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具有普遍意義的人文教育的一種形式，文學教育往往側重于培養學生的審美鑒賞、情感共鳴與創造能力，是一種富有情感的知識傳遞。在葉圣陶先生看來，“人是生來就懷著情感的核的”。正因如此，文學教育應當飽含真情實感，是一種能夠喚起人的審美意識和情感共情能力的教育。它是一種對生活與社會現實的理性認知，更是感性認識與理性認識相互碰撞、激發、佐證的過程。在文科改革語境下，文學教育更要主動服務國家文化軟實力提升和文化繁榮發展新需求，推動文科人才培養與教學研究范式創新，切實提升學生的家國情懷、文化素養、法治意識和道德修養等綜合素質。

文學教育關注語言修養，對文學作品中的符號進行意義解讀

文學教育是語言藝術的教育，這是區別于其他審美教育的最大特點。蘇東坡曾云：“舊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可以看出，中國古代文學教育就格外重視誦讀玩味和感知領悟。從我們的教育傳統而言，文學教育一直是面向語言修養的教育，隨著歷史發展，不能止步于此。要通過對作品的閱讀，從“能指”過渡到“所指”，深入剖析和解讀其中各類符碼的意義。古人正是通過“讀書百遍，其義自見”的誦讀之法，來完成文學作品中符碼意義解讀。

現今的文學教育在重視文學作品閱讀的傳統上，關注對文學作品的細讀，以一種帶有可學習性、可操作性且具有一定科學化意味的文學鑒賞和批評方法，來分析文學作品中的語言描述、人物形象塑造、故事情節編排與主題思想呈現等，進而考察其中所蘊含的深層生活現實、社會文化及審美層面的意義。

茅盾先生認為，文學教育培養學生的“欣賞能力是第一步”，且文學教育中，寫作實踐的基礎在于具備足夠深厚的鑒賞能力。我們認為，文學鑒賞能力培養，應通過文學閱讀促進語言修養提升，同時在熟稔語言表達的基礎上側重對意義的探尋。

具體而言，在文學教育中要強調文學作品語言方面的鑒賞，要對作品的語言修辭不斷進行沉淀、咀嚼、品味，區別鑒賞語言表達的規范得體與個性審美的張力。譬如傳統文學教育中，需要鑒賞《紅樓夢》中不同人物個性化語言的表達和富有地方色彩的語言習慣，并在此基礎上深入探討作品中諸多文學形象所具有的人格魅力、詩人氣質和審美影響力。正如老舍先生所言，“‘論’文藝不如‘讀’文藝”，要克服“光論而不讀的毛病”。

文學教育中，學生文學經驗的積累、思維的砥礪，都離不開其認知、理解基礎之上的作品細讀與文學鑒賞。應加強對作品的感知和賞析，通過對文學作品的鑒賞提升語言素養，加深對作品中符號意義的解讀和對文學美的深度理解，體味和把握作品的審美意蘊，提高審美品位，形成審美能力，最終通過學習主體的文學審美鑒賞，實現從語言接受能力到語言表達能力的深度轉換。

文學教育移情于形象，注重文學作品中人物形象的美德感召力量

許慎在《說文解字》中有言：“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養子使作善也。”這兩句話透露出的正是中國傳統教育重視培養人的道德情操的特點。不僅如此，國外的教育也具有注重對人美德培養的傳統。如德國教育家赫爾巴特曾言，教育的所有內容可以用“道德”這一個詞來概括。而文學教育在對人的道德培養方面的功用，要經由審美層面上升至道德完善的層面。這一提升的基礎是生動的文學作品、鮮活的文學人物。通過引人入勝的故事情節，演繹反映美德的主題，從而開掘出對閱讀主體而言巨大的美德感召力量。

具體而言，這種美好道德情操的培養，是通過讓學生在接受文學教育的過程中，移情于文學作品中的人物，繼而由作品中人物形象的美德對其加以引導而得以實現的。文學教育及其內含的詩教傳統，恰似一種寓教于樂的道德教育，通過閱讀主體的移情反應達到平衡理性和感性的目的。

文學教育通過引導學生對作品的品讀，進而讓他們在跌宕起伏的故事情節中，將情感寄寓在一個個鮮活的人物形象上。他們通過對作品中人物或悲憫或恐懼的情感宣泄，繼而達到自身情感的釋放與凈化。正因如此，文學教育才能使學生收獲輕松舒暢的快感，同時在道德上受到啟迪教育，進而獲得身心的和諧。

