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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

這些年，我一直在文學與歷史之間游弋。以我個人的偏見，歷史是文學的最大寶庫，它藏品豐富，絲毫不遜于現實生活。

我們容易輕視歷史，更多鎖定現實的利益，不見未來，更不見歷史，由于對歷史的無知，就容易導致冒失、迷茫，以及愚蠢。中文的動詞沒有時態的變化，似乎從某種意義上證明：所有的過去時，同時也是正在進行時。歷史與現實的區別是不存在的，歷史是現實的另一個版本，而所有的現實，都將歸入歷史的統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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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寫作

我尋找著書寫歷史的最恰當的方式。這些作品包括《紙天堂》《1894，悲情李鴻章》《辛亥年》，以及今年即將列入《祝勇文集》出版的《盛世的隱痛》《民國的憂傷》《故宮的風花雪月》等。說它們是散文，卻有著比散文更大的包容力，如蔣藍所說，“真實事物的復雜性已經不再是以往的任何一種文體能夠從容應對的了”，寫作者“調動的人類學、考古學、神話學、自然地理學、人文地理學、民族學、民俗學、語言學、影像學等等學科逐漸進入文學域界”，這無疑是一種規模龐大的綜合性的寫作；說它們是報告文學，卻又杜絕了報告文學寫作中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和充滿二元對立的“大詞寫作”，而注入了更多的情感、判斷、思考，具有鮮明的“私人寫作”性質。在這一點上，它們是與散文相通的，只不過是一種大體量的“超級散文”而已，也有人以一個新的名字為它命名：“非虛構”。我卻更愿意用自己的詞來涵蓋我的寫作，即：“歷史寫作”(這一定義囊括忽略了體裁的區分，特別是對歷史散文和報告文學的界定困難)。我寫的不是歷史，而是歷史中的人。歷史只為人的活動提供了一個時空的框架，而我所關注的，是在這個框架中的人的命運抉擇、進退取舍、彷徨掙扎，是“在個體生命與連續流動的歷史關系中，探尋歷史運行過程中個體生命的‘蹤跡’”。實際上，怎樣為這種寫作定義并不重要，因為所有這些稱謂都有一個共同的核心，那就是對于歷史的人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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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性

歷史寫作是具有文學性的，因為歷史本身就蘊藏著通往文學的秘密通道。“不管是‘真實的歷史’還是虛構的故事，它們最終都與人類的時間經驗聯系在一起，而時間經驗其實就是人的生存經驗，并因此都是‘真實的’，都可以納入到人生經歷的整體結構中。”我們從文學中看到歷史，我們也同樣能夠從歷史中看到文學。

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文學作品《詩經》就是一部歷史之書、一部悠長抒情的史詩，它的價值不僅在于為那個時代的政治與社會提供了一份“客觀”的證詞，更在于它是來自情感世界的“主觀”的表達。歷史不是一個先驗存在的、不可動搖的固體，不是被囚禁在博物館里的文化標本，甚至不是歷史資料中的僵硬文字，它是活的，有血肉，有呼吸，有語言，有情感，歷史的戲劇性往往連天才的劇作家也想象不出來。所以，有評論者認為歷史寫作不過是對歷史資料的抄襲，的確有這樣的寫作者存在，但他們代表不了真正意義上的歷史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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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性

英國歷史學家卡爾說：“歷史是現在與過去之間永無止境的問答交流。”文學，正是問答交流的基本方式。因此，對歷史的書寫，并不是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樣，只是用一個錄音機播放歷史的“原聲”，實際上，歷史的“原聲”是不存在的，所有的歷史都是講述中的歷史，即話語歷史，“歷史是被人經歷的歷史，所有的歷史事件都是與人的生存相關，并因此不具有自在的性質。它們一開始就被講述，而且始終被講述”。而對歷史的書寫，并不是對歷史的被動模仿，而是對歷史的再創造、再塑形，如果沒有達到這一要求，歷史寫作就沒有完成自己的任務。

話語歷史一經產生，它就獲得了自身的價值，即文本價值。文本價值并不等同于歷史本身的價值。簡單地說，紙頁上的朱允炆、袁崇煥、李鴻章，并不是歷史上真實存在過的那些人，而是文本中的形象——當然，在二者之間存在著血肉的聯系。過去我們習慣用真實形象和藝術形象來區分他們，實際上，他們的“藝術形象”，也就是文本中的歷史人物，比我們想象的有著更強的神秘性。從歷史的角度看，他們所有的命運都已經定局，成為歷史教科書上的結論，無法改變，然而，當我們借助文學的工具深入到他們多元、復雜、幽深、糾結的內心世界，才會發現他們的命運中潛伏著深刻的不可預測性。在史學的視域里，我們似乎已經對他們了如指掌；但在文學的視域里，我們還對他們所知甚少。

歷史寫作的神秘性令我深深癡迷，使我不僅在過去幾年，而且在未來可以預見的時光中，仍然會沉潛于這種寫作，發現歷史的宏大敘事中被我們忽視的幽暗角落，尋找人性的寶貴閃光。這一過程就像探秘一樣吸引著我，我自己的寫作，也因此具有了很強的神秘性。這種探秘不是地理上的，而是心理上的、情感上的；不是史學的，而是文學的。我相信在史學的歷史之外，還存在著一個文學的歷史，有人把它叫作“心靈史”，我相信這是一種不可或缺的珍貴歷史。

來源：《文藝報》(2013年5月10日)，編輯有刪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