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紀實文學是兒童文學中較為特殊的一類文體。一般文學領域的紀實文學，其特征在于緊扣時代脈搏，以真實、客觀的書寫反映時代動向、傳達時代精神；這在兒童文學領域亦然，但其內容主要來自兒童生活，思考的議題也與兒童緊密相關。真實性、時代性等特征意味著兒童紀實文學的突出使命便是擔當更具社會性質的書寫。《中國的孩子》是以澳門少年兒童為主要書寫對象的紀實作品，以書名中“孩子”的雙重所指勾連兒童生活體驗與家國情懷，于國家、城市、兒童三者的關系中巧妙運筆，在對澳門兒童的多方位書寫中徐徐展開其背后所關聯(lián)的家國敘事，奏響一曲發(fā)自童心的愛國愛澳之音。

“母子”隱喻的童心共振與身份認同

《中國的孩子》書名中“孩子”的第一層所指是“中國·澳門”之“母子”隱喻中的澳門。1925年，澳門、香港、威海衛(wèi)等7個重要城市先后被西方列強掠為殖民地，聞一多悲憤而作《七子之歌》組詩，痛陳“失養(yǎng)于祖國，受虐于異類”之苦。其中的第一章《澳門》，經(jīng)譜曲后作為中央電視臺電視紀錄片《澳門歲月》主題曲，在1999年后成為廣為流傳的澳門之歌，深情傳達了澳門人民渴望回歸祖國的殷殷心聲。這對發(fā)源于近百年前詩作的隱喻，現(xiàn)已成為包括“中國·澳門”在內的家國敘事的代表性方式。作為聚焦澳門少年兒童、弘揚愛國愛澳精神的紀實文學作品，《中國的孩子》著力續(xù)寫和擴寫了上述“母子”隱喻，“祖國母親”的比喻不僅體現(xiàn)于書名，也是貫穿全書的線索，是全書最突出和重要的關鍵詞之一，并成為承載書中其他同構共振關系的基礎。

由澳門培正中學小學部二年級學生容韻琳擔任主唱的《七子之歌》分外動人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堪稱歌曲靈魂的童聲吟唱：澳門的稚子角色，與演唱者的兒童身份形成共振，清亮、純真而稚氣的童音將思母情深的藝術效果推向頂峰。這透露出兒童在這一隱喻中的重要地位——它是隱喻的起點，也是情感的入口。書名《中國的孩子》除了指向澳門，也指向書寫的對象——這部兒童文學的紀實作品，以澳門少年兒童作為書寫“母子”隱喻的入口，不僅順理成章，也極具藝術成效。例如澳門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學生鄭語涵在寫給習近平總書記的信中說，她以前不太了解“祖國母親”的含義，直到看到駐澳部隊在臺風侵襲后幫助澳門恢復正常的生活秩序，才感受到“祖國就像媽媽一樣，在孩子遇到困難時張開溫暖的懷抱關愛呵護他們，祖國是所有澳門人堅強的依靠”。又如容韻琳在談到演唱《七子之歌》的感受時說：“每次唱都會感動，會因為想到孩子離開母親那么久，重新回到母親懷抱而感到無比幸福”。這是兒童基于個人情感經(jīng)驗，借自己“小家庭”中最熟悉、最具象的母子親情，體悟“大家庭”中抽象的母子隱喻，兒童視角與澳門地區(qū)的身份在此形成共振，使得這份推演發(fā)生得既自然又可親可感。

作為相關變體，祖國“母親”的隱喻在書中有時也會演變成“父親”的象征，如澳門大學霜冰雪劇團所創(chuàng)的舞臺劇《苦盡甘來》，就是有感于“祖國給予我們的愛就像爸爸對孩子的愛，總是默默而無私”。然而其中不變的是澳門少年兒童以家喻國，愛家愛國的感情與心聲。這就成功將書名“中國的孩子”中“孩子”的兩種所指巧妙勾連，“少年兒童視角—澳門地區(qū)身份”由此成為全書的另一組重要的關鍵詞，這種共振共鳴還體現(xiàn)在歷史與現(xiàn)實的映照、中央對澳門多方面的支持等諸多不同方面。從澳門濠江中學薪火相傳的升旗儀式，到澳門青年學子盛贊祖國搭建的教育平臺，《國旗飄在心中》《祖國的禮物》《解放軍叔叔來了》《我的大學》等章節(jié)中的相關事例，展現(xiàn)了“母子”隱喻在兒童視角下被如何感受、理解與認同，并在以“母子”關系感同身受于“中國·澳門”關系后，形成“澳門是中國的孩子”家國意識上的深化，也實現(xiàn)了“澳門的孩子”便意味著是“中國的孩子”身份認同上的遞進。

兒童、城市與國家的同構想象與主體建構

更可貴的是，在“母子”隱喻的續(xù)寫上，作者并沒有只停留在澳門身份認同的層面，而是進一步開掘，關注澳門作為中國特別行政區(qū)的主體性建構，不僅展示了澳門近20年來的繁榮發(fā)展，也對“后回歸時代”的“母子”隱喻做出澳門視角的拓寬與豐富。如果說在身份認同上兒童主要發(fā)揮的是“童心共振”的作用，在主體性建構上則更鮮明地凸顯了“兒童—城市—國家”之間的同構關系。

