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文學不僅成為社會、政治革命的中介，也成為依托現代印刷和出版系統的大眾媒介，是當時最為大眾化的現代出版物。如果說五四時代形成了文學以文化的方式參與政治、社會革命的傳統，那么根據地以來、尤其是抗日戰爭時期，文學這一大眾媒介下沉到基層，文藝工作者以更主動的方式參與農村根據地的社會革命和文化建設。這種特殊的文學實踐與延安“講話”對文學媒介的改造有關。

1942年5月2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延安楊家嶺召開延安文藝工作者座談會，毛澤東發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篇講話由兩部分組成，分別是毛澤東5月2日講的引言和5月23日講的結論。延安“講話”從文化戰線和軍事戰線談起，主要面向國統區來延安的文藝工作者，談了解決文藝工作者的立場問題、態度問題、工作對象問題、學習問題以及文藝為群眾、如何為群眾的問題，還有黨與文藝的關系、文藝與時代、生活的關系以及文藝批評的標準等文藝生產與評價的問題。毛澤東從地理空間和受眾的變化來談“文藝作品給誰看的問題”，“在上海時期，革命文藝作品的接受者是以一部分學生、職員、店員為主”，而“文藝作品在根據地的接受者，是工農兵以及革命的干部。根據地也有學生，但這些學生和舊式學生也不相同，他們不是過去的干部，就是未來的干部。各種干部，部隊的戰士，工廠的工人，農村的農民，他們識了字，就要看書、看報，不識字的，也要看戲、看畫、唱歌、聽音樂，他們就是我們文藝作品的接受者”。從文學閱讀者/受眾的變化提出文藝工作者要創作與工農兵有關的文藝作品，這就涉及到文藝工作者下基層、深入生活等問題。延安“講話”給文學創作提出兩個問題，一是作家/書寫者與群眾/被書寫對象的倫理問題，二是用典型論來進行現實主義文學創作。

首先是，書寫者（自我）與被書寫對象（他者）的倫理問題。這種自我與他者的關系不是彼此平等的，寫作者是有主體性的、具有自主意識的主體，被寫作對象則是客體化的他者、是被動的客體。這種自我與他者、主體與客體的二元關系來源于現代啟蒙運動和科學的理性精神，這種現代精神一方面帶來對未知、對世界的科學研究和理性化規訓，包括個人、自由、平等、民主等一系列基本的現代價值觀，另一方面也建立了以西方（歐洲）、現代為自我，以歐洲之外、非現代的空間為他者的等級關系，前者是文明的、理性化的，后者是落后的、愚昧的、未開化的所在。延安“講話”改變了這種文學書寫者與被書寫對象的權力關系，批判了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之間文明/落后、干凈/不干凈的二元等級關系。在這種背景之下，自我與他者不再是不言自明的主體與客體的關系，而是一種主體間性和互為主體的狀態。如何了解工農兵的生活，毛澤東提出的方法是改造文藝工作者的“思想情感”，“我們的文藝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農兵大眾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這就叫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成另一個階級。我們知識分子出身的文藝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為群眾所歡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來一個變化，來一番改造”。這種“思想情感”的改造，既是從一個階級變成另一個階級的“變身記”，也是與社會學/人類學所強調的民族志、分享人類學類似，是自我與他者互為主體的主體間性，這就使得文學創作帶有社會學、人類學的“科學性”和“社會性”。

二是，延安“講話”提倡一種以典型論為特征的現實主義文學創作。這種文學創作領域的典型性一方面來自于恩格斯所總結的“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等現實主義小說的傳統，另一方面與黨報黨刊中用抓典型、塑造典型作為主題報道有關。這種典型性的文學創作有這樣幾種特征，一是，樹立典型既是對是典型人物和事例進行表彰和表揚，也是為了政策宣傳，讓群眾更好地理解黨的政策，典型和形象都使得以文字為載體的文學媒介視覺化和圖像化，便于理解和傳播。在這個意義上，文學是當時最具有大眾效應的傳播媒介，現實主義文學成為重要的宣傳手段；二是典型來自于基層和地方經驗，把這種地方經驗抽象化為一種具有典型性的樣板，通過典型案例的推廣變成一種地方治理經驗的傳播。

可以說，這種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是一種帶有治理功能的文學寫作方式；三是尋找典型、樹立典型，往往需要新聞記者、作家“身體力行”，到基層了解真實情況，對于記者而言是下基層，對于作家來說是深入生活，這既是一種與社會學家、人類學家類似的田野調查和民族志式的工作，也來自于中國共產黨的群眾路線的傳統，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和“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實地調研精神的體現。因此，在現實主義文學中關于如何寫形象、寫人物、塑造典型等問題的討論，都不只是文學內部的技術問題，也與現實主義文學參與新聞宣傳、成為重要的傳播媒介有著密切關系。

（張慧瑜: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研究員,北京文藝評論家協會理事。本文節選于《從宣傳角度理解<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