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7月16日，塞林格的成名作《麥田里的守望者》在美國與加拿大同步發行。迄今為止，這部“不朽的青春文學經典”在全球累計銷量已達7000萬冊。《麥田里的守望者》成為當時美國青少年隨身攜帶的“時髦”之物，對美國文壇也產生了轟動性影響，福克納、厄普代克、納博科夫、羅斯等知名作家紛紛對塞林格的創作表示稱贊與欽佩。此外，由《麥田里的守望者》引發的反叛思潮波及好萊塢，許多反映“叛逆”“疏離感”的影片紛紛登陸各大影院，引起觀眾強烈共鳴。當時，塞林格已不僅是讀者口中那位“聲名鵲起”的杰出作家，更以主流文化偶像的身份登上了《時代》雜志的封面。

進入21世紀以來，東方視角成為塞林格研究的新熱點，學者們紛紛將目光聚焦到塞林格作品中的東方元素，如中國的禪、道及印度的梵學，甚至有學者發現塞林格一直賦予筆下人物的“守望精神”正是一種以“大量禪宗、道家和印度教等東方哲理”為根基，主張“破除物質執念和二元對立、回歸自然和諧”的“東方精神”。

霍爾頓：“守望精神”的代言人

作品出版后，作者筆下的霍爾頓，一個反戴著紅色鴨舌帽、時刻將“假模假式”掛在嘴邊的叛逆中學生，成了那一代美國青少年的精神偶像，這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守望者崇拜”。霍爾頓外在的“憤世嫉俗”與“放縱叛逆”迎合了美國青年想要“顛覆傳統”和“發泄不滿”的精神訴求。然而，真正讓霍爾頓成為眾多美國人心中時代英雄的則是他身上所彰顯的“守望精神”，它既是一種向強大的物質主義發起挑戰的無畏精神，也是一種對虛偽、麻木的人生態度予以譴責的批判精神，更是一種將回歸“人性的本真”視為人類最高追求的靈性精神。

塞林格對“精神生活”的追求與向往也幾乎完全映射到其筆下經典人物霍爾頓的身上。在作品中，霍爾頓極為鄙視將“出人頭地”和“買一輛混賬的凱迪拉克”作為學生培育目標的潘西中學，痛恨將“人生”等同于“球賽”的綏摩校長，厭煩身邊人一張口就談“女人、酒和性”，向往掙脫這種物質、虛偽的環境，去鄉下林中過一種低欲、簡單的生活。在現實生活中，優渥的家庭環境并沒有讓他成為金錢的奴隸，他并沒有踏上父親為其安排的經商之路，而是遵從自身興趣的指引當了一名作家。在《麥田里的守望者》大獲成功后，塞林格也沒有被突如其來的名利沖昏頭腦，而是用這部作品的收入，“在鄉下找個小地方，躲開城市的紛擾生活，繼續寫作”。

作為塞林格作品中的第一位經典人物，霍爾頓開啟了塞林格對“守望精神”的探索之旅。妹妹菲苾對霍爾頓的精神成長十分重要，她的天真、可愛、機靈與早慧讓霍爾頓覺得她是這個世界上最理解自己的人。菲苾教會了霍爾頓如何去愛身邊的每一個人，如何用愛去消融彼此的差異與隔閡，如何通過愛實現最終的精神自由。“守望精神”的內涵不應該僅僅停留于對他者的否定與排斥，并妄圖借助逃離來實現自我的精神圓滿，而是應該持一種謙和、寬容的“平常心態”來對待周圍的一切。如果站在更高的思想境界中，世界上所有的“是非善惡”便都會化為烏有，處處都是“美”的顯現。霍爾頓雖然遠不及塞林格筆下西摩·格拉斯那樣完美，但他卻以獨有的魅力永遠留在了廣大讀者的內心深處，他身上閃耀的“守望”之光則會繼續照亮人們奔赴美好精神家園的神圣之路。

“守望精神”對“垮掉派”的思想指引

20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文壇涌現了一批在思想上前衛極端、行為上離經叛道、生活中放浪形骸、文學上蔑視傳統的創作青年，他們對物質主義與“資產階級道德規范和市儈文化”極為不滿，以追求極致的個人自由作為自己的人生目標和精神旨趣。他們普遍信奉禪、道等東方文化，并希望能夠像中國僧人寒山那樣過著恣意灑脫、自由自在的生活。他們就是美國文學史上最具美國本土特色的一代作家——“垮掉派”。

有趣的是，盡管“垮掉派”作家尋求“自我與自由”的方式各有不同，但他們都一致將塞林格視為精神偶像，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塞林格賦予霍爾頓的“守望精神”。霍爾頓外化的“反叛”行徑和內心對“本真”的渴望深深觸動了“垮掉派”作家，激發他們將這種“守望精神”融于自己的創作中。但令人大跌眼鏡的是，雖然“垮掉派”作家一廂情愿地把塞林格奉為精神領袖，但在塞林格看來，他們只是“通過文學不停地發出抱怨，雖然如此，他們傳遞的信息里依然沒有救贖”。顯然，“救贖”而非“抱怨”才是塞林格在作品中力求傳遞的信息，他認為“‘垮掉派’沒讀懂霍爾頓，更沒讀懂‘麥田守望者’”，遂申斥他們為“垮掉的人、不上進的人、乖戾的人”。

