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得后著、錢理群編選并評點：《魯迅研究筆記》，商務印書館，2021年版

多年來，我一直有一個對得后兄的魯迅研究進行一次認真的學術討論的計劃，也很想編選他的研究論著，以作歷史的總結。但我的設想卻一再被得后兄所拒絕：他認為自己的研究十分有限，只是做了想做、該做的事，不值得總結與研究。得后是我的兄長，面對他的固執己見，我也無可奈何。但今年卻突然有了機會。首先是明年（2022年）年初，正值得后兄的“米壽”，這就有了為他編書作紀念的充分理由。更重要的是，今年（2021年）正是魯迅（1881——1936）誕生140周年，于是，就不斷有出版社找到我們這些“老家伙”組稿，就為我們的研究論著重新出版提供了一個歷史機遇。我就應約編選了《錢理群講魯迅》和《魯迅當代讀本》兩本書。當年得后和我合作編選的《魯迅散文全編》和《魯迅雜文全編》也列入了再版的計劃。這樣，在我和趙園再三建議下，得后兄終于松了口；于是，就有了這本王得后《魯迅研究筆記》錢理群評點本的編選與出版。

王得后先生與錢理群先生在開封合影

正在我準備寫這篇《前言》時，山西北岳文藝出版社寄來了由李怡和宮立編選的《王富仁學術文集》，其中最有分量的自然是富仁的《論魯迅》（上、下編）：這樣，得后、富仁和我，三位從事魯迅研究的老友的論著，居然得以同時再現于讀者面前，真的別有一番意味。特別是我打開書，讀到富仁在《<中國魯迅研究的歷史與現狀>初版后記》里的一段肺腑之言：“我”之所以能夠走向魯迅研究之路，除了導師李何林先生的指引外，主要仰賴“我的博士生副導師楊占升先生”、“文學研究所的樊駿先生”、“《文學評論》編輯部的王信先生”，以及魯迅博物館的“王得后先生”，“他們四人對我一生的影響，是怎么估計也不為過的”。讀到這里，我的心為之一動：它喚起了我同樣的歷史記憶。我不也正是在王瑤先生的引領，李何林先生的影響（我曾專門寫有《高舉“魯迅‘五四’”旗幟的學者——李何林先生的學術貢獻》一文），以及嚴家炎、樊駿、王信和得后的扶植、啟發下，才步入魯迅研究界的大門的么？這里，實際上有三代魯迅研究者的歷史性相遇：李何林、王瑤為代表的三、四十年代的老一代魯迅研究者；樊駿、嚴家炎、楊占升為代表的五、六十年代的中年一代的魯迅研究者，以及王信這樣的資深編輯；王富仁和我這樣的八十年代的相對年輕的一代魯迅研究者。而得后則有些特別：就進入魯迅研究界的時間而言，得后和富仁與我都屬于改革開放一代的研究者，但他的年齡與資歷、修養，都屬于樊駿、嚴家炎中年一代；我就多次談到，“當代魯迅研究者中對我影響最大的，就是得后。他所提出的‘中國人及中國社會的改造的立人思想是魯迅思想的核心’的命題，他對‘左翼魯迅’的思考，都成為我的魯迅研究的重要出發點”，我們是“相互影響與呼應”的。而富仁特別提到的“樊駿、王信、楊占升，王得后”這樣的中年一代，對富仁（也包括我）“一生的影響”，就不只是學術道路，更是人生道路的精神影響。今年王信遠行以后，我寫過一篇文章，就談到魯迅研究界和現代文學研究界當年曾經有過的“純粹的學術精神”：“沒有半點講究人事關系的世俗氣，不存絲毫私心，沒有任何個人學術地位、利益的考慮，一心追求學術的獨立，自由，創新與平等”，同時“律己極嚴，達到了苛刻的程度”。在我心目中，具備這樣的“學術的公心和正氣”的代表，就是樊駿、王信、楊占升和得后他們四位。現在，楊占升、樊駿、王信都已先后離世，得后也退出了學術界：“這樣的‘純粹的人’不會再有了”。

2014年6月，老友聚會。左起：王培元、王富仁、王信、王得后、錢理群、趙園。

因此，我在編選、評點得后的《魯迅研究筆記》時，最為動心的，還是得后“這個人”。這些年，我一直在做現代文學研究、魯迅研究領域的“學人”研究；這里談到的李何林、王瑤、樊駿、王信、王富仁諸位，我都寫有專文，現在又寫了得后，就沒有什么遺憾了。在我看來，“學術研究”的討論和總結，最后就要歸結到“學人”身上。

富仁曾經談到，“我們這些搞魯迅研究的人”，都免不了有些“古板和梗頑”（《我和魯迅研究》）。在我的心目中，得后就是這樣一個典型代表。“古板和梗頑”已經滲透于他的魯迅研究之中，成為一個鮮明特色：他“認定”魯迅的四大特點，由此決定了他的四大選擇，而且“古板”到毫不變通，“梗頑”到底的程度。

