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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之琳（1910—2000），中國著名詩人、學者、翻譯家和評論家。1910年12月8日，出生于江蘇海門湯家鎮。曾用筆名季陵、林子、老卞等。卞之琳在家鄉讀小學和初中。1922年，考入上海浦東中學，開始接觸中西方文學和進步思想。1929年夏，考入北京大學英文系，第二年開始寫詩。早期詩作受中國古典詩詞和現代詩人徐志摩、聞一多等的新格律詩，以及瓦雷里、里爾克、艾略特、奧頓等人的詩作影響。

1933年大學畢業后，于保定、濟南等地教書，并參與編輯文藝刊物《冰星》。同年，出版第一本詩集《三秋草》。此后，陸續出版了《魚目集》《漢園集》（與李廣田、何其芳合著）、《十年詩草》等詩集。這些詩作代表了卞之琳詩歌創作的最高成就，被評論家認為是化古化歐、出“新月”而入“現代”，獨成一家，自創高格。作為中國現代詩歌先行者之一，其影響流布當時，下及20世紀40年代的“九葉”詩派，遠至海外，甚至對后來詩歌的探索與發展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抗日戰爭初期，卞之琳曾任四川大學講師。1938年至1939年，赴延安、抗戰前線訪問和體驗。1940年，任教于西南聯合大學。抗戰勝利后，任南開大學教授。1947年，應英國文化委員會邀請，前往牛津大學做訪問學者。1949年以后，專任北京大學西語系教授、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研究員。20世紀50年代，曾訪問波蘭。1964年后，一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任研究員。20世紀80年代，訪問美國。

詩歌之外，卞之琳也寫小說、散文和文學評論。新中國成立后，他主要從事外國文學翻譯和研究。著作和譯著有《布萊希特戲劇印象》《莎士比亞悲劇論痕》《西窗集》《維多利亞女王傳》《阿道爾夫》《阿佐林小集》《新的糧食》《紫羅蘭姑娘》《莎士比亞悲劇四種》等。

20世紀80年代，我剛入職《世界文學》編輯部不久，時任主編高莽先生就帶我去看望馮至、卞之琳、戈寶權等編委。在這些前輩面前，我都不敢隨便說話，總怕話會說得過于幼稚、不夠文學、不夠水平，只好安靜地在一旁聽著，用沉默和微笑表達我的敬意。寫出“我的寂寞是一條蛇”的馮至先生有大家風范，端坐在書桌邊，腰板挺直、聲音洪亮，不管說什么，都能牢牢抓住你的目光。翻譯出膾炙人口的《海燕》的戈寶權先生特別熱情、隨和、笑容可掬，親自沏茶遞水，讓人感覺如沐春風。而卞之琳先生清秀、瘦弱，略顯矜持卻又溫和，靜靜地坐著，眼睛在鏡片后面閃著光，并不望著我們，只是望著自己面前的某個地方，說話聲音很柔、很輕，像極了自言自語或自問自答，但口音很重。我基本上聽不懂，雖然聽不懂，依然感受到先生言語的韻味，當時心里甚至好奇：如果讓卞先生自己朗誦他的《斷章》，會是什么樣的味道？

第一次見面，《斷章》的作者給我留下的印象是：仿佛一個象牙塔中的詩人，完全沉浸于自己的內心世界。后來，在讀了卞先生的更多作品、了解了他的更多人生履歷后，我明白我的印象是大錯特錯了。真實的卞之琳，骨子里是一位既眼望天宇又面對大地的詩人和文人。

“一個年輕人在荒街上沉思”

卞之琳出生于江蘇省海門縣湯家鎮。依據他自己的形容，海門縣只是“江海間一塊只有一二百年歷史的新沙地，住的百分之八九十是南岸來避難或開墾的移民，說不上羅曼蒂克”。童年時期，他讀過《千家詩》《唐詩三百首》《孟子》《左傳》等古代文化典籍。少年時代，他讀到冰心的《繁星》、郭沫若的《女神》、徐志摩的詩歌、聞一多的《死水》，對新詩產生濃厚的興致，并開始學習寫詩。也是在那時，他接觸到了魯迅的《吶喊》，對魯迅的作品有了初步認識。與此同時，他的語言天賦在中學時就已顯現，高中時已能用英文閱讀莎士比亞的劇作和柯勒律治的詩歌，并悄悄譯出柯勒律治長達六百余行的敘事名詩《古舟子詠》。上高中時，在進步教師和同學的介紹下，他接觸到馬列主義著作和進步思想，在心底埋下了一粒將影響他一生的種子。海門縣雖然僅是彈丸之地，但由于離上海不遠，各種風尚、潮流、消息和影響總會風一般地及時吹來。早慧而又敏感的卞之琳讀書寫字之余，時時關注著中國大地上的風云變幻。在中學發生的兩次學潮中，他毫不猶豫地站在了同學們一邊，因為他明白這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