自晚清至五四時期，兒童以“未來之民”的身份特征，與未來國家的可能性之間建立了關聯(lián)，“立國”與“立人”形成并舉。梁啟超在其名篇《少年中國說》中就以“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的系列排比強化了二者的同構想象。此后的一個多世紀中，無論在追求民族國家獨立的戰(zhàn)爭年代，還是在建設民族國家的和平環(huán)境，以兒童想象國家逐漸成為民族國家敘事中最常見的策略，“祖國的未來”也由此成為兒童社會性身份最顯著的標簽。澳門身份的介入，使“兒童—國家”的同構想象進一步拓展為“兒童—城市—國家”的三層同構關系，不同地區(qū)的兒童成為不同的代表，深度參與和展示著澳門身份的重構。

這種自我身份的構建主要體現(xiàn)在澳門作為地方行政區(qū)積極融入祖國大陸和立足自身發(fā)展兩方面。在《尋找祖國美》《課本里的祖國》《姐妹學校》等章節(jié)中，澳門學生使用大陸版教材，到祖國各地實地考察；參觀內地對澳門供水的“橋頭堡”竹仙洞水庫、廣州供澳蔬菜基地，了解祖國大陸對澳門的支持；到北京天安門廣場觀看升國旗儀式，與內地學生攜手游長城；與貴州山區(qū)學校結對幫扶，教學研討，課程協(xié)作，師生互訪。在“兒童—城市—國家”的同構想象之下，澳門兒童融入祖國即代表著澳門的融入，澳門兒童和大陸兒童的交流即代表著澳門與大陸的交流。正如書中所言，“課本對中國歷史的發(fā)展脈絡進行了清晰的梳理，而學校組織的實地考察又將這些歷史知識立體地呈現(xiàn)在他們眼前，加深了他們對祖國山河和文化的熱愛”。澳門兒童對祖國的“知”與“行”不僅代表著澳門與祖國聯(lián)系日益密切、感情日益深厚的現(xiàn)狀，更預示著澳門與祖國深度交融的未來。這些來自不同地區(qū)的“中國的孩子”，正共同構建著同一個、不分你我的中國的未來。

除了主動融入祖國的大環(huán)境，澳門也積極在祖國的支持下發(fā)展自身，在《最美的傳承》一章中，澳門演藝學院、澳門街坊會聯(lián)合總會等開辦青少年粵劇培訓班，劉一菲、陳浩、鄧子健等澳門兒童學習粵劇，傳承澳門粵劇文化便是鮮明的體現(xiàn)。與浙江的越劇、四川的川劇一樣，粵劇文化既與中華傳統(tǒng)文化一脈相承，又別具地方特色。發(fā)展粵劇，正是珍視澳門自身文化基因，構建澳門獨特文化氛圍、發(fā)展澳門文化主體性的重要舉措。正如澳門勵進粵劇社社長阮順娟所說：“讓孩子們從小對粵劇感興趣，長大后他們會變成臺上的演員或者臺下的忠實聽眾”。澳門少年兒童的積極參與，即意味著粵劇的文化生命將在象征著澳門明天的少年兒童身上獲得煥發(fā)與傳承。大學畢業(yè)后的劉一菲還就此進入粵劇培訓機構，全身心地投入粵劇傳承、普及與推廣的工作中，正是粵劇在一代代少年兒童身上薪火相傳的最佳體現(xiàn)。除此之外，粵港澳大灣區(qū)同根同源，粵劇也成為澳門融入大灣區(qū)建設的重要文化紐帶。粵劇之于中華文化，與澳門特別行政區(qū)之于中國再一次構成對應的閉環(huán)。全書所敘說的家國故事就在這樣環(huán)環(huán)相扣，層層相映的結構中達成形式與內容的默契配合，展現(xiàn)了絲絲入扣、層層遞進、意味深長的敘事效果。

澳門回歸20多年以來，以其安定繁榮的局面印證了祖國統(tǒng)一、領土完整符合包括廣大澳門同胞在內的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母與子的隱喻深度見證、融入并建構了澳門的發(fā)展變遷史，并將繼續(xù)在維護祖國統(tǒng)一、促進澳門發(fā)展的今天和明天發(fā)揮重要作用。《中國的孩子》以獨特的兒童書寫參與“中國·澳門”關系的體認與重構，展現(xiàn)了兒童在這一過程中的重要價值和作用。這部作品為“中國·澳門”的“母子”隱喻提供了來自兒童視角的解讀，不僅豐富了這一隱喻的內涵，也將會在中國廣大少年兒童讀者中喚起廣泛的情感共鳴。畢竟，對于他們來說，抽象的說理再精彩，也不及真情實感的講述動人心扉，不及同齡人的故事更能與他們的內心世界相通。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的孩子》完成了紀實文學的社會使命，在為家國大業(yè)捧出澳門兒童赤子之心的同時，也將飽含愛國之情的種子撒向更多中華民族的孩子。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大課題攻關項目“中國兒童文學跨學科拓展研究”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