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你這莊嚴雄偉的古城，到處傳遍了抗戰的歌聲……千萬顆青年的心，埋藏著對敵人的仇恨……無數的人和無數的心，發出了對敵人的怒吼。士兵瞄準著槍口，準備和敵人搏斗”，這首當年傳遍祖國大地的《延安頌》，唱出了中國青年的抗日決心和豪情。

全民族抗戰爆發前后，當年的延安一下子涌入了幾萬名年輕人，使這里成了青春之城，也成了希望之城。在延安，青年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高舉起抗日救亡的旗幟，擔當起民族獨立與人民解放的重任。

如何看待這些青年？在延安，深有歷史遠見的中國共產黨，十分關懷和重視中國青年運動的發展，始終把青年看作推動歷史發展和社會前進的重要力量，始終把青年運動置于黨的領導之下。

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的基本策略任務。為此，1936年11月，黨中央把青年運動的主題，確定為吸引廣大青年參加抗日救國的民族統一戰線。

為團結各界青年抗日，黨中央做出了改造共青團的決定，把這個先進青年的共產主義組織改造成為廣大青年群眾的抗日救國組織。陜甘寧革命根據地的各級共青團，自下而上地建立了各級青年救國會。這一決定，動員和組織了廣大愛國青年投入抗日救國的民族解放斗爭，使青年運動出現了嶄新的局面。

“七七事變”后，成千上萬青年紛紛走上抗日前線，全國青年抗日救國運動風起云涌。為了進一步發展和加強全國青年運動，集中統一對各青年團體的領導，1938年5月，黨中央和毛澤東決定建立青年工作委員會，由當時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陳云兼中央青委書記。這樣，全國青年的抗日救國運動有了黨的統一領導。

為進一步號召和團結全國青年擔負起民族解放和抗日救亡的任務，1937年4月12日，西北青年救國代表大會第一次大會開幕典禮在延安中央大禮堂舉行。毛澤東等到會講話。大會通過《全國救國綱領》草案及章程。

1938年4月15日，《新中華報》發表了毛澤東為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成立一周年的題詞：“青年是抗日戰爭的生力軍，目前青年團體的任務是團結全國一切階層的青年男女，大批地走向抗日戰爭的戰場去，充實正規軍的戰斗力，發展廣泛的游擊戰爭。在后方的青年人，也是一切為著戰爭勝利而工作。中國的解放主要依靠青年人。”

在黨的領導下，陜甘寧邊區和各抗日根據地乃至全國的青年抗日救國運動蓬勃開展。

1939年3月18日，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決定把5月4日作為其成立紀念日，并向全國青年提議，定5月4日為中國青年節。

為紀念五四運動和宣傳中國青年節，陜甘寧邊區開展了聲勢浩大的宣傳活動。

4月28日，中共中央機關報《新中華報》刊出“五一、五四紀念特輯”，刊載了胡喬木《紀念中國青年節與國民精神總動員》，艾思奇的《五四文化運動在今日的意義》和馮文彬作詞、呂驥作曲的紀念五四青年節的歌曲。5月1日，中共中央機關刊物《解放》周刊登載了毛澤東撰寫的《五四運動》一文，他希望全國青年“到工農民眾中去，變為工農民眾的宣傳者和組織者”。

1939年5月4日，延安各界青年在抗大第五大隊坪場舉行紀念五四運動20周年暨首屆中國青年節大會。會議選舉毛澤東、朱德、林伯渠、宋慶齡等10人組成名譽主席團，馮文彬等23人組成大會主席團。大會上，毛澤東作了關于青年運動的政治方向的講話，這個講話編入《毛澤東選集》時題為《青年運動的方向》。毛澤東指出，抗日戰爭時期中國青年運動的正確方向，就是做“抗日救國”的先鋒。為了確保這個方向，毛澤東提出的重要原則是“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塊”。

毛澤東剛做完講演，幾位青年高擎火炬進入會場，全場起立歡呼。他們跑步繞場3周，然后到主席臺前向毛澤東敬獻錦旗，錦旗上書寫“新中國的火炬”幾個字。會后，還舉行了歡樂的篝火晚會。

