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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梁時代的文化大師沈約撰有《七賢論》，略謂“竹林七賢”乃是一個以嵇康（字叔夜，224—263）、阮籍（字嗣宗，210—263）為中心，其余五人為參加者的喝酒避世的集團。文中有些提法同早先有關文獻的記載略有出入，例如他說山濤（字巨源，205—283）是后來“悅風而至”的，便不恰當。《世說新語·任誕》云：“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亞之。預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內向秀、瑯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之‘竹林七賢’。”可知山濤是七賢集團得以形成的核心人物之一，實與嵇、阮并列，為三巨頭之一。

沈約此文章全用散句，議論雍容，頗有見解，富于啟發性。例如其中說“酒之為用，非可獨酌，宜須用侶，然后成歡”，就是一句很中肯而重要的話。在中國古代傳統的觀念里，飲酒是集體主義而非個人主義的，這正可以解釋“七賢”何以會結為一個群，也可以就此推知后來東晉的著名隱士陶淵明有何創新。

陶淵明飲酒既樂于“用侶”，同朋友、老鄉們一起暢飲，這種社交活動，他樂于參加；但他更喜歡獨酌，一個人自得其樂，這時根本不需要什么群。這后一個方面，乃是陶淵明超越流俗的表現之一，只要讀一讀他的《連雨獨飲》一詩就很容易明白：

運生會歸盡，終古謂之然。

世間有松喬，于今定何間？

故老贈余酒，乃言飲得仙。

試酌百情遠，重觴忽忘天。

天豈去此哉，任真無所先。

云鶴有奇翼，八表須臾還。

自我抱茲獨，僶俛四十年。

形骸久已化，心在復何言。

陶淵明飲酒的心得之一，是說獨飲的妙處在于醉了以后可以暫時同平時的自我告別，拋棄舊有的感情（“試酌百情遠”），忘記身外的一切（“重觴忽忘天”）。盡管那一切仍然存在，客觀世界并沒有變化（“天豈去此哉”），但這種暫時的告別仍然是有意義的，因為這時可以神游八極，無遠弗屆（“云鶴有奇翼，八表須臾還”）；擺脫肉體的束縛，僅留下自由的心靈（“形骸久已化，心在復何言”）。

在那些陰雨連綿下個不停的沉悶日子里，陶淵明獨自飲酒，思考人生自由的問題，寫下這首詩。陶淵明深刻地體會到，雖然飲酒不能成仙，也不能改變客觀狀況，但可以借此獲得陶醉，暫得休息，精神進入自由王國。要之，獨飲最便于獲得個人的心靈自由，盡管這只不過是短暫的虛幻的自由。

沈約在《宋書·隱逸傳》里為陶淵明立過傳，其中特別提到晚年的陶公把青年朋友顏延之送他的二萬錢“悉送酒家，稍就取酒”，這指的正是取酒回家獨飲。該傳中又載，淵明“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值（王）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后歸”。江州太守王弘送的酒一到，他立刻動手就在菊花叢中獨酌，一直喝到微醺才回到屋子里去。

陶淵明在《歸去來兮辭》里早就有這樣兩句：“引壺觴而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可見他不追求熱鬧，無待于“用侶”，而一向樂于享受孤獨的自由。

是不是可以說，就文化史的意義而言，是陶淵明開拓了自斟獨酌之風。此后到沈約在文壇上活動的齊梁時代，陶式獨飲仍然遠未形成時尚，更往后著名的詩仙酒仙李白曾以《月下獨酌》為題寫過四首詩，其一云：

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

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飲，影徒隨我身。

暫伴月將影，行樂須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亂。

醒時同交歡，醉后各分散。

永結無情游，相期邈云漢。

可見到盛唐時代，李白還是更習慣于“用侶”。這一回他實際上是在“獨酌”，但還是幻想要招致遙遠的月與虛幻的影來做陪客，以便三人成眾，一起行樂。李白原是高人，而陶淵明之大大超前，更由此可見一斑——他樂于自由自在，不需要什么陪客。

（作者為揚州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