提及文學教育對人的道德及人格塑造方面的功用，梁啟超先生的言說可謂精辟。他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中指出：“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先新小說。”意即變革文學的形式與內容、變革文學教育是樹立新的道德規范的有效途徑。文學教育對人道德塑造的功用可見一斑。

當下，科技突飛猛進，信息多元的生活愈加紛擾、喧囂，也讓人有身陷選擇之中的煩惱。不以工具理性著稱的文學，恰好能為焦慮、躁動的人提供得以詩意棲居的文化空間，為真善美性情的滋養提供養心安靜之處。文學教育關鍵在于“立人”。文學的研習與其他學科的不同之處就在于，它潛移默化地陶冶道德修養、培養精神人格。而今，在科技蓬勃發展的時代，中國傳統教育這種富含倫理價值的優良傳統更不應被遺忘與拋棄。

文學教育反映社會生活與歷史文化，指向審美，喚起共情能力

葉圣陶先生在探討文學創作及文藝理論時曾坦言：文學是人生的表現，而人則可以借助文學得以更好地認識人生，繼而提升自身的人格境界。在他看來，文學教育可以讓學生獲得實際生活所需的知識，還可以澡雪精神，培養學生的直覺、感情和想象。兩方面的功用則共同指向對理想人格的塑造。

文學教育的終極目的與意義是指向人的精神領域，以建構高尚、和諧的精神世界為大任。這種對人的心靈世界的關懷，雖然從其實踐過程來看是內隱性的，但要實現這一心靈關懷，則需要借助文學作品中所反映的社會生活和歷史文化來達成。正如魯迅先生以刀筆刻畫出“鐵屋子”般的舊社會，以其比喻國家四分五裂、民族陷于危亡、民眾麻木不仁的社會現實，進而對千百年來禁錮國民的封建文化進行批判，意圖帶給人驚駭、震撼的情感反應，達到喚起民眾、匹夫有責的社會功用。這種經由文學作品反映的社會現實與歷史文化，所帶來的教育效果均指向審美，指向振興中華民族精神層面的共情。

人文素養不同于自然科學知識的積累，關乎邏輯與理性思考。它的內涵相較而言更為豐富，涵蓋了情感道德、語言能力、精神領悟等方面。這些元素的平衡和協調發展，對人的審美及共情力的培養至關重要。而文學教育恰巧可以完成對人文素養潛移默化的培育。人自出生以來就有喜怒哀樂，更有向真、向善、向美的人性渴求。這種渴求一旦在文學中找到對應的觸動，人心中的柔軟之處、溫暖之處、神傷之處等都能得到情感的慰藉與安撫。恰如王國維先生所說的，胸中恍惚不可捉摸之意境，借由文學藝術得以發揮，進而收獲難以比擬的心靈滿足。這種心靈滿足想要在文學教育中實現，就應如朱自清先生所主張的，進入文學的世界，想文學人物之所想，感他們之所感，要把自己擺進去，“燒”進去，不能“隔岸觀火”。如此，才能經由文學世界中的社會生活和歷史文化，走向主體審美與情感共鳴。

比如，路遙的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以當代城鄉社會生活現實為背景，以孫少安和孫少平兩兄弟為中心，刻畫了當時社會各階層眾多普通人的群像，書寫他們的勞動與愛情、挫折與追求、痛苦與歡樂、日常生活與巨大社會變革的沖突等。而孫少平這類人物身上所具有的人性與道德的閃光點，讓讀者在感受具體生動的人、事、景、物等組成的情節、氛圍與情感之時，與之產生深刻的情感共鳴，繼而領悟到普遍意義上的人生真諦和精神覺悟，完成審美與情感的雙向教育。

面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大趨勢，人工智能、大數據等現代信息技術新浪潮風起云涌，文學教育勢必要發揮知識性與價值性相統一的教育特點，不僅要關注人與社會、人與技術之間的關系，更要關注人與自身精神世界如何自洽。文學負載著深沉的生命意識與使命感，歷來以構筑人的精神、升華人的思想、塑造人的品格而存在。文學教育從根本上而言，旨在提高中華民族的審美意識和共情能力，任何時候都應該是教育的重中之重。

（作者：王 敏 劉維笑，分別系新疆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