1929年，卞之琳從上海浦東中學考入北京大學英文系。他說自己之所以選擇位于遙遠的北方的北京大學，既是出于對五四運動發源地的向往，也是對當時令人絕望的灰暗現實的逃避。卞之琳在評論戴望舒時說的一段話，實際上也坦露了他自己的心態：“大約在1927年左右或稍后幾年初露頭角的一批誠實和敏感的詩人，所走道路不同，可以說是植根于同一個緣由——普遍的幻滅。面對猙獰的現實，投入積極的斗爭，使他們中大多數沒有功夫多作藝術上的考慮，而回避現實，使他們中其余人在講求藝術中尋找了出路。”

由此可見，卞之琳所謂的“回避”實際上是另一種尋覓。在他看來，“愛國心、正義感，也總是中國歷來有良知良心的正派文士舉世無比的可貴傳統”。這也是他在大學期間特別愿意同進步同學密切交往的緣由。正是在北京大學，他除了學習英文以外，又學習了法文，一下拓寬了他的閱讀視野和翻譯領域。在徐志摩的欣賞和提攜下，卞之琳開始以真實姓名發表詩歌，而譯事也從沒停止。也就是說，從一開始，卞之琳就是以詩人和譯者的雙重身份踏上文壇的。這兩種身份在此后漫長的歲月里始終相互影響、相互充實、相互彌補，最終使得卞之琳成為卞之琳。

這段時期，他的創作和翻譯都明顯地反映出了他的思想狀態，或者更確切地說，是靈魂狀態。《夜雨》是卞之琳的早期作品，詩人如此寫道：

我的靈魂躑躅在街頭，

雨阿，你淋得他好重！

他如今仍然在走呢，

快要一步也走不動了，

可憐！他全身在抖呢。

他還馱著夢這嬌娃，

走一步掉下來一點淚，

還不曾找著老家呢，

雨阿，他已經太累了，

但怎好在路上歇下呢？

從這首詩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個青年，或者一代青年，在那黑暗、混亂、動蕩歲月中的特殊心態。雖然黑暗無邊，夜雨綿長，寒意襲來，但靈魂依然躑躅在街頭，懷著夢想，渾身顫抖著在尋找著能夠安身的地方。不管多苦多累，只要沒找到自己的“老家”，靈魂就一刻也不會停歇。

創作上，他的目光不僅投向內心世界，同樣投向大千世界，投向日常生活，投向那些最尋常的人。詩人有著捕捉日常細節和生活場景的超強能力，在他不動聲色的處理下，這些細節和場景即刻散發出動人心魄的韻味和意味。《幾個人》一詩便是典型：

