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裘山山，祖籍浙江，現居成都。1976年入伍，1983年畢業于四川師范大學中文系，原成都軍區創作室主任。已出版長篇小說《我在天堂等你》《春草》，長篇散文《遙遠的天堂》《家書》，以及中篇小說《琴聲何來》等作品約四百萬字。先后獲魯迅文學獎、全國“五個一工程獎”、解放軍文藝獎、文津圖書獎、四川省文學獎、《小說選刊》年度大獎、《小說月報》百花獎、《人民文學》小說獎以及夏衍電影劇本獎等，并有部分作品在海外翻譯出版。

事情不是這樣的（選讀）

裘山山

1

每天晚飯后，我總是去河邊散步。那里幽靜，一邊是樓房，一邊是河水，還有一排上了年齡的樟樹。樟樹們長年累月被樓房遮擋陽光，只能拼了命往路中間伸脖子，由此形成一個綠廊。雖然并非己愿，卻給路人帶來了愜意。

走到靠近橋頭的地方，我忽然看到那個戴紅色棒球帽的男人了，他又在路邊擺攤了。我很高興。以前，也就是疫情前，他常在這里擺攤，賣舊書舊雜志。鮮紅色的帽子像招牌一樣顯眼。疫情洶涌之后他消失了，如今紅帽子再現，也算是生活恢復正常的一個信號吧。

我走過去，習慣性地放慢腳步，掃了一遍。看到書總歸是親切的，雖然擺在那里的是些亂七八糟的書。演藝圈的八卦以及政治八卦，我都沒興趣。還有一些所謂中華傳統文化，比如易經、王陽明心學之類，但一看就是粗制濫造的盜版。

男人的紅帽子下多了個口罩。他坐在小板凳上，手上拿了本書，估計是掩飾無人光顧時的尷尬。我剛要走過去，一本放在左上角的天藍色封面騰的一下跳入我的眼簾。

不會吧？不可能吧？我心下一驚，即轉身回去細看，還真是我那本--《紅圍巾》，天藍色的封面，有一抹紅。

我問紅帽子：這本書也是賣的嗎？我指著天藍色。

聽見我問，他頭也不抬地說，要賣，擺在這兒的都是要賣的。

我蹲下，用兩個指頭翻開那本書的扉頁，上面赫然寫著：劉賢義先生存正。下面是我自己的名字。時間是2011年。

我問，多少錢？他拿起來看了一眼封底說，五十?？磥硭窃诙▋r上加了一倍。我說，這么舊一本書還賣五十？他說，有作者簽名。我說，這作者也沒啥名氣呀。他不吭聲。我又說，十塊錢我拿走。他冷笑一聲，顯然覺得我很過分，不是攔腰砍，而是打骨折。

我有些糾結。這樣的情況我也不是第一次遇見，我是說自己送出去的書被人拿去賣?？拙W上就有好幾本。但是放在網上賣，怎么都無所謂，感覺書們還有個遮風避雨的地方。擺在街邊就不一樣了，好像看著自己的孩子流落街頭。可是，我買回去干嗎？也不可能再送人了。算了，就當我沒遇見。

我做出要走的樣子，紅帽子說，來來，我優惠給你，你四十拿走。我也白了他一眼，還哼了一聲。他說，那就三十，三十不能再少了。我說，二十，就二十。他說，嘁，比原價還低。我說，新書都還有折扣呢。

老實說，我這么跟他抬杠，其實是想給自己找個不買的理由。哪知他抬抬下頜說，拿去吧。我訕訕地說：“二十都高了。你肯定是從收廢品店淘的，成本也就一兩塊吧?！彼f：“你說得輕松哦，這種有簽名的，都是按單本賣的。成本十五，我就賺你五塊。”

