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國家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每個民族都有著各具特色的民俗和文化，但同時都有著統一的身份認同，即作為中華民族的一部分，相互團結、共同奮斗，推動整個國家的經濟、社會等各個領域不斷向前發展，并在這個過程中不斷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文學作為社會生活的反映，必然會表達出人民在創造美好新生活過程中的集體風貌。各個民族的作家在他們的文學活動中，將個體的身份認同、民族認同、文化認同都融合進文學創作中，并最終指向國家認同。文學作為一種話語實踐，成為多民族作家們不斷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媒介。

“多元一體”植根于各民族的互動互融

中華民族是一個自在、自覺的民族實體，是多元一體的結構。學者費孝通認為：“中華民族起源、形成、發展的歷史，其族體結構與文化發展，是以‘多元起源，多區域不平衡發展，反復匯聚與輻射’的方式做‘多元’與‘一體’辯證運動的匯聚融合的結果。”可以說，這一民族實體是在幾千年的歷史過程中形成的。特別是進入近現代之后，面對殖民主義的入侵與帝國主義的壓迫，全國各族人民緊密團結起來，組成抵御外敵的統一戰線。在這樣的背景下，“中華民族”由此前“自然”、“自在”的狀態轉為“自為”、“自覺”的狀態，全國人民的心氣緊密地聯結在一起。由此可見，中華民族共同體并非是想象的產物，而是根植于歷史、文化與血脈，有著濃厚的傳統。在現代文學階段，一大批優秀作家積極用自己的筆墨書寫全國人民的團結抗爭史。老舍、蕭乾、端木蕻良等眾多少數民族作家也都寫有相關主題的作品。這些少數民族文學的集合，論證了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具有根深蒂固的愛國主義傳統，它是中華民族集體意志的體現。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各民族人民都欣喜于新政權的確立、新權利的獲得，積極投身于社會主義建設的進程之中。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作家筆下，經常涌現出來的是人民為創造新生活而不斷奮斗的場景。黨和政府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的主題，從本國國情出發，總結歷史經驗，借鑒其他國家的有益做法，確立并實施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團結、民族區域自治和各民族共同繁榮為基本內容的民族政策，形成了比較完備的民族政策體系。70余年來，在社會發展的每一個階段，雖然各民族、各地區的發展有些不同步、不平衡，但共同發展、共同進步的宗旨從未改變，始終追求“發展路上，一個民族都不能少”。得益于黨的堅強領導，各民族的經濟、社會發展都得以不斷向前推進。特別是近些年來的脫貧攻堅實踐，極大縮小了民族地區與其他地區的發展差距，極大促進了各民族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在脫貧攻堅偉大斗爭中，全國各族人民以共同意志、共同行動，完成了這項對中華民族、對整個人類都具有重大意義的偉業，極大增強了大家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凝聚力和向心力，進一步鑄牢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而在文學領域，作家們積極書寫人民奮進過程中的每一個腳印，為時代樹碑、為人民塑像、為民族立傳，在對時代命題的思考與表達中彰顯了人民的精神風貌。

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的辯證統一

由于舊中國與新中國民族政策的差異，新舊中國的民族書寫各有不同。舊中國由于夷夏之辨的存在，一些少數民族被視為蠻夷，一些民族文化被視為落后、半文明的文化，一些少數民族作家備受歧視。新中國成立后，中國諸多少數民族身份被識別、公開，少數民族作家受到極大重視。在這個過程中，涉及到民族身份認同的問題。

蕭乾在《蕭乾選集》自序《遙遠的祝福》中寫到1949年之前的民族身份問題：“好在那時不大填表，填也輕易不問‘民族’。偶爾遇到非填不可的時候，我為了怕受歧視，干脆只填個‘漢’字。”可是1949年后，情況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那時少數民族不但不受歧視，還特別吃香哩”。老舍在新中國成立前未公開自己的族屬，新中國成立后不久便公開說明自己是滿族。費孝通在論述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特征時，對此頗有感慨：“我在解放前的確沒有聽到過語言學家羅常培、文學家老舍是滿族，他們都是在解放之后才公開民族成分的。當然，我們這些漢人和他們相處時并不會感到我們之間有什么民族差別。在沒有公開他們的民族成分之前，他們都知道自己是滿族。”這些作家始終深愛著自己的民族，但到了新中國，由于平等的民族政策，再加上民族身份的確認等因素，他們的民族身份才被公開，民族身份認同進一步得到強化。

