊的歷史文化語境中，辭典以自己獨特的方式建構歷史、傳達特定意識形態的政治面向。而后者為前者所遮蔽，一般很難察覺，這或可稱作“辭典政治”。

在1930年代的各種辭典中，章克標主編的《開明文學辭典》顯得獨樹一幟。其中一個重要的表現，便是對當時流行的左翼文學做一種冷靜的闡釋。這部辭典由開明書店出版，林語堂、夏丏尊、章錫琛、葉圣陶、豐子愷等參與編寫，可謂名家云集。這部辭典對左翼文學的態度恰如他們對革命文學的態度一樣，多取冷眼旁觀式，故而諸多左翼文學條目與當時大多數帶有左傾立場的辭典迥然相異，顯示出編纂者清晰的主體意識，無疑構成了另一種意識形態。典型者如對“普羅文學”的闡釋：“……是表現無產階級的心理及意識的文學。在俄共現在共產黨統治下的文學，可以作為代表。他們的論客，以為文學是戰斗之工具，而要打到資產階級的遺毒，培養新的精神文化，非有普洛來塔利亞的藝術文學不可。這是充滿了戰斗之精神，而使勞工階級的革命心促進向上的，換言之即宣傳的、煽動的文學。也有人以為將來的世界是大同之世，而普洛獨裁，不過一時的過渡現象，所以普洛文學也不過是一時的過渡文學。而由此承認，以文學為武器，即作為戰斗而使用，是當然之事。普洛文學所頂主要者，即在作制上的態度，第一須得把住時代的核心，具有階級意識是必要條件，所以這只是階級爭斗中一方面的陣線……因此他們每有種種綱領發布，用來規范這個文學，使得不致出軌，因為文學是太自由的東西，往往不容易守住一角的，所以非有強固的規律不行了。總之普洛文學，是反在來文學之傾向，而想別尋蹊徑的文學，而且即使破（疑為拋——引者）棄了文學，也是不惜的，目的只在對于階級革命有所利益，貢獻。”?這一解釋雖然龐雜，但遠比當時左翼立場鮮明的辭典所提供的闡釋要準確得多、深刻得多。

辭典沿襲的現象常常發生，即后出的辭典常常沿襲此前辭典的解釋，這一現象在左翼文學詞條中更為突出，而左翼文學條目又頗能顯示一部辭典的意識形態。如對普羅文學這一詞條的解釋，《現代知識大辭典》《新知識辭典》（顧志堅編）《新名詞辭典》（胡濟濤主編）乃至新中國成立后出版的《新名詞綜合大辭典》（龔敏編）與《新智識辭典》一般無二，這固然顯現出知識的固化或延續，但立場的一致卻不可忽視。

新中國成立前后出版的辭典，還表現出介入歷史敘事的傾向，呈現出建構，歷史的努力，這在此前的辭典中是絕無僅有的。某種程度上，可以將這類辭典對歷史敘事的關注視作新中國整體性歷史敘事的一部分，其功能和其它歷史敘事一樣，都是為了論證新政權的合法性。1949年，胡立知就在《知識新辭典》的序中說：“辭典一書，包羅萬象，縱觀之有如一部文化通史；橫觀之有如一部百科全書，則手此一編，方克左右逢源，閉戶知天下矣。”?他試圖兼容辭典的歷史性和知識性。胡立知的追求在北新書局的《新編新知識辭典》得到了強調，編者甚至用同樣的表述來傳達這部辭典的編纂意圖：“使能從縱面看，有如一部文化通史；從橫面看，有如一部百科全書。”?但實際上，這些辭典的野心絕不僅僅停留在“文化通史”層面，而是力圖以詞條的特殊方式建構中國當代史。《新名詞綜合大辭典》在修訂時，特別注意“歷史部門”“必須每版都增加新材料”?，其原因在于，如果不如此，“歷史將要被割斷了”，“一切新形勢的發展……都將毫無記載；一切科學上偉大的發明和發見（如組織療法等），一切因歷史發展而產生的各種新名詞都將完全沒有，這還成一本什么辭典？”?由此，不斷修訂的辭典，通過將新事物知識化的方式，完成了當代史敘述，構建出一種“新”意識形態。正如王彬彬所說的，這些辭典“濃縮著那個時代的歷史”，但并非意味著“就反映了歷史的真相”?。

這樣，辭典版本的變化絕不僅僅意味著知識的更新換代，還足以體現意識形態的變遷。這一點在建國前后出版的幾部影響廣泛的辭典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建國前后出版的胡濟濤、陶萍天編《新名詞辭典》，李進、李小峰等編《新編新知識辭典》和龔敏等編《新名詞綜合大辭典》均為百科全書式的工具書，且銷量驚人、不斷改版。其改版的原因，除了回應社會的變化、知識的更新之外，更為重要的，是滿足和推廣新中國的意識形態的需要。

