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鈞，浙江大學文科資深教授、中國翻譯協會常務副會長

中華讀書報：您在北京大學做公開講座時，強調一個外國文學翻譯者和研究者應該“用自己的眼光去發現一流的作家”，那么您是以怎樣的“眼光”和標準去發現？

許鈞：就文學翻譯而言，涉及譯什么與怎么譯兩個重要的方面。一個好的譯者，應該具備批判的精神，具有發現的眼光。文學經典是不斷生成的，翻譯家不能只盯著已經經典化的作品，不能一味地重譯，也要善于發現新的作家，介紹新的作品，闡釋新的作品。我的標準很簡單，讀一部新的文學作品，首先看有沒有獨特性，有沒有一種文學特質；其次看有沒有深刻性，能否拓展你對于存在、對于生命的體驗，能不能引起你的共鳴；再次看有沒有豐富性，無論是形式，還是內容，需要給讀者留下闡釋的空間，能吸引讀者，讓讀者進入作品。在我看來，一位優秀的翻譯家，既要發現好的作品，也要通過自己的翻譯，成就一部好的作品，讓好的文學作品在異域獲得新生命。

中華讀書報：1975年畢業后留校任教，一年后被公派去法國學習，您的翻譯事業伴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能否談談四十余年來，您的學術道路經歷了怎樣的變化？

許鈞：我是1975年2月大學畢業，1976年8月底去法國留學的，那個時候“四人幫”還沒有打倒，到了法國之后，心理的沖擊是非常大的。但幸運的是，我們的好奇心也被激發了。我對法國語言、文學、文化都很感興趣。對新的語言現象很關注，積累了很多材料，為以后的語言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礎。文學方面，我們在國內時幾乎什么都沒有讀過，只知道巴爾扎克，知道一點雨果。當時在課上，接觸了不少新的流派、新的作品，除了好奇，心里感覺時不時有一種沖動，想把自己喜歡的作品介紹給國內的朋友，由此埋下了翻譯的種子。我在1978年8月回國，恰逢改革開放的春風。我開始研究法國語言，大量閱讀法國文學，發現好的文學作品就翻譯，翻譯多了，就有些思考，于是把翻譯研究當作自己的主要方向，一直堅持至今。

中華讀書報：您在留學期間就買了幾十部法國文學名著，了解到存在主義、荒誕派戲劇、新小說等流派，能否談談您那個時期的閱讀？

許鈞：你知道，法國巴黎的塞納河畔，有很多舊書攤，有各種各樣的文學書籍。那個時候，我們留學生是國家包吃包住，一個月給10塊錢的零用錢，可兌換二十幾個法郎。我們買不起別的什么東西，但舊書很便宜，兩三個法郎就可以買一本。你說的那些書，我就是在舊書攤買的，像《高老頭》《巴黎圣母院》《局外人》《等待戈多》《嫉妒》等。真的感覺得到了寶貝似的，讀巴爾扎克的小說很過癮，雨果也能讀懂個七八分，可是讀新小說，感覺讀不進去，不太明白作品的意思。

中華讀書報：您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翻譯的？如何選擇譯本？您采取的是什么方式？

許鈞：我在法國留學時，有過不少口譯的經歷，最難忘的，是給中國衛星火箭代表團當首席口譯，任務太重了，太緊張了，前后十來天，人瘦了十來斤。不過，代表團很滿意我的翻譯，我的自信心大為增強，特別喜歡翻譯，包括筆譯。在留學時，有過多次沖動，想翻譯文學作品。真正有明確的翻譯意識，是因為與南京大學的錢林森老師結識，他那個時期在巴黎教授中文，聽我說想翻譯文學作品，他特別支持我。我和他合作翻譯的第一本書，就是他從外國友人那兒要來的，書名叫《永別了，瘋媽媽》，1979年出版，獲得法蘭西學院小說獎。這部書在1980年開始譯，1982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人民日報》《新華日報》等報刊發了書評，給了我很大的鼓勵。

中華讀書報：您比較早地接觸了勒克萊齊奧，并于上世紀80年代初就翻譯他的作品，2008年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您如何評價他的作品，可否談談您所了解的勒克萊齊奧？

許鈞：我在留學時，讀過勒克萊齊奧的《訴訟筆錄》。這是他23歲時出版的處女作，獲得勒諾多獎，可我基本沒有讀懂，不明白好在哪里。三年后，錢林森老師得到了勒克萊齊奧的新作《沙漠》，該書獲1980年的保爾·莫朗文學獎。我讀了以后，感覺與《訴訟筆錄》是不一樣的寫法，有吸引人的故事情節，語言很美，節奏感很強，而且覺得思想很有批判性，于是寫梗概，還試譯了兩章，與錢林森老師一起推薦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譯本名為《沙漠的女兒》。通過翻譯，我對勒克萊齊奧有了越來越多的了解和理解，感覺他的作品別具一格，具有詩意。后來，我一直很關注他的作品，他有新作出版，都會寄給我，記得有一部叫《流浪的星星》，他在書的扉頁贈言，還畫了一顆星星。我們因翻譯結緣，成了朋友，四十多年了。感覺他特別真，而且誠，愛憎分明。和他相處，很輕松。2011年，他來南京大學擔任教授，給本科生上通識課，發現他讀的書真的很多，對世界各國的文化很了解，很尊重。講課內容深刻，啟發性強，對學生有真正的引導。學生都很喜歡他，叫他勒爺爺。

