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她坐在黃包車上，捏手包，穿長筒皮靴。應該是寒風，微微吹亂鬢角一縷頭發——因為她外穿立領皮大衣。路邊樹木枝條疏遠，葉子稀少。

這輛黃包車大約是從霞飛路（現淮海路）方向而來，拐彎，進入亨利路（現新樂路）。背景，正是由流落上海的俄國僑民集資建成的東正教教堂。教堂對面街角，一個院落，則是杜月笙、黃金榮、張嘯林合資公司“三鑫公司”的辦公地。她的臉，有些模糊。

當然，我面對的是一張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黑白照片。

第二張黑白照片，確認了我的判斷：她就是影星胡蝶。黃包車停在亨利路一百弄門前，她從車上走下來，面目華貴，身姿妖嬈。皮衣下的旗袍開衩很高，像小徑交叉的花園。在民國，上海影星們引領時尚風潮，從衣著、化妝到發型、步姿。德國的兔皮、俄國的灰背、美國的紫貂，這些大衣皮料的光澤、手感，是各個城市上流社會女子交流閑談的話題之一。

胡蝶從黃包車上下來，也許剛剛在“云裳”或“鴻翔”一類高檔時裝店試穿了新衣。身穿棉衣的車夫，恭敬側立。

第三張照片是胡蝶的背影，朝弄堂深處二十九號的家走去。丈夫潘有聲在家中等候。

我手拿這三張黑白老照片，站在彩色、八月的新樂路上，想起成語“刻舟求劍”——三張照片就是小舟上、新樂路上的三道刻痕，流水與劍，已渺然不復再現。我能體會到追蹤拍攝這些照片的某一個小報記者的愉快、猥瑣和感傷。

目前，上海兩個國際機場，都有被譽為“狗仔隊”的攝影師、攝像師，天天蹲守那些航空港里起起落落的當代影星，為晚報、網絡、微信公眾號提供新聞以謀生、謀名。他們掌握了這些影星的身份證號碼、護照號，以便查詢其行蹤。他們甚至需要買一張頭等艙機票以便接近、捕捉候機廳貴賓室內的私密場景，再迅速退票、發稿，制造一樁丑聞、一個熱點，來反抗全國人民的無聊感和倦意。

時代由舊而新，人類形狀無大不同，“表演與觀看”這一主題和格局，大致相同。

二

新樂路大約五百米長。兩側是充滿時尚感的皮鞋店、美甲店、刺青店、婚慶禮服店、餐館、咖啡館、酒吧、美容休閑中心……

相比之下，胡蝶走進去的新樂路一百弄，入口破敗，高懸一個警示牌“本弄安裝有攝像頭”。門房里的老保安昏昏欲睡。一個鞋匠，在過道里埋頭研究鞋子的履歷和前途。

弄堂狹窄，把轎車如何開進去再如何退出來，考驗一個駕駛者的耐心和智慧。五排老建筑。原先一家一幢的三層聯拼別墅，現在三家混居，一家一層。門前信箱分出三個入口，寫著三種姓氏。胡蝶舊日的家，在第五排最盡頭角落處，二十九號，黑色鐵門緊閉。樓上伸出的晾衣竿，衣服花花綠綠迎風翻飛，像蝴蝶翅膀那樣絢麗，但已經不是胡蝶的衣服了。

綠色爬山虎繼續在墻壁上爬，法國梧桐樹的葉子繼續在風中搖曳。其實，法國梧桐這一樹種與法國無關，就像爬山虎與老虎無關一樣。

新樂路周圍街區曾屬于法租界，住過不少民國影星。一百弄俗稱“影人村”。十六號的影帝高占非，現在門前有一輛舊自行車、一個滴水的拖把。八號的影后張織云，門前有一摞廢棄的花盆。她前夫就是阮玲玉的第二任戀人、茶葉巨商唐季珊。唐季珊在新閘路、江寧路交叉處的“沁園邨”，花十個金條，為阮玲玉購置一幢三層洋房。阮玲玉就從初戀、少爺、賭徒張達民那里擺脫出來，最后又用三瓶安眠藥將生命結束在這幢洋房里，徹底從唐季珊的家暴、背叛和人間孤寒中擺脫出來，二十五歲。據說，阮玲玉服藥不久就被發現，如果送附近診所還來得及搶救。唐季珊擔心周圍鄰人議論，就開六小時的車把阮玲玉送到一家遙遠的醫院，把她送進遙遠的天堂。