叫賣的喊一聲“冰糖葫蘆”，

吃了一個灰像滿不在乎；

提鳥籠的望著天上的白鴿，

自在的腳步踩過了沙河，

當一個年輕人在荒街上沉思。

賣蘿卜的空揮著磨亮的小刀，

一擔紅蘿卜在夕陽里傻笑，

當一個年輕人在荒街上沉思。

矮叫花子癡看著自己的長影子，

當一個年輕人在荒街上沉思：

有些人捧著一碗飯嘆息，

有些人半夜里聽別人的夢話，

有些人白發上戴一朵紅花，

像雪野的邊緣上托一輪落日……

這是黃昏時分北平街頭一個場景。看似凌亂、散漫、互不搭界的幾個人物，因了一個在荒街上沉思的年輕人而成為有機的整體，而有了內在的連接。這幾個人有一個共同點：都在面對艱難的日子，都在苦熬著，也仿佛都在期盼著，只是姿態不同。年輕人通過沉思再進一步挖掘，于是沉思實際上變成了發問：為什么有些人捧著一碗飯嘆氣？為什么有些人半夜里聽別人的夢話？為什么有些人白發上戴一朵紅花，像雪野的邊緣上托一輪落日？而他的沉思中，詩意、張力和悠悠的意味早已撲面而來。青年沉思者是詩中的核心和關鍵。評論家李健吾曾撰文闡述沉思者的含義：“他們的生命具有火熱的情緒，他們的靈魂具有清醒的理智……他們不求共同，回到各自的內在，諦聽人生協和的旋律。拙于辭令，恥于交際，他們藏在各自的字句，體會靈魂最后的掙扎。他們無所活動，雜在社會的色相，觀看人性的無常。”而卞之琳通過詩歌塑造和提煉的沉思者當時有一大批，具有代表意義。

從這兩首詩可以看出卞之琳詩歌的一些特色：善于捕捉生活場景，巧妙運用對話和獨白，注重語言的鮮活和韻律，講究詩歌整體的意味。談及詩歌創作，卞之琳多次強調了徐志摩和聞一多對他的兩點影響和啟示：一是在戲劇性場景描繪上，一是在口語的靈活運用上。

學者張曼儀在《卞之琳著譯》一書中分析道：“卞之琳從早期作品中已經顯示出他為‘相對’觀念所吸引，這可能緣自他所理解的‘真實’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許多不同的甚至矛盾的事物同時存在，如何把這些矛盾統一起來是個哲學上的問題，也成為他創作上一個持久的問題。”張曼儀認為，《莊子》和馬克思學說都為詩人解決此問題提供了理論的根據，“不過詩人畢竟不是哲學家，他沒有自成一家的系統理論，而利用了相對觀念作為詩篇的組織法”。

馬克思主義理論一直吸引著卞之琳，尤其是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深得詩人之心。“相對”是辯證法中的一個關鍵概念，卞之琳著名的《斷章》一詩就最好地體現了這一觀念：

你站在橋上看風景，

看風景人在樓上看你。

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

你裝飾了別人的夢。

“相對”在此既是一種方法，又是一種角度，甚至也成為某種主題。“相對”之中，角度一轉，賓主易位，角色調換，“你”和樓上人互為風景、互相裝飾，不知不覺中，都成為風景中的風景。短短四行，仿佛信手拈來，卻如此機智、巧妙、自然，令人回味無窮。經過時間的檢驗，《斷章》已成為中國現代詩歌中的經典，是卞之琳最響亮的詩歌名片。

為了勞苦者，“我捧出意義連帶感情”

1937年8月，聽聞北平和天津淪陷的消息后，時刻都在憂國憂民的卞之琳深感震驚和沉痛，他決定做點什么，要以實際行動投入抗戰。1938年3月，在成都，他和何其芳、方敬、朱光潛、謝文炳等創辦《工作》半月刊，以“宣傳抗日戰爭和支持社會正義”為共同目標，每期刊出反映戰區和逃難經歷的文章，以及針砭時弊的雜文。據張曼儀介紹，“這個刊物不只記錄了何其芳文風的急劇轉變，即就卞之琳來說，他除了在《工作》連載所譯紀德左傾期作品《新的糧食》外，還在第四期發表了側寫抗戰實況的散文數則叫《地圖在動》，也標志了取材方向的轉移”。

進入暑期，卞之琳悄悄地為一項重要而冒險的行程做起各種準備。這就是延安之行。說到延安之行的初衷，他在《〈雕蟲紀歷〉自序》中坦露了自己的心跡：“全面抗戰起來，全國人心振奮。炮火翻動了整個天地，抖動了人群的組合，也在離散中打破了我私人的一時好夢……大勢所趨，由于愛國心、正義感的推動，我也想到延安去訪問一次，特別是到敵后浴血奮戰的部隊去生活一番。”不僅如此，卞之琳還將延安之行當作對自己的考驗和鍛煉，希望能為今后的人生注入活力、指明方向。延安之行無疑是卞之琳人生中的高光時刻和珍貴篇章，因此，有關卞之琳的各種評傳、專著和研究文章大都會聚焦于這一篇章。依據各種文獻、記載以及卞之琳本人的自述，我們來簡要還原一下其延安之行的經過：1938年8月14日，卞之琳跟何其芳及沙汀夫婦踏上了奔赴延安的道路。他們先乘汽車，沿川陜公路北行，24日到寶雞。次日，換乘隴海鐵路快車到西安，住在八路軍辦事處。28日，乘辦事處的汽車離開西安。31日，抵達延安。一行人住在西北旅社，換上了延安干部和部隊官兵穿的灰布制服。何其芳和沙汀按照分配，到魯迅藝術學院教書。卞之琳只計劃作短期訪問，留在文化協會。9月初，在周揚的安排下，他們一起去見了毛澤東。毛澤東鼓勵作家們到前方去體驗戰斗生活。就在等待出發去前線期間，卞之琳研讀了《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和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他們最終分成兩路奔赴前方：何其芳和沙汀隨賀龍經晉西北到達冀中平原；卞之琳則加入了“文藝工作團”，隨朱德總司令去了晉東南太行山一帶。在前線，卞之琳全身心投入，極其認真細致，不放過每一個采訪和體驗的機會，接觸了大量前方官兵和抗戰人士，目睹了前線的抗戰情景。