中華讀書報：您提到自己的翻譯受到傅雷、許淵沖、錢林森等人的影響。能否具體談談？有沒有讀書方面的影響？比如要求您必須讀什么書？

許鈞：簡單地說，許淵沖對翻譯藝術的追求影響了我，但慢慢地，我和他的觀點不一致，我們有過激烈的學術論爭，但他對我很好，也很信任我，他離世前把15部手稿捐給了我所在的浙江大學中華譯學館，這是一份十分珍貴的遺產，也是一份難得的信任。錢林森老師是我文學翻譯的領路人。我和他合作翻譯過好幾部書。他對學術的癡迷，讓我敬佩。傅雷先生，對我的影響是多方面的，讓我明白了何為翻譯，何為翻譯精神，何為翻譯藝術，何為翻譯價值。

中華讀書報：您曾翻譯出版法國文學與社科名著30余部，能否以某部作品為例，談談您在翻譯中遇到最具挑戰性的問題？法語的長句等特點，是否也給翻譯帶來難度？

許鈞：翻譯太難了，文學作品翻譯的難與社科著作翻譯的難是不一樣的。社科著作的術語很難把握，我曾經翻譯過一部叫《第一哲學》的書，感覺在中文里找不到可以傳達原文關鍵術語的詞，我翻譯了四五萬字，最后放棄了，還寫了一篇文章，叫《翻譯是有限度的》。文學翻譯，也難，句子簡單，很難譯，譯出來感覺沒有味道；句子長，也難譯，感覺斷不了句，譯出來，句子重心有可能變了，邏輯關系也可能變了。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的長句，對誰都是考驗，法國讀者也不一定能讀懂，我們要譯好，難度可想而知。普魯斯特的意識流，主要是靠句式來呈現的，不能隨意斷句。我花了兩年時間，才譯出了出版社交給我的第四卷的前半部分，20余萬字，一天只得幾百字。不過我收獲很大，以這部書的翻譯為研究對象，寫了一部書，叫《文學翻譯批評研究》，討論長句、隱喻、形象、風格的翻譯問題，1992年由譯林出版社出版，應該是國際上第一部探討文學翻譯批評的著作，三十年后，這部書得到了許國璋語言研究獎。

中華讀書報：在《名士風流——許鈞譯文自選集》（中譯出版社）中，您選擇了《邦斯舅舅》等法國經典作家作品和《沙漠》等法國當代作家作品漢譯。翻譯哪些法國文學作品給中國讀者，您的選擇標準是什么？

許鈞：這部自選集，我選得很用心，展現了我四十多年的翻譯歷程，也體現了我的翻譯理念。我一直認為，一個優秀的翻譯家，要發現經典，成就經典。從自選集的編排看，上編選的都是法國經典作家的經典之作，有現實主義的巴爾扎克，浪漫主義的雨果，開意識流之先河的普魯斯特；下編選的是20世紀優秀作家的作品，有自己的發現和選擇，如勒克萊齊奧的《沙漠》、特麗奧萊的《月神園》；有前輩專家柳鳴九先生推薦的，如波伏瓦的《名士風流》；也有出版社邀請翻譯的，如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三十多年前，楊武能先生囑咐我，要給讀者選擇、翻譯優秀的作品。我的選擇的基本標準，就是作品要有一種向上、向善的力量。

《名士風流——許鈞譯文自選集》，許鈞譯著，中譯出版社2022年1月第一版，58.00元

中華讀書報：您有哪些枕邊書？有怎樣的特點？

許鈞：我的枕邊書基本是三類。一是哲學類的，讀了會明白人何以為人；二是歷史類的，讀了會明白人是如何發展的；三是文學類的，讀了會明白人如何豐富自己的生命。我不喜歡讀經濟類的圖書，科技類也很少讀。我翻譯的也基本是這三類書。

中華讀書報：能否談談您最近在讀的書？您有怎樣的閱讀特點？一般讀幾遍開始翻譯？

許鈞：我有很多作家朋友，我喜歡讀他們的小說，最近在讀格非教授的《人面桃花》。還有歌德與席勒的《文學書簡》、浙江大學中華譯學館剛剛推出的《譯藝與譯道——翻譯名師訪談錄》。我讀書有個習慣，必須過筆，寫寫畫畫。外文書也常讀，遇到好的，就會給出版社推薦。我翻譯的書，一定要自己特別喜歡的，讀著讀著，有時會有沖動，想立即翻譯出來。有的作品，讀一遍就可以開始，如《名士風流》，有的作品，讀四五遍也下不了手，像《追憶似水年華》，我翻譯第四卷的時候，原文與譯文，前前后后讀了六七遍。

中華讀書報：如果有機會組織一場宴會，您最希望邀請哪些人到場？

許鈞：這個問題從來沒有想過。假如有這樣的機會，我會邀請法國的老朋友勒克萊齊奧，中國作家界的畢飛宇，中國翻譯界的王克非、仲偉合，還想邀請我做翻譯和翻譯研究的弟子。中外文學、翻譯界聚在一起交流，不亦樂乎。

中華讀書報：如果您可以帶三本書到無人島，您會選哪三本？

許鈞：三本太少了。如果只能帶三本，我帶圖尼埃的《星期五》，看看人到無人島上如何繼續為人；我還想帶一本郭宏安先生翻譯的波德萊爾的《惡之花》，看看人在絕境時如何發現美；還想帶一本《道德經》，看看道在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