我常常分不清阮玲玉、周璇的面容和身世——都有清新瘦小的臉、不幸的童年、類似的從藝之路、在浪子與商人中間無法安放激烈的愛、各自掀起的滿城波瀾……周璇三十七歲因精神疾病去世。其故居枕流公寓位于華山路，距新樂路很近，屬李鴻章家族的遺產。公寓名字來自“枕流漱石”這一典故。在上海，只能枕著人流、車流、現金流而非清新溪流——多么不安，怎能入眠？

所謂早亡，就是提前否定自我繼而人間，不需要中年、晚年來糾正和補償。一個演員的早亡，像是與電影中的角色命運混為一談，虛構與真實充滿互換位置的沖動。愛與絕望，總是不離不棄、如影隨形。

你也買桃花，他也買桃花，

龍華的桃花都搬了家，路不平，風又大，

命薄的桃花都斷送在車輪下。

這是周璇的一支歌，唱她自己，也唱著哀感頑艷的胡蝶們。每年春天，看見桃花，我就想起這一支歌和民國以來女子的美麗與凋零。一個時代的美麗與凋零。

上海的弄堂、酒吧、咖啡館、餐廳，依然可以聽到周璇的歌聲。新一代美人與浪子繼續周旋。路依然不平，風依然很大。

三

上海是中國電影發源地。一九〇三年，西班牙電影放映商雷瑪斯，在虹口乍浦路跑冰場內放映電影，后遷至四馬路青蓮閣茶樓放映。一九〇八年，雷瑪斯建起有二百五十個木板座椅的鐵皮房子，首映西方影片《龍巢》。這一被命名為“虹口大戲院”的簡陋建筑，被認為是上海首家正式電影院。

之后，眾多影業公司與電影人薈萃上海，把中國的悲歡離合搬上銀幕。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開始，歐美電影在亞洲地區的首映典禮，往往選擇于上海。許多日本、韓國的影迷乘坐輪船或飛機來觀影，順便游覽魔都。

一九三一年，中國第一部有聲電影《歌女紅牡丹》上映，主演者胡蝶的豐滿美艷，被銀幕進一步放大擴張，充滿視覺煽動性和腎上腺素號召力，一夜紅遍上海灘。一九三六年，卓別林偕戀人、影星寶蓮·高黛來上海游玩，下榻于南京路上的華懋飯店（今和平飯店）。在國際飯店內舉行的歡迎宴會上，卓別林提出想看京劇，梅蘭芳、胡蝶就陪同他去寧波路上的新光大戲院觀看馬連良主演的《法門寺》。

這一時期，電影院遍布上海大街小巷：大光明電影院、大上海電影院、國泰電影院、美琪大戲院、滬光大戲院、西海電影院、長城電影院、平安大戲院、金門大戲院、卡爾登大戲院、南京大戲院、浙江電影院、蘭心大戲院、黃金大戲院、巴黎大戲院、恩派亞大戲院、九星大戲院、光陸大戲院、金都大戲院、麗都大戲院、金城大戲院、明星大戲院、中央大戲院、山西大戲院、皇后大戲院……報紙、刊物上充斥兩類訊息：前方戰事消息，上海各個影劇院的影訊。

清末太平天國圍攻江南，抗日戰爭，這兩次大事件，使內陸上層社會人士和富裕階層，一次又一次攜金帶銀涌入上海租界，避難隱居。觀影，讓充滿末日感的人們可以逃避現實、麻醉自我，順便言志抒情。在長達四年的“孤島時期”，上海電影業異常繁榮。《木蘭從軍》《惡鄰》一類電影長映不衰。“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一座不夜城。”“如果沒有你，日子怎么過？我的心也碎，我的事也不能做。”“假正經，假正經，你的眼睛早已經溜過來又溜過去，看個不停。”這些電影插曲，一夜間就從上海傳遍全中國。

