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寫《雨山公墓》之前，我有兩年左右的時間沒有寫小說。

對朋友的解釋當然是怎么合理怎么來：寫小說很窮啦，上班忙沒時間啦。真正的原因解釋起來比較麻煩。就好像是在火車上偶然邂逅了一個對眼的人，在激情的推動下傾訴了一些不過腦的心情，萌生了一點曖昧氛圍。起身上了個廁所以后，再次入座，話頭卻突然滾落得沒了蹤影。

“接下來該說些什么呢？”想必，這是人與人之間最為尷尬的間隙。

這兩年里，我有過很多個創意，又始終沒有動筆。還是套用火車邂逅的比喻，再次入座，兩人已經有了初步的了解，話題理應引向更深的地方。可是怎么引入呢？套路自然是不行的，像個油嘴滑舌的流氓。過度地掏心窩也不好，唐突的真心話一旦說出口，過后只怕會暗自懊惱，只好閉嘴不言，靜等這份尷尬自己散去。

回頭看自己最初的小說，有太多的不滿。拘泥于講一個完整的故事；情節上總有些似曾相識的元素，能在這里或者那里找到原型。那不是我欣賞的短篇小說。依我的閱讀經驗，好的短篇小說應該沒頭沒尾，像一塊形狀不規則的拼圖碎片，完整的模型已經遺失，只能憑碎片本身，去想象它的整體性。最好連碎片本身都是模糊的，像是剛好踏進張開嘴巴，卻欲言又止的邊界之中。

談談《雨山公墓》。一句話表述，它起始于一個模糊的念頭：三場死亡，發生在離我們不遠也不近的地方。

事實上，這是我第一次嘗試跳脫出一個完整的故事，鼓起勇氣親近模糊，讓它盡可能靠近“好像啥也沒說”的感覺。不過這也是一個事實，關于死亡，我們能說什么呢？對于一個和死亡（貌似）相距甚遠的年輕人來說，將“死亡”當作一個命題來探討時，容易陷入虛幻的概念陷阱，把它認作類似于“人生意義”一樣的存在。過于親近的人的死亡，沖擊又太過強烈，我們只會陷入情緒，而不會去談論死亡本身。

這都不是死亡與日常的關系。日常中的死亡往往是這樣的：和媽媽閑聊時，得知兒時隔壁家阿姨的丈夫得癌癥走了。在出租車上等紅綠燈的時候，司機說這個路口三天前發生了車禍，死了兩個人。聽到諸如此類的話時，總覺得好像應該說點什么，可是說什么呢，感慨人生無常？算了吧。仔細想想，還是保持沉默為好。從“好像該說點什么”到“算了吧”中間，究竟發生了什么事？咀嚼這樣的瞬間，是一件有趣的事，同時也是一件沒有結論的事。

之前讀到雙雪濤的采訪，采訪者問他，“你這篇小說想表達什么？”他吸了一口煙，出神了幾秒，然后緩慢地回答，“我也不知道。”

這讓我想起和別人談論我以前的小說時，看過的朋友總能輕描淡寫地概括出，“哦，你寫xxx的那一篇。”這使我有一種難言的沮喪感。以后倘若聊起《雨山公墓》，若是被人問到“我想表達什么”，我總算也可以點一支煙，賤兮兮地回答他，“我也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