卞之琳前前后后在延安和前線生活了一年。他將延安稱作“另一個世界”,一個讓他看到希望和未來的世界。此段經歷在思想上讓他對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和認識，而在創作上則為他收獲了二十首詩、兩篇短篇小說，以及若干篇散文和通訊報告。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慰勞信集》。袁可嘉稱這組詩是一種新型的政治抒情詩。不管怎樣，這些詩篇都是卞之琳內心真摯地流露，也是他詩路的有意變化和拓展。他說過：“沒有真情實感，我始終是不會寫詩的。”細讀這組詩歌，我們注意到，詩人帶著欽佩、贊許和感動，將目光投向一個個可敬可愛的人，在他們身上發現光澤和詩意、希望和未來。這些人中有奪馬的勇士、煤窖的工人、刺車的姑娘、用手指探電網的連長、抬鋼軌的群眾、放哨的兒童、西北的青年開荒者、前方的神槍手、辛勞的政治部主任，也有統領抗戰大局的領袖。

延安之行不僅讓卞之琳經受了考驗和鍛煉，還讓他在思想與精神上得到了振奮和升華。對于作家的擔當和使命，對于小我與大我、片面和全面、有限和無限、文學與現實等的關系，卞之琳也有了更加清晰和成熟的看法。延安之行還使他的詩風大變，創作上進入了一個嶄新階段。

“這星座不顯赫，卻含蓄著獨特的光輝”

時間證明，卞之琳是一位始終都在追求進步、追求光明的知識分子。弟子裘小龍在紀念文章中透露，卞之琳曾告訴過他，20世紀40年代末，他在英國做訪問學者期間，聽聞國內翻天覆地的變化，決定立刻啟程回國，全身心地投入新中國的革命和建設中。為了以最飽滿、最純粹的姿態迎接新中國，他甚至將苦苦寫了八年的長篇小說《山山水水》付之一炬，認為這部作品過于兒女情長，不符合當時的時代氛圍。1948年底，他先乘客輪抵達香港，又與戴望舒結伴從香港乘運紙貨船北上，一路冒充押貨員，到塘沽登陸上岸，再坐火車，“終于在1949年3月回到解放了的北京”。到達北平后，周恩來在周揚的陪同下，專程到卞之琳和戴望舒下榻的招待所看望他們，同他們親切交談。1943年，卞之琳曾到訪重慶，周恩來獲悉后，特邀他到辦事處晤談，并留他共進晚餐。再次見到周恩來時，卞之琳感覺格外親切。1949年10月1日，卞之琳作為進步和愛國人士，應邀參加了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