盡管塞林格嗔怪“垮掉派”作家只看到了霍爾頓外露的叛逆行徑而沒有關注他身上蘊藏的“救贖”精神，從而犯了“本末倒置”的荒唐錯誤，但“垮掉派”作品中大量離經叛道、傾覆傳統的思想對飽受僵滯氣氛壓抑的美國青年來說無異于暗室逢燈，并喚起青年一代的自我意識，這也是塞林格“守望精神”的一貫主張。此外，雖然“垮掉派”對佛禪的理解陷入了“垮掉禪”的窠臼中，但由于“垮掉派”在社會上的廣泛影響力，他們對佛禪的熱情很大程度上促進了美國人參與佛教的意識，同時也深化了飽含東方思想的“守望精神”對美國人的救贖意義。

“守望精神”的東方屬性

對于熟悉塞林格作品的讀者來說，東方文化一直是塞林格創作思想的核心元素，也是其筆下主人公訴諸的精神旨歸。無論是處于思想困頓的霍爾頓“偶然發現東方哲學比西方哲學更對胃口”，還是陷入“挑剔他人”怪圈的女大學生弗蘭妮在哥哥祖伊東方智慧的開導下與自己順利和解，這些人物身上明顯的東方“印記”，都反映出塞林格對以禪、道、梵為主的東方思想進行過大量研究。從根本上看，塞林格的“守望精神”就是一種“自我救贖”精神，它希望人們能夠跨越世俗的羈絆和擺脫物質的束縛，通過找回本真來實現精神上的超脫與自在，最終完成對自我的救贖，而以實現“個人救贖”為終極目的的禪宗、道家和梵學，則為塞林格筆下人物踐行“守望精神”提供了具體、實在的東方智慧。

“一視同仁”是塞林格極為推崇的一種人生態度，也是其“守望精神”力求達到的思想境界，可他作品中的人物往往因做不到這一點而無法實現精神的自由。他們因在思想上自恃高人一等而對周圍人不斷地抱怨、挑剔，最終讓自己嘗到了“分別人我”的苦果。而東方諸思想向來主張消弭差異、去除分別，因為這不僅會讓人們消除分歧與沖突，更不會讓人們執著于分別而無法洞見自我本性。六祖慧能曾言：“人我是須彌”“除人我，須彌倒。”莊子亦推崇一種“萬物一齊”的無分別思想，他認為從道通為一的觀點來看，“天地”與“一指”、“萬物”與“一馬”都是沒有任何區別的。對塞林格產生重要影響的印度吠檀多思想也主張持有一種“不二”的心態，它認為宇宙間的任何事物彼此都是“不二”的關系，就連個人與最高實體“梵”之間都是“一如”的，但由于“無明”與“摩耶”讓人們無法看到這種普遍存在的“不二性”，于是人們便陷入了無盡的痛苦與輪回之中。可見，無論是禪宗、道家還是梵學都力求消除人們對分別的執念，進而見到自己如如不動的本性。塞林格筆下的霍爾頓、弗蘭妮與巴蒂正是沒有放下“人我之分”，才無法實現精神的自由，這也成為他們在最終實現“自我救贖”之前的重要關卡。終于，在妹妹菲苾的幫助下，霍爾頓放下了對他人的抵觸與偏見，開始“想念起每一個人來”，弗蘭妮也在哥哥祖伊的開導下“一個夢都沒有做”地沉沉睡去，而巴蒂則受到大哥西摩的啟悟后，感覺到“沒有比走進那間可怕的307房間更重要的事了”。顯然，“一視同仁”在塞林格筆下人物獲得“自我救贖”的過程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這種源自古老東方的玄妙智慧消解了矛盾與紛爭、淡化了人我之別，讓人們在更高的思想維度中看到了世界的和諧與美好，而這正是“守望精神”最后期望達到的完美境界。

“守望精神”不僅是霍爾頓身上所體現的那種對美好本真的精神追求，也是作者塞林格用一生的修習與創作去體悟的終極境界，更是囿于物質與空虛的現代美國人找尋人生意義的東方向導。它以禪、道、梵等諸東方思想為依托，立足于人類“自我救贖”的現實要求，通過對生命真諦的靈性探索以期實現世界的圓融與和諧，這既是對人類現狀的積極反思，亦是對未來世界的美好寄托。毋庸置疑，塞林格的“守望精神”宏大的思想內涵和對人性的真實關切儼然成為他作品中永恒的精髓所在，而霍爾頓作為這種精神的先驅，注定會印刻在喜愛他的讀者心中。

（本文系黑龍江省省屬高等學校基本科研業務費科研項目“塞林格與東方文化——以梵、禪、道為例”（1451MSYYB010）、黑龍江省經濟社會發展重點研究課題（外語學科專項）“論J.D.塞林格‘守望精神’中的東方哲學”（WY2021008-A）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牡丹江師范學院西方語言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