如果沒有電影，這亂世里的生活怎么過？銀幕上的美人，燙發、粉臉、細眉毛，緞帶、蕾絲、長筒襪，代表新女性摩登形象，讓觀眾們“在兩小時里遺忘那些重大的政治問題以及正在降臨到上海的巨大變動”（杰·萊達）。如果電影中的愛恨情仇過于激烈，影院會請來租界巡捕維護秩序，以防那些亢奮沖動的觀眾攻擊銀幕。

如何遭逢電影中那樣一個美麗的女性？如何避開電影中那樣的浪子？在電影院虛擬的夜色里，觀眾們仰望、琢磨。影星們像星星一樣閃耀，遙不可及。租界不是桃花源，電影院不是溫柔鄉。日軍飛機時時橫貫上海，丟下一兩枚炸彈，以顯示存在感，保持震懾力。

戴笠坐在某一影院的二樓包廂里，戴墨鏡，沒有戴斗笠。側耳聽大街上的動靜，雙眼緊盯銀幕上巨大的胡蝶。

四

新樂路上一系列鐵柵欄門扉，貼有旅行廣告：

每個人都是自己的導演，走出去擁抱世界。

每個人更是演員。連臺詞都要自己來寫，連服裝、化妝、燈光、一日三餐都要自己來安排——滿上海的故事片，滿世界的悲劇、喜劇和鬧劇。被想象力、表達力、感染力所充滿的人們，在大街上和臥室里，邁動精心設計的步子，說出充滿隱喻的臺詞。

現在，我出現于新樂路，就是為自己乏味的故事片尋找靈感和素材。我不知道怎么能演好中年和晚年。

胡蝶自編、自導、自演得好，一部故事片，從上海、香港、重慶，最后演到了加拿大。八十一歲去世，墓地被設計成鋼琴形狀。

從照片上看，她面容豐腴端莊，明顯區別于阮玲玉和周璇，命運也就有了差異。盡管初戀對象也是一個演員、浪子，但胡蝶很快就頓悟：不能這樣演下去，要找一個平實之人寄托身心，才會有平淡無奇的好結尾。在電影中歷盡深淵和歡愉，她需要在現實中登岸，腳踏實地在塵埃里生息。遂與潘有聲結婚。這個茶葉店雇員，無壞癖好，一張臉木訥得像木刻——他對胡蝶的確懷著入木三分的愛意。相繼生育兩個孩子。

阮玲玉顯然缺乏胡蝶的世故和睿智，選擇唐季珊。這個茶葉大王，風衣整天隨身飄，裝扮出玉樹臨風的姿態。阮玲玉大約沒有讀過白居易的《琵琶行》，否則會對唐季珊保持警惕——“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應該也沒有讀過巴爾扎克小說，不知道這個法國作家的嘀嘀咕咕：“巴黎的愛情不同于任何一種愛情。那里的愛情……是欺騙……稍縱即逝，卻留下一片毀滅的痕跡。”似乎說的也是上海愛情。

上海模仿巴黎，從新樂路周圍法租界地區的建筑外觀，到滿大街的靈魂悲歡。

今天，追獵、尋歡女影星的商人，依舊很多。他們大都讀過白居易的詩，所以就去經營房地產、互聯網一類生意，避開“買茶重利”的古老責備。當然，戲說而已。茶葉青山本無辜。

如果他們再讀讀巴爾扎克，就根本不會談說“愛情”二字，于是也就不存在“毀滅的痕跡”。當然，戲說而已。

五

胡蝶自己的故事片還是無法保持平庸、避免高潮。

戴笠作為男主角登場，這在胡蝶構想的劇本中是意外之筆。

戴笠請胡蝶列出丟失財物清單，囑托手下：去找一找，找不到就按照清單，買一部分類似的物品回來。不要過于貴重，以免拒絕。女人們最急需的法國香水、美國絲襪、印度絲綢睡衣、意大利皮鞋，可以買。在經營一樁新情事上，一介武夫，像撲蝶人舉著撲蝶網，充滿洞察力、耐心和準確性。他在為自己的高潮，添加重要伏筆——在廣西一小鎮，終于追尋到胡蝶心愛的、有標記的一枚鉆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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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見《草原》2022年第5期

汗漫，著有《漫游的燈盞》《一卷星辰》《南方云集》《居于幽暗之地》《在南方》等。曾獲“人民文學獎”（2007年度、2014年度）。現居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