其一，他認定：魯迅是一位獨立的思想家，具有“以立人為出發點、歸宿與中心”的自己獨有的思想體系；魯迅更是一位在現當代中國少見的具有原創性的思想家。當下中國思想、學術界的問題不在于對魯迅的“神化”，而是對魯迅思想的原創性、前瞻性，其對中國與世界的現實與未來的作用與影響，遠遠估計不足；而一個“養育了魯迅的中國”，遲早會“愈來愈承認魯迅，信服魯迅，接受魯迅”。由此決定了“王得后式的選擇”：“以魯迅思想作為基本信念，以研究和傳播魯迅思想為自己的歷史使命”，而且如果再有“來世”，也還要研究和傳播魯迅思想。

其二，他認定：作為一個“看透了大眾靈魂”的思想家、文學家，魯迅自己的靈魂、內心世界也是極其“復雜，豐富”，極具“個性”，而且具有某種“隱蔽性”和“矛盾性”。這也就決定了研究魯迅，不能只停留在魯迅外在思想的簡單概括，而要通過魯迅的各種文本（不僅是公開發表的論著，也包括私人通信和日記）探索魯迅的內心，他的情感世界，心理世界，他的獨特個性，內在矛盾，最隱蔽的方面，并且和魯迅進行情感、心理交流，靈魂的對話：這對于魯迅研究，學術研究，是更為根本的。

正是出于對魯迅的思想的超前性，思想和內心的豐富性、復雜性、隱蔽性、矛盾性的充分體認，也是對自己和自己這一代知識準備、修養的嚴重不足的清醒認識，得后把自己定位為“講述魯迅的人”：“以如實全面梳理魯迅的原文原意為追求”，并且選擇自己的魯迅研究的基本方法，就是“從魯迅著作中搜索、匯集魯迅對某個問題的看法；盡可能讀懂魯迅的原意；注意揭示其多層面、多層次的結構與系統”。而且“不懂就是不懂，自我存疑；絕不斷章取義，用摘句來構建所謂‘一家之言’”。得后因此對自己的魯迅研究的局限，有高度自覺意識，反復自己強調并不真正、全面懂魯迅，只是在某些方面有所體認而已。他拒絕過度宣揚所謂“學術成就”，把相關論著命名為《魯迅研究筆記》，并非一般的謙虛，而是一種十分難能可貴的學術清醒。

王得后先生在會場

其三，他認定：批判性和獨立性是魯迅最基本的精神。魯迅對一切文明形態，對現實社會的現存形態，對他自己，都堅持肯定中的否定，進行無情批判。這就決定了他在中國與世界的思想、文化領域里，都是獨異的存在，是另一種可能：他的不可替代的意義與價值就在于此。

得后也因此選擇了要以魯迅的批判精神進行獨立的魯迅研究。他反復強調，并且追求魯迅研究者應有的“特操”：“不唯上，不阿世，不講情面，不為流行時尚觀點所左右”。他最感欣慰的是，盡管自己前半生曾屈服于各種外在和內在的壓力，但在進入魯迅研究領域以后，就再也沒有成為魯迅所深惡痛絕的“理想奴才”；盡管自己的學術成果有限，但也從未人云亦云，始終堅持獨立思考，說自己的話，“并不平庸”。

其四，他認定：魯迅是一位“以其獨特思想認識人生，并從事改良這人生的實踐型的思想家”，魯迅選擇雜文作為主要文體，就是為了使自己與現實人生，與中國人的精神發展建立起更緊密的聯系。得后因此要求自己的魯迅研究也要“具有某種實踐性的品格，以改造中國人和社會為指歸”。他給自己定的研究目標是：“講魯迅，接著魯迅往下講，往下做”，而且主動創作“魯迅式的雜文”，作為“往下講，往下做”的具體實踐方式。

面對得后的這四大認定與選擇，我有一種說不出的親切感；也可以說，這就是我和得后，或許還有富仁，共同的或相接近的認識與選擇。但得后更有自己的特點：他的九十年代的雜文家的身份，是我和富仁所不具備的；更重要的是，我的研究逐漸轉移到當代知識分子思想史、精神史的研究，富仁也開拓了“新國學”的新領域，而得后始終心無旁騖地堅守在魯迅研究崗位上。盡管九十年代和21世紀以來，不斷有人回避、遠離魯迅，甚至以批判魯迅為時髦，得后依然毫不動搖地以自己的新研究回應一切對魯迅的詆毀與攻擊。這樣，得后就成了“新時代”少有的魯迅的“守望者”。

但得后也沒有把自己的選擇絕對化。正像富仁所說的那樣，“我喜歡魯迅，我不能要求別人都喜歡魯迅”，知道自己對魯迅的看法不可能為許多人所接受，但也要維護自己研究、言說魯迅的權利，“我們都是在中國謀求生存與發展的知識分子，我們不會相同，但我們之間得有更多的理解與同情”（《我和魯迅研究》）。用我習慣的說法，就是——

“我（我們）存在著，我（我們）努力著，我們又相互攙扶著——這就夠了”。

2021年7月25日急就

（圖片除書影外，均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趙園提供。轉載于“論文衡史”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