姑且聽之吧。我掏出手機，掃碼付錢。輸入金額時，還是輸入了三十元。實在不忍心這么賤買自己的書。他看到數額很高興，嘮叨說：你要是轉手給懂行的藏家，至少一百。

我哼哼兩聲，表示完全不信。但完全不信又執拗地買下，還多給錢，總得有個理由吧。于是我說，我認識這個作者。

此話不假，所以我語氣一點兒不發虛。

他看我一眼，不置可否，很認真地把書裝進塑料袋遞給我。疫情時代，人人都變得愛衛生了。我拎著書回家，感覺找到一名失蹤兒童。

2

第二天早上，我泡了杯茶，打算在電腦前坐下，接著寫我未完待續的故事。這是我的日常。我寫故事，在各種故事里過日子，在各種故事里扮演角色，然后拿出去分享，樂此不疲。

剛摸到鍵盤，忽然想起頭天晚上買的那本書，連忙起身去陽臺找。我竟然忘了這事，顯然沒太當回事。

書被我用酒精噴灑消毒之后，又擱在陽臺上吹了一夜，已經折騰得有些蓬松了，這樣拿在手上比較安心。你無法知道它在哪兒待過，被多少只手摸過。封面的寶石藍已經成了霧霾藍，只有“紅圍巾”三個字依然很紅。

這是我的一本小說集，收錄了我七個小說，已經出版十年了。我再次翻開封面，扉頁上寫著：劉賢義先生存正。

這個劉賢義是誰？我怎么毫無印象。

當然，從第一本書到現在，我送出去的書有幾千冊了，不可能記住每一個人。尤其是年輕的時候，出一本書不易，很興奮，總是拿稿費買上百把本，送給親朋好友們，賠本賺吆喝。近幾年才變懶了，又懶又摳門，不想再花錢買書送人了。一來稿費沒幾個，二來送書也麻煩，要簽名，要去寄快遞。所以，出版社給多少樣書我就拿多少樣書。

這本集子，我好像用稿費買了一點，但絕不會超過五十本。這么有限的數量，我竟然送給一個不熟悉的人？送書的日期也是當年。一定有什么原因吧。送出去的書，再花錢買回來，也是夠囧的。

我正想把書丟開，忽然被什么擊中：書中的某一頁，閃出幾行黑黑的字，比印刷體大一倍，是手寫的。怎么？還有人批注嗎？我連忙翻到那一頁細看，真的是批注，一共四行，寫了如下幾句話：

事情不是這樣的。

沒有紅圍巾。

她不姓邱。

后來又發生了好多事。

我再往后翻，后面沒有了，再往前翻，前面也沒有了。我一頁一頁地翻找，確信沒有了，整本書只有這一個地方寫了這四行字。我說的這個地方，就是一篇小說結束的地方，這篇小說就是《紅圍巾》。

事情不是這樣的？

沒有紅圍巾？

她不姓邱？

后來又發生了好多事？

我反反復復地看，感覺最有意思的是那句“她不姓邱”。我當初之所以把故事里的醫生寫成邱醫生，完全是順手拈來，因為我就認識一個姓邱的醫生，是我鄰居。所以看到“她不姓邱”，真是又好笑又詫異。其實在詫異和好笑之外，更多的是興奮。真的，很興奮。

原來我不是領回了一名失蹤兒童，而是邂逅了一個故事。

3

很多年前我寫過一個故事，一個鰥夫的愛情故事。

鰥夫年近七十，有殘疾，一只腳是跛的。人稱嚴大爺。汶川大地震發生時，嚴大爺的家也嚴重遭災，他搬到了救災安置點。有幾個志愿者到他們安置點幫忙，他很喜歡他們，常和他們打趣逗樂，也一起干活，混得很熟。救災結束后，志愿者們依然時常去探望他。不料有一天，當志愿者去看他時，發現他猝死家中，是心臟病突發。

志愿者們在整理他的遺物時，發現他留下一個皮箱，就是他當時懇請解放軍戰士幫他從廢墟里挖出來的那個皮箱，磨損很嚴重。打開，發現里面是滿滿一箱紅圍巾，各種質地，多達五六十條。紅圍巾上有一封信，信封上寫著，希望志愿者能幫他把所有的紅圍巾和信，交給一個叫“邱醫生”的人。

志愿者們決意要了卻嚴大爺的心愿，他們根據僅有的一點線索耐心查找，找到了他早年的工友，又找到了他早年的戰友……雖然最終沒找到邱醫生，卻從中得知了一個感人的故事。

原來，嚴大爺年輕時在西藏邊關當兵。他們駐守在常年與世隔絕的高海拔哨所，非常艱苦，也非常寂寞。艱苦尚可忍耐，寂寞卻是蝕骨噬心的。有一天，哨所來了個慰問小分隊，六個人，有演員，有醫生，其中四個是年輕女兵。哨所的戰士們激動得無以言表，他們一邊看小分隊演出，一邊等女醫生檢查身體，個個心慌意亂。

