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的1942年5月2日至23日，毛澤東同志在延安主持召開了前后跨時22天的文藝工作座談會，并在開始和結束時，分別發表了題為“引言”和“結論”的重要講話，會后整理成著名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這篇《講話》，是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闡述文藝的社會功能與基本規律的經典性文獻，也是中國共產黨長期以來領導文藝工作的重要思想指針。《講話》發表80年來，不僅有力指導了當時陜甘寧邊區和華北華中各抗日根據地文藝工作的健康開展，也持續引領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社會主義文藝的繁榮發展。作用十分重大，影響特別深遠！

其中，對“文藝為什么人的問題”這一“根本的問題”和“原則的問題”以及“如何去服務”的具體實踐包括所蘊含的“立場問題，態度問題，工作對象問題，工作問題和學習問題”等等的論述，特別是關于文藝的社會屬性包括功利性、階級性、政治性及批評標準等等的深刻闡發，至今讀來，依然具有深入淺出和振聾發聵的啟示意義！

今天我們隆重紀念這篇《講話》發表80周年，一個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通過重溫和學習《講話》精神，同時也回顧和總結中國共產黨領導文藝工作的光輝歷程與成功經驗，進而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的更大繁榮助力賦能。從這個意義上說，重溫并記取《講話》的基本思想和精神實質，無疑十分重要。

而在進一步學習和領會《講話》精神的過程中，一個更為重要的前提性問題，必須特別提醒我們去格外注意。那就是，作為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人物，毛澤東同志雖然具有很高的文藝修養及其理論素養，但他畢竟不是文藝界人士，卻為什么對于文藝工作及其理論把握如此重視和特別關切？換句話說，如果不首先重溫并弄清這個基本的前提性問題，而是一般地或者習慣性地著眼于看似核心的有關文藝問題的具體論述，則我們對于這篇《講話》的真正價值與重大意義，就會把握不到位。只有全面系統地悉心學習和深入領會通篇《講話》及其相互關聯著的思想內涵，我們才會更加完整和準確地把握《講話》的精神實質。

那么，當年召開文藝座談會并發表這篇《講話》的真正目的，到底是什么呢？這在《講話》一開頭就作了“開宗明義”的清晰解釋：“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換意見，研究文藝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關系，求得革命文藝的正確發展，求得革命文藝對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協助，借以打倒我們民族的敵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務。”反復重溫整篇《講話》，不難發現，所有的論述，都是緊扣這個主題或者說緊緊圍繞著這樣一個宗旨來展開的。如果離開了對于這個宗旨的準確把握，離開當時的時代語境及中國共產黨所擔負的歷史使命，就無法深刻領會整篇《講話》的核心要義。

對此， 《講話》中還有著這樣的進一步論述：“在我們為中國人民解放的斗爭中，有各種的戰線，就中也可以說有文武兩個戰線，這就是文化戰線和軍事戰線。我們要戰勝敵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槍的軍隊。但是僅僅有這種軍隊是不夠的，我們還要有文化的軍隊，這是團結自己、戰勝敵人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這里所說的兩條戰線或者說兩支軍隊，通俗地講，就是所謂的“槍桿子”和“筆桿子”。而“筆桿子”即文化戰線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文藝。召開文藝座談會的目的，即是“使文藝很好地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的武器，幫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敵人作斗爭”。

我們知道，文藝作為人類審美地把握世界的一種特殊方式，從一般娛樂到綜合審美，從對一己悲歡的自然抒發到對社會人群的有意勸誡，功能與作用是十分多樣的。而特殊條件下的社會歷史環境對于文藝的需求，勢必會有側重。眾所周知，《講話》發表的1942年，正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的艱難時刻，中華民族正為挽救民族危亡而與日本侵略者進行你死我活的殊死搏斗。在此關鍵時刻，召開這樣的會議，并懷著這樣的目的，作用當然絕不僅止于文藝本身的發展繁榮，而是有著更為重要的“工具”作用和更加巨大的“功能”意義。從這個角度看，《講話》雖然具有鮮明的時代烙印，但卻閃耀著十分崇高的精神光輝！