《新名詞綜合大辭典》為新中國辭書編譯社龔敏等編，大地書店發行，1950年7月初版，1951年7月出至增訂四版。在“編輯者言”中，編者坦陳：“正如在階級社會中的哲學和科學之有階級性、黨派性一樣，辭典的內容解釋也是有階級性、黨派性的，在階級社會里，不可能有超階級的人物存在，因此，辭典的編者也必然有他的階級立場，階級觀點，在他所作的名詞的解釋中，必須暴露出相斗爭的階級的矛盾，闡明這矛盾的發展的方向，指示出相斗爭的階級中那一個是領導該社會的經濟制度的，那一個是最進步的傾向的負擔者。現代社會的一切階級中唯一進步的階級，能把社會領導向正確的客觀的方向去的，只有無產階級，所以站在進步的客觀的學術立場上的辭典的編者，也必須無條件的擁護無產階級的利益。……所以如果說在階級社會中不能有超越階級的，無黨派的哲學和科學，同樣地，也不能有超越階級的，無黨派的辭典。”?為了強化階級立場，本辭典的條目中，專門設置了“反革命政黨”、“反動頭子”、“錯誤思想、錯誤作風”等類別。其他幾部新中國成立后出版的大型辭典也同樣如此。

胡濟濤、陶萍天編《新名詞辭典》由上海春明書店1949年9月出版。此時上海已解放，書店老板陳冠英遠逃臺灣。春明書店的職工們逢此變故，只好生產自救，他們出版的《新名詞辭典》的暢銷使書店渡過險境?。1951年，孔另鏡任書店經理兼總編輯，改春明書店為春明出版社，并對《新名詞辭典》進行了修訂，出版《新訂新名詞辭典》，至1952年9月25日已修訂增訂至28版，印數高達202800冊。《新訂新名詞辭典》對《新名詞辭典》進行了增刪，突出了革命性和階級性，強化了左翼文學取得的成就。如胡濟濤版的《新名詞辭典》對太陽社有一些負面評價：“是大革命后出現較創造社略遲的左派文學組織，由蔣光慈，錢杏邨等主持。出版《太陽月刊》，太陽社叢書，曾與創造社，語絲派論戰，因言詞過激，有標語文學之稱。不久就被迫解散。”?而《新訂新名詞辭典》將“因言辭過激，有標語文學之稱”改為“因為鼓吹人民革命”?，凸顯出太陽社的革命立場，且賦予“鼓吹人民革命”與“被迫解散”以因果關系，突出了國民黨反對人民革命的立場。在《新名詞辭典》中，“左聯”的解釋僅寥寥數語：“即一九三零年在上海成立的左翼作家聯盟，為中國唯一的普羅藝術家團體。領導份子有魯迅、丁玲、蔣光慈、雪峰、華漢等。曾先后出版《拓荒者》《北斗》等巨型雜志，由蔣光慈與丁玲等主編，但不久即遭停刊。”?而《新訂新名詞辭典》則對“左聯”大書特書，詳細列出了它的理論綱領，稱其“掌握了真理，掌握了辯證唯物主義，掌握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理論”，且對其斗爭精神大加贊頌：“雖然受著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國民黨反動派的殘酷迫害。還是一直進行堅貞不拔的斗爭。”?這樣的“修訂”無疑是新中國意識形態作用下的產物，其用心不可謂不良苦。

北新書局1950年10月出版的《新編新知識辭典》的前身是顧志堅、簡明1934年主編的《新知識辭典》， 1948年7月出版增訂一版，之后不斷再版。1952年2月28日，出版總署發出了關于處理《新知識辭典》一書的指示，指出該書“內容有許多地方歪曲事實，反對人民民主”，因此應“停止發售”“限期收回”，“并將全部存書紙型予以繳銷”?。北新書局對此稱因忙于《新知識辭典續編》的編輯，“對于本辭典原版本的修訂，做得很草率，犯了粗枝大葉的毛病”，如今將原辭典紙版毀去，“積極進行重新改排”，且不把原版本作為底本，因為“原版本的內容大都采取無批判的立場，而本辭典的主要部分大都加上了批判”，總之“本辭典的編輯，純粹站在新民主主義的立場，采取馬列主義的觀點”。確實如此，修訂過的《新編新知識辭典》高揚批判精神，對左翼文學的反對派毫不留情，如“民族主義文學”：“是1930年左右中國國民黨內法西斯份子所提出的文學口號。他們在表面上標榜民族主義或三民主義，以保衛民族利益，反抗外國侵略為寫作內容；實際上是以此對抗左翼文學，作為反共、反蘇、反革命的工具的。”再如“第三種人”，其他辭典均沿襲《新智識辭典》的解釋，但那樣“去本土化”的解釋當然太溫吞了，《新編新知識辭典》的解釋與眾不同：“自命中立，處于左翼與右翼之間，在文藝上反對文藝有政治的立場和政治的干涉主義的人。這是在抗戰前‘文藝自由’的論戰中，為小資產階級的論客蘇汶所提出的名詞。其實一切文藝都有階級性的，真正的中立和超階級是沒有的，所謂第三種人及其文藝，實際上傾向于資產階級一邊，因之受到進步作家如魯迅、易嘉（瞿秋白）等的嚴厲的批判。” ?堅定的階級立場，鮮明的批判意識構成了這部辭典的“政治正確”。