嚴大爺那時還是小嚴，十九歲，正值青春期，他激動得發抖，千萬只小鹿在心里撞來撞去，以至于發生了踩踏事件：在一個沒人的地方，他一把抱住了女醫生，一句話不說，就是死死地抱著。女醫生受到驚嚇叫出了聲，被排長聽見，趕來詢問發生了什么，女醫生鎮靜下來回答說沒什么，只是滑了一跤。小嚴羞愧不已，不敢再面對女醫生和演員，他主動要求去站崗，到了時間也不下崗，結果凍傷了腳。女醫生為了保住他的腳傾盡全力，還把自己的紅圍巾取下來給他裹腳……

小分隊走后，紅圍巾成為美麗的傳說。而小嚴已經不再是原來那個小嚴了，他悄悄打聽到醫生姓邱，在陸軍醫院工作。他從此把邱醫生當成心中的女神。退伍離開西藏后，他見到紅圍巾就買，渴望有一天能全部送給邱醫生，向她表達內心無法言說的感激和愛。但他卻一直沒能找到邱醫生，他因此終身未婚。

我必須說明，這個故事完全是我虛構的。如果要說有點兒影子的話，那就是我去西藏邊關采訪時聽到過類似的故事。比如小分隊去哨所慰問演出時，戰士們經常激動得講不出話來，心跳加速，臉憋得通紅；看到女兵在雪地上跳舞，就把自己的大衣鋪在地上，讓演員們跳舞時不要踩在雪地上。他們還把舍不得吸的氧氣枕抱在懷里，女演員一唱完歌就塞給她們，非要她們吸。他們還把平日里舍不得吃的蘋果留給女兵，寧可自己嘴唇干裂，牙齦流血……小分隊走后，他們可以談論一年

小說的題目就叫《紅圍巾》。我寫完后拿去發表了，之后又放入小說集出版了，再之后就忘了?？陀^地說，也沒太大反響。

沒想到，有一天我會邂逅它。

4

書是2011年送出去的，那時還沒有微信。我先去手機通訊錄查找。雖然這十年已經幾次更換手機，但一千多個聯系人仍安靜地在我的手機里待著。

我輸入“劉賢義”三個字，沒有。我抱著一絲僥幸，又在微信好友里輸入了這三個字，還是沒有。

看來這個人不是我朋友，我不認識他。也許是朋友的朋友，朋友讓我送給他，送完我就忘了。

沒有頭緒，我就坐下來重新讀了一遍那個小說。我很少重讀自己的小說。這一回讀得很認真，居然發現了幾個錯別字，同時還感覺到一些寫得不盡如人意的地方。若是面對Word版，我有可能去修改。

當然我知道，這位留下批注的讀者，在意的不是錯別字，而是情節。他不認可我的情節。他有自己的故事走向，有自己的故事結局。而正是這個讓我興奮。

我已經不記得當初為什么寫這個故事了，大概就是一個閃念吧。我是以寫故事為生的人，經常因為一個念頭而坐下來寫?，F在這個故事卻跑出來找我了，要跟我論個長短。

以前，我也遇到過分不清小說與現實的讀者。

比如，看到我以第一人稱寫的故事，故事里有個弟弟，就很驚訝地問我，沒聽說你有弟弟呀？或者，我在小說里寫了個小偷，就會問我，你怎么會認識小偷呢？

也有讓我很感動的讀者，讀小說時完全是設身處地，全身心地投入。比如有個大學生讀了我寫的《春草》后，激動地寫信給我，說我寫的就是他母親，還問我是否認識他母親。當然，我不認識，看完信我知道，他的母親也是位非常堅韌的農村婦女，吃盡苦頭，獨自將他撫養成人送進大學。但具體經歷和我寫的春草還是不一樣的。他只是聯想到了自己的母親，顯然這是個很愛母親的好孩子。

但這個人不一樣，他是徹底進入了故事，對號入座，并且對“座位”的質量提出質疑。他一定是和主人公有相同（類似）的經歷才會如此。我太想知道他是誰了。

“事情不是這樣的”是怎樣的？“沒有紅圍巾”有什么？“她不姓邱”姓什么？“后來又發生了很多事”是什么事？

我決意要找到這個人。

……

（節選自《中國作家》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