“承擔文學”是法國文學批評界提出的概念，用以形容法國作家佩吉、阿拉貢和薩特等人的作品。作家在急劇的社會變遷中，應該摒棄置身事外的立場，以主動的姿態介入社會矛盾和沖突，以謀求改變現實，從而對社會作出一份承擔。這就是“承擔文學”的基本含義。“承擔文學”研究者艾德雷斯認為：“作家有權利要求社會給予他創作的自由，社會也有權利要求作家懷有責任感。認識到這個雙重要求和它們之間的辯證關系，就是深得承擔文學的三味了。”卞之琳顯然十分認同“承擔文學”的倡導。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農業合作化等運動中，他都積極投入，走進基層，深入生活，寫出了一批貼近現實、呼應時代的詩歌和散文。在《〈雕蟲紀歷〉自序》中，卞之琳談到了自己在這一時期的表現：“解放后這個新時期，我多次到社會實際生活中，以下鄉參觀、勞動或工作為多，時間有短有長，偶爾寫起詩來，除了感性和理性認識開始有了質的不同，堅信要為社會主義服務，除了由自發而自覺地著重寫勞動人民，尤其是工農兵，此外詩風中基本上是前一個時期的延續。”1956年，卞之琳加入中國共產黨。這是他在追求進步和光明的道路上邁出的重要一步。為了跟上時代的步伐，他抓緊時間，刻苦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毛澤東思想，并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從事文學創作、研究和批評。需要強調指出的是，卞之琳在這一時期的創作中，除了呼應時代和貼近現實以外，還盡量遵循藝術規律，追求藝術價值，始終注重將社會效應同文學價值融合在一起。他對詩歌創作向來要求甚嚴，總“喜愛淘洗，喜愛提煉，期待結晶，期待升華”。但在那個特定的時代，追求藝術價值，還是讓他遭受了詩歌“晦澀”“傾向不好”“奇句充篇，難讀難講”的批評和討伐。在此情形下，詩人卞之琳陷入了長達二十年的沉默。

詩歌創作停滯后，卞之琳潛心于外國文學研究和翻譯。他要以另一種方式發揮自己的作用，為社會為國家作出自己的貢獻。他一生熱愛文學翻譯，將文學翻譯當作特殊的創作。他之前就已陸陸續續翻譯過波德萊爾、瑪拉美、魏爾倫、古爾蒙、瓦雷里、蘇佩維埃爾、普魯斯特、阿佐林、紀德等外國作家的詩歌、小說、傳記和隨筆。邁入新中國后，他又開始翻譯和研究莎士比亞、拜倫、布萊克、布萊希特等外國作家。他翻譯的英國詩歌、法國詩歌、紀德小說、阿佐林小品、莎士比亞悲劇四種等，都深受讀者的喜愛。在各個時期，尤其是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這些譯作為中國的閱讀者和寫作者提供了寶貴的文學營養。

值得注意的是，在外國文學研究中，卞之琳時時注意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和方法。他洋洋灑灑近八萬字的《論〈哈姆雷特〉》便是典型的例子。在這篇論文的開頭，作者就表明：“我們試著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做的科學研究，首先要求一個全貌的認識。可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另一方面，決不容許形而上學式的使一個古典作家創造出來的有血有肉的典型形象僵化成一個畫譜里的定型。這樣一個典型形象，在統一的全面認識之下，憑它的深刻性，憑它的能動性，還是容許各時代人民層出不窮地創造性地體會，從中汲取永遠是活的教育意義。”接著，他又廣征博引馬克思、恩格斯以及英國與蘇聯學者的觀點和語錄，對《哈姆雷特》的時代和社會背景、莎士比亞的思想和創作、劇中主要人物、劇作的思想性和藝術性做了詳盡而嚴謹的分析和闡述，認為“莎士比亞運用現實主義創作方法，通過哈姆雷特這個典型人物，通過他和周圍一些典型人物的關系，通過恰當的情節和恰當的語言，非常突出而生動地表現了當時的先進人物，為了人類的美好理想，和人民利益相一致的，反抗社會罪惡的斗爭精神，斗爭里顯出的人道的光輝”。

1990年12月8日，卞之琳迎來了八十壽辰。這一天，他收到了馮至特意為他的生日而作的詩歌《贈之琳》。從這首詩中，先生讀出了數十年的友情、理解、欣賞和惺惺相惜。這是他收到的最好的生日禮物。作為同行、同事和知音，馮至的這首詩也是對卞之琳一生成就的最詩意的總結：

你組織時間的、空間的距離，

把大宇宙、小宇宙不相關的事物

組織得那樣美，那樣多情。

我的時間空間不會組織，

只聽憑無情的歲月給我處理

……

你斟酌兩種語言的懸殊，

勝似燈光下檢驗分辨地區的泥土；

不管命運怎樣戲弄你的盆舟。

你的詩是逆水迎風的檣櫓。

大家談論著你的《十年詩草》，

也談論著你迻譯的悲劇四部，

但往往忽略了你的十載《滄桑》

和你剪裁剩下的《山山水水》，

不必獨上高樓翻閱現代文學史，

這星座不顯赫，卻含蓄著獨特的光輝。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世界文學》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