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的重要講話中強調：“要把握傳承和創新的關系，學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讓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文藝創新的重要源泉。”古與今、守正與創新，是當代作家繞不過去的重要命題，這一點在歷史小說寫作中體現得尤其明顯。

歷史學者力求真實性，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而小說家的內心卻總懷有一種沖動，為歷史多添加一些戲劇性，盡量讓它變得好看。真實性與藝術性，這兩者之間當然沒有非此即彼的矛盾，但仍然存在一個平衡與調和的問題。

處理真實性與藝術性之間的關系，是歷史小說創作者繞不過去的課題。真實性與好看，哪個更重要？過度拘泥前者，往往失之呆板乏味；一味追求后者，則有篡改虛無之嫌。歷史文學的黃金平衡點究竟在哪里？這些是我在創作《長安十二時辰》《兩京十五日》等作品的過程中，一直在思考和探索的。在我看來，若要厘清真實性與藝術性之間的關系，需要創作者加深對守正與創新的認識。

“守正”，需要我們尊重歷史真實。歷史小說與別的文學題材不同，它基于真正存在的歷史，其文學魅力，很大程度源于這種真實感。譬如說，羅貫中的《三國演義》無論多么尊劉抑曹，也不會改寫三分歸晉的歷史進程；無論“狀諸葛之多智”到什么程度，也要面對諸葛亮出師未捷身先死的悲壯——這種無可改變的史詩感，恰恰是《三國演義》最具魅力的地方。與之相對照的是，上世紀20年代，有人寫了一部《反三國演義》，大筆一揮，讓蜀漢統一天下，痛快是痛快，藝術價值卻無甚可觀。足見對歷史基本事實的尊重，是此類小說創作的一個大前提。史實的皮之不存，藝術的毛將焉附？

當然，再高明的歷史學家，也不可能百分之百地還原歷史。因此對于文學創作者來說，在把握“守正”這個大原則的前提下，不可避免地要在歷史空隙中填入一些原創要素，通過發揮文學想象力，賦予發生在古代的故事以現代意義，這就離不開創新意識。

所謂“創新”，并非憑空杜撰，它是一種基于歷史真實的合理想象，但這正是最考驗歷史小說作者的地方。作者必須充分了解歷史本身以及背后的邏輯，在真實的基礎上加以推演，這才是真正高明的創新。

我寫歷史小說有一個原則，就是要求這個歷史小說的故事情節，如果換到不同時代，就是不成立的。換句話說，我要寫出每個時代的特點。其中，最重要的兩個要素就是對生活細節的描摹和對當時社會觀念的呈現。如果在這兩方面能營造一種身臨其境的現場感，那么讀者對小說中的“時代”就會有強烈的沉浸感和體驗感。在創作《長安十二時辰》這部小說時，我極力搜尋有關唐代長安城的文獻資料與考古成果，盡量于史有據。我曾把長安城布局一坊一坊地敲進表格里，把每一坊的功能、典故、所居名人做成一張地圖，為的就是把長安城看清楚，從而在小說中把一百零八坊的細節展現出來。如此一來，讀者即使不諳唐史，也會被這種巨細靡遺的真實性所感染，仿佛自己置身于那時的長安城中。故事雖然是虛構的，但他們所體驗到的盛唐氣象，某種意義上卻是真實的。

創新雖可以進行創造性的情節推演，雖可以在人物和故事上“開腦洞”，但仍舊要在歷史合理性所圈定的范圍內馳騁。更重要的是，歷史小說的創新不只是技術性的創作手法，還必須具備一種連接當下、關切時事的情懷，即小說的現實意義。我從2019年開始，一直在創作一部以醫院歷史為題材的小說。創作開始后不久，我目睹了大量發生在身邊的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感人事跡，再回看歷史資料，會發現蒼生大醫的精神一脈相承、綿延至今。只有寫出這種精神的繼承性與時代性，讓當今讀者讀古而照今，才能凸顯出歷史小說的質感以及社會責任。

當史實得到尊重，才有充分的空間舒展想象、豐富內涵；當歷史邏輯得到遵循，戲劇性才會更令人信服，從而收到更好效果。歸根到底，歷史小說的真實性與藝術性兩者并臻，才能誕生新時代的經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