《說文解字》釋“典”為“五帝之書……尊閣之也……莊都說，典，大冊也。”“典”自古至今都是重要的文獻，就是因為它力圖對知識進行客觀公正的記錄和權威性闡釋。對左翼文學的敘述顯現出辭典在意識形態上的煞費苦心，也揭示出辭典潛藏在公正客觀權威外表下權力運作的痕跡，這無疑在某種程度上消解了“典”的本質。

參考文獻：

①李爾鋼：《現代辭典學導論》，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2年，第13頁。

②李璜：《編纂文哲各科專門辭典問題》，《少年中國》第4卷第4期，1923年6月。

③見《民國日報·覺悟》第5卷第10期，1921年5月10日。

④姚辛：《左聯辭典》，光明日報出版社，1994年。

⑤見中國出版人著作權保護協會籌備處發印：《民國二十三年二月中央宣傳委員會查禁一四九種書目及最后決定五種辦法》，1934年4月。

⑥顧鳳城、錢杏邨均位列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公函15889號所附“參加第一次成立大會的左聯盟員”名單，見上海魯迅紀念館編：《紀念與研究》（第2輯），上海魯迅紀念館，1980年，第193頁。

⑦此書另一版本為上海開華書局同一時間出版的《新文學辭典》，兩本辭典內容完全一樣，署名也一致。兩個書局均為高爾松、高爾柏兩兄弟開辦。二人于1929年創辦了平凡書局，在被國民黨查抄后，1930年又創辦了開華書局，1931年又掛出了中學生書局的牌子，兩者的分工是：開華書局出版學術著作，中學生書局出版普及讀物。見陳江：《平凡書局主人的不平凡生涯——高爾松傳略》，《出版史料》，1992年第1期。

⑧以上所引見謝冰瑩、顧鳳城等：《中學生文學辭典》，上海中學生書局，1932年，第261頁、292-293頁、332頁。

⑨見《書報評論》第1卷第5期，1931年5月25日。

⑩見《光華讀書會月報》第1卷第3期，1931年4月10日。

?吉士：《新文藝辭典》，《讀書月刊》第2卷第3期，1931年6月10日。

?以上三個詞條見顧鳳城、邱文渡、鄔孟暉合編：《新文藝辭典》，上海光華書局，1931年4月初版，第189頁、173頁、320頁。

?見《出版消息》第3期，1933年1月1日。

?詠霓：《介紹〈中外文學家辭典〉》，《出版消息》第19期，1933年9月1日。

?李青崖：《中外文學家辭典》，《年華》第1卷第38期，1932年12月31日。

?李華：《〈中外文學家辭典〉校勘記》，《濤聲》第2卷第3期，1933年1月14日。

?顧鳳城編：《中外文學家辭典》，1932年11月初版，1933年3月訂正再版。

?吳念慈等：《新術語辭典》（正編·續編·補遺·合訂本），上海南強書局1936年版。

?現代知識編譯社：《現代知識大辭典》，現代知識出版社，1937年5月初版，序言第1頁。

?李鼎聲編：《現代語辭典》，光明書局，1936年3月四版，編者序第1頁。

?新辭書編譯社：《新智識辭典》，上海童年書店，1935年10月初版，編輯例言第1頁。此書1936年5月四版，印數已達一萬冊。

??新辭書編譯社：《新智識辭典》，上海童年書店1936年版，第733頁、32頁，第706-707頁。

?見胡仲持編：《文藝辭典》，上海華華書店1946年版，第132頁、159頁，序第1頁。

?章克標主編：《開明文學辭典》，開明書店出版社，1933年3月，第558頁。

?胡立知：《知識新辭典》，勵志書店，1949年，序第1頁。

?李進等編：《新編新知識辭典》，北新書局，1951年4月，序言。

???龔敏等編：《新名詞綜合大辭典》（四版增訂本），大地書店，1951年7月，“三版的話”第16頁，“四版修改增訂經過”第17頁，第1-2頁。

?王彬彬：《并未遠去的背影》，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31頁。

?見俞子林：《書林歲月》，上海書店出版社，2014年，第66頁。

??胡濟濤、陶萍天編：《新名詞辭典》，上海春明書店，1949年9月，“藝術之部”第15頁。

??見春明出版社編審部《新名詞辭典》組：《新訂新名詞辭典》，1952年9月，第8009-8010頁，第8010頁。

?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 21950》，中國書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00頁。

??李進、李小峰等編：《新編新知識辭典》，1951年4月四版，序言第1-2頁，第51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