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在不斷生長，小說的長法各種各樣。我腦子里有許多小說的印象，自己也寫一些小說。但寫作應當本能地排斥或規避已有的寫法，哪怕那些寫法是高明的。這次寫《活獸慈舟》，我想寫一種“人物生態”。

人物是一名老獸醫，他的原型是我的祖父。我小時候與祖父生活在一起，自然是親眼看見過他；有些無法看見的事情，也是家人當時背著這個“人物”講給我聽的。祖父是十分孤傲的人，幾乎不跟成年人說話；可他其實微弱而熱情，常跟小孩子、傻子與獸禽交流。他從前是人醫（中醫），偶爾玩票醫治獸禽，向來珍惜尊重一切的生命；他本可以心甘情愿地去當獸醫的，但“組織上”和“人們”都認為獸醫比人醫低下，他在被動員和安排去獸醫戰線時變得不情不愿。他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初期在鄉間從事獸醫工作。他選擇了一個方法：專心致志做獸醫，不與他人論“高低”。他期望他的兒子和徒弟在當期的仕途上是平順的，而自己堅持放棄“進步”。他因為有獸禽，有獸醫，有小孩子與傻子，生活得孜孜不倦有滋有味——活出了一種生態。這是我對他的記憶。

生態在當下是一個熱詞，生態文學亦方興未艾。何謂生態，它的元義是生物在自然環境下生存（或生活）的狀態。以美好生態為旨歸的生態文學有一個前身（至少是孿生的），即自然文學。這款文學起初堅守自發的立場：以自然中心抵制人類中心。我大約認同這種針對現實災害的反駁，但同時以為這個立場存在“概念丟失”的缺陷，我愿意把人——人類——也一并納入廣義的自然或生態的范疇。比如我的祖父，他，他與獸禽、小孩子和傻子，以及他所在的社會的自然的種種狀況，便是他囿于其中的自然或生態環境，他在此中以順應和堅守的姿態建立個人生活。

但是，誰人又不是如此呢？

這正是寫一種“人物生態”的問題。

這個問題涉及小說的內容與形式。所幸我充分占有這位老獸醫（我祖父）的生活素材，關于他的獸醫生活的許多細微的體察與發現令我深刻感懷：這是確鑿的，其中蘊含可貴的東西。在此基礎上，將老獸醫作為小說的人物已然不需要虛構與捏造的幫助。事實上，在慌忙寫作與飄忽閱讀的時代，我越來越為虛構與捏造而擔憂，那些虛構或捏造的奇異或偏頗總是被領略過真實生活的眼睛一眼洞穿，讓人厭棄。我甚至放棄了關于故事與結構的套路，開始“平鋪直敘”。但我明白：這場敘事的每一寸文字必須帶著真實生活的質感，必須在情節和細節中呈現老獸醫別有意味的生態。我只能在敘事流淌的環節落實藝術的想象，并且希望它是一種貨真價實的出讓。當然，我信賴新內容附著或帶來的新形式。

我這么想，就這么寫；不一定至，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