也正是因為如此，在紀念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80周年的時候，我們便很容易聯想到同樣是中國共產黨的核心領導人習近平總書記于2014年10月15日在北京主持召開的文藝工作座談會及所發表的重要講話。雖然時代有所不同，情境發生了變化，但前后兩個座談會及會上所發表的講話所秉持的目的與宗旨，卻在本質內涵與價值向度上，竟是如此的高度一致。比如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一開始也說：“今天召開這個座談會，我早有考慮，直到現在才有機會，主要是想聽聽大家的意見和建議，同大家一起分析現狀、交流思想，共商我國文藝繁榮發展大計。”而為何“早有考慮”并一定要“同大家一起分析現狀、交流思想”？習近平總書記在接下去的講話中有著更為明白的論述，那就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很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也很快。同時，我國社會正處在思想大活躍、觀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時代，出現了不少問題。其中比較突出的一個問題就是一些人價值觀缺失，觀念沒有善惡，行為沒有底線，什么違反黨紀國法的事情都敢干，什么缺德的勾當都敢做，沒有國家觀念、集體觀念、家庭觀念，不講對錯，不問是非，不知美丑，不辨香臭，渾渾噩噩，窮奢極欲。現在社會上出現的種種問題病根都在這里。這方面的問題如果得不到有效解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就難以順利推進。”也就是說，離開文藝的持續繁榮和健康發展，離開文藝的激濁揚清，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就難以順利推進”。更何況，習近平總書記著重指出：“兩個文明都搞好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此，必須要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同時，大力開展精神文明建設，注重在全社會“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而“核心價值觀是一個民族賴以維系的精神紐帶，是一個國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礎。如果沒有共同的核心價值觀，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就會魂無定所、行無依歸”。由于“文藝在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方面具有獨特作用”，重視和繁榮社會主義文藝，義理不言自明。同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使命任務，也要求我們必須通過文藝的手段來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道理也如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所說：“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是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也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堅實根基。”

可以看出，當初毛澤東同志在延安主持召開文藝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目的是使文藝成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的武器”，以此來助力抗日戰爭的勝利，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務；如今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目的是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順利推進并賦能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前者主要是立足團結鼓勁，后者主要是著眼糾偏引領。雖然所談都是文藝的話題，但目的和宗旨絕非僅限于文藝本身，而是更加著力于文藝的功能發揮，屬意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及命運。

以此而論，我們對于80年前那篇《講話》的紀念重溫，和對8年前這篇《講話》的學習領會，也便在某種意義上同時具有了“以史為鑒，開創未來”的意涵。而只有將前后兩個目的和宗旨在本質上高度一致的《講話》，分別放置到不同歷史時期的大背景下去觀察，放到黨和人民事業的大格局中去理解，放到民族解放和民族復興的崇高追求中去體會，才能更加深刻地領會其中的真正要義和思想精魂。反過來說，僅僅將這兩篇《講話》看作是黨的最高領導人有關文藝工作本身問題的一般性論述，就不會深刻把握兩篇《講話》的更大意義和對文藝工作的更高要求。

也就是說，只有真正厘清和弄通《講話》的特殊背景、特有性質和特定宗旨，紀念并重溫80年前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才能更加理解并深刻把握其中的要義；聯系實際學習領會和貫徹落實8年前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也才會更加理解并深刻把握其思想精髓，從而更加自覺地為中國文藝的持續繁榮和健康發展及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貢獻力量。

具體到筆者熟悉的曲藝事業及曲藝工作，80年前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不久，延安及各抗日根據地不但更加注重發掘和運用曲藝形式為抗日宣傳及戰斗鼓動服務，而且出現了“陜甘寧邊區文協說書組”等專門的曲藝組織，涌現出韓起祥、王尊三等一大批紅色曲藝家，極大地激發了曲藝界自覺投身民族解放事業的創演熱情，煥發出曲藝特有的藝術力量。80年來，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后的70多年來，我國的曲藝事業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有力支撐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可喜變化。特別是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以至新時代以來，尤其是習近平總書記8年前發表《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來，廣大曲藝工作者沿著“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堅守“以人民為中心”的創演立場，在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等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但也存在著這樣那樣需要不斷改進和矯正的問題，包括創演態度普遍比較浮躁、一些節目在思想內容上格調不是很高、有些創新探索偏離自身藝術本體、有的創演者注重經濟效益忽略社會效益即“為人民幣服務”而忽視“為人民服務”等等。

為此，在紀念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80周年并聯系當今實際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等有關文藝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論述的過程中，廣大曲藝工作者一定要準確把握講話初衷，積極回應時代召喚，進一步明確使命任務，自覺扛起責任擔當，努力加強專業知識學習和基本技能訓練，在各自的藝術實踐中，堅持曲藝的本體特征、堅守曲藝的審美理想、堅定曲藝的理論自覺、確立曲藝的藝術自信、保持曲藝的獨立品格、弘揚曲藝的特有價值，使自身的藝術活動及創演實踐能夠按照曲藝本身的規律進行；避免因對傳統繼承的嚴重不足而使自身的創新探索誤入“戲劇化”“歌舞化”和“雜耍化”的歧途。確保通過不斷推出各種類型的優秀節目，切實踐行“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宗旨方向及“以人民為中心”的創演理念，用實際行動滿足人民群眾對于曲藝欣賞的更大需求，自覺肩負起以繁榮和發展曲藝來助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神圣使命。

（作者系中國藝術研究院曲藝研究所所長、中國曲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