伴隨著黨和國家平等民族政策的推行，少數民族文化、文學得到進一步的重視。神話、史詩、傳說等民族、民間文學作品得到了充分的整理。在文人創作方面，少數民族作家井噴而出，他們從各自不同的視角書寫本民族的故事，展現了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景觀。例如，蒙古族作家瑪拉沁夫以詩意的筆調把環境、景物的描寫和人物的精神世界緊密結合起來，《茫茫的草原》等作品顯得格外清新、明朗、質樸，散發著濃郁的草原氣息，具有獨特的民族風格。彝族詩人吉狄馬加在《自畫像》中用排比、回環和抒情的方式塑造出一個從大涼山生長起來的彝族詩人形象：“啊，世界，請聽我回答：我——是——彝——人！”藏族作家扎西達娃在《西藏，隱秘歲月》等小說中展現了西藏社會的變遷，表現西藏從封閉走向開放的進程。還有很多的作家、詩人，隨著民族身份的認同、民族意識的覺醒，不斷書寫帶有強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身份認同感的作品，創作了內容上與形式上都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學佳作。

當然，少數民族作家的民族身份認同是和國家認同結合在一起的。56個民族56朵花，大家都生長在中華民族這個大花園里，都以各自的特色展現花意的盎然。具體到文學創作上，作家們一方面關注本民族的問題，同時又將這一民族問題放到全國的大格局中進行考量，呈現出一種整體性的融合視野。那些既有民族特色又有全國典型性的題材、命題，最為得到作家們的關注。比如前面提到的脫貧攻堅題材寫作，每個民族、每個地區都有各自的樣本，但都屬于全國一盤棋的共同行動的一部分。再就整個文學領域而言，每個民族、每個作家都有自己的題材、風格，但都是中國文學這個大集體的組成部分，都在從不同的視角講述中國故事。

新時代民族文學創作：從借鑒走向融合

各民族文學之間在題材、體裁、人物等各個領域的相互借鑒，是源遠流長的。我國流傳的民間史詩、傳說，存在很多相似的源頭、原型，體現了不同民族之間自古以來就是互相融合的。各個民族的文學有悠久的傳統，它們是在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中創造出來的。這些不同的民族文化都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寶貴財富和不可缺失的一環。現在，我們進入了新時代，民族文學創作也體現了從相互借鑒到相互融合的趨向。這種融合，有著多方面的條件和原因。一是隨著教育的普及，少數民族青年作家的受教育水平，與漢族青年作家幾乎沒有任何差異。二是隨著新媒介技術的發展，我們面對著一個共同的網絡世界，而且這個網絡世界與現實世界有著相互纏繞的關系。因此，作家們不會因為地理（生活環境）的差異，而產生思想、意識、觀念上的過多差異，因為大家面對的都是相似的語境和命題。而且，人口在不同城市間的頻繁流動，進一步強化了這種趨勢。

在這樣的背景下，少數民族文學和漢族文學之間，各個少數民族文學之間，區別似乎不再那么大。現在讀一些少數民族作家的作品，它們不再聚焦民族意象，而是關注個體在城市中的命運沉浮，因此，如果作者不專門標明自己的民族身份，讀者僅僅依靠作品的內容，很難再鮮明地感受到其中有什么民族特色。當然，并不否認，還有很多作家依然在聚焦民族生活、民族事項，但他們在處理這些題材的時候，不是站在民族內部的視角來書寫，而是跳出來，在全國、全球化的視野中進行考量。也就是說，伴隨著城市化進程以及全國不同民族、地區人口的流動，不同民族之間了解增多，大家更加善于換位思考。少數民族作家以現代性視角重新審視本民族文化。他們不再秉承狹隘的民族本位主義，而是抱著開放包容的心態，既能發現本民族文化的優點與長處，又能認識到本民族文化的不足，創造出一種具有融合性特征的新文化。

（作者系湖南第一師范學院青年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