多年之后，當年在延安魯藝任教的詩人蕭三寫了一篇《我怎樣到魯藝》的文章，回憶起青年人那一天的歡樂：“晚色已經涂上了清涼山、寶塔山……場中幾處卻燃燒著熊熊的野火，照得通紅”，已經晚上十點多了，“在回魯藝的路上還聽得見場中的歌聲和看得見那里的火光”。

在抗戰期間，黨中央十分注重引領青年思想，用黨的理論武裝青年，引導青年聽黨話、跟黨走，努力成長為黨和國家事業的合格建設者和可靠接班人。

中國共產黨到陜北后創辦了安吳戰時青年訓練班。這個班，就是要在最短期間教授青年各種最低限度的軍事、政治、紀律知識，然后投入到抗戰中去。安吳青訓班學員們的日常生活和學習安排全部實行軍事化，先后組編了127個連（隊）。從1937年到1939年下半年，青訓班共辦了14期，培訓了1.2萬多名學員，成為青年抗戰的“人才大本營”。

安吳青訓班籌辦中的兩件事，體現了黨的領袖對青年培訓工作的高度重視。

當年籌辦安吳青訓班困難重重。要辦下去，最大的問題就是經費。辦一期，最節約也要200元。在那個時代，對于黨中央來說，這錢也是個不小的數目。大家正在為經費發愁的時候，毛澤東說，這錢應該花，青訓班要辦下去，而且要大搞。毛澤東一拍板，青訓班繼續辦學的問題就解決了。

青訓班在辦學中，遇到了缺少優秀教員的問題。當時負責辦班的中共中央青年部部長、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主任馮文彬在抗大中物色了兩名教員。他找到當時抗大教育長羅瑞卿，結果羅瑞卿不同意放人，說抗大正在飛速擴大，自己的教員也不夠用。

馮文彬一想，只能去找毛澤東了。當面請示時，毛澤東批了一個條子，上面就是7個字：羅瑞卿同志，照辦！

抗大第四期正式開學后，由于來延安的青年學生人數猛增，這一期學員達到5000多人，幾乎是前幾期學員人數的總和。這是抗大歷史上學員人數最多的一期，也是知識分子比例最高的一期。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是從西安徒步來到延安的。

毛澤東對這些知識青年非常重視，親自擔任抗大教育委員會主席。他對抗大的各級負責人說：這批革命青年千里迢迢來到延安不容易啊！從西安到延安走了800里，這就是一個考驗，政治上不堅定是走不到的。

從1936年10月到1945年2月，毛澤東到抗大、陜北公學、中央黨校、魯藝等學校，給青年們授課、講話和作報告多達100多次，還多次為學校題詞。他為抗大題詞“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成為抗大的教育方針。在毛澤東的倡導和帶領下，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陳云等也經常到干部學校講課、作報告。

在延安，黨中央和毛澤東對青年無比關懷和愛護，寄予殷切期望。他們積極參加青年的一些重要會議和組織活動，親自給青年作報告，撰寫文章和題詞，熱情真誠地同青年交往，做青年朋友的熱心人、知心人、引路人。

1938年4月9日，毛澤東在抗大第四期第三大隊開學典禮上的講話《在抗大應當學習什么？》中指出，學員來抗大學習，“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全國四萬萬五千萬同胞；不是為了自己的家，而是為了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的家，犧牲一切。所以第一個決心是要犧牲升官；第二個決心是要犧牲發財；第三更要下一個犧牲自己生命的最后決心！”

毛澤東十分注意對青年的培養，甚至連青年們上課學習時的講義和教材都親自撰寫、親自審定。

抗戰進入相持階段，毛澤東來到抗大給師生們作報告。毛澤東說，我們是長期戰爭，總歸要打下去，一直到胡子白了，于是把槍交給兒子，兒子的胡子又白了，再把槍交給孫子，孫子再交給孫子的兒子，再交給孫子的孫子，日本帝國主義倒不倒？不倒也差不多了。

毛澤東用生動的語言點出了年輕人努力的方向，那就是長期奮斗，堅持到最后勝利。

緊跟中國共產黨，去打抗日持久戰，建立一個光明的中國，成為那個時代青年的強烈心聲。延安，青春之城，希望之城。巍巍寶塔，秀美延河，因為有了那一代青年的奮斗而變得光彩奪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