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5G、人工智能、大數據、區塊鏈、云計算、物聯網等新興技術的發展和完善，新一輪的技術革命不僅改變著社會面貌，而且也在潛移默化地形塑著人們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和行為習慣，深刻影響著新的文化機制與文學生態。尤其是近年來，我國優秀科普科幻文學作品不斷涌現，越來越多的人關注科幻、了解科幻，并進行科幻創作，科技文明成果與文學水乳交融、面向新生、孕育可能，成為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文化成果的重要體現。而這樣的融合成果也出現在了影視、出版、文物保護等多個文化產業領域。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2035年建成文化強國的遠景目標，并強調在“十四五”時期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指出要順應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發展趨勢，實施文化產業數字化戰略，加快發展新型文化企業、文化業態、文化消費模式。可以預見，未來現代文化和科技成果的深度融合所形成的巨大動能，在持續改變人類生活方式的同時，也將進一步提升國家的文化自信和科技自信，增強國家的文化軟實力和科技硬實力。面對新的時代機遇和挑戰，文學與科技如何在跨界融合、協同發展中實現互利共贏？面對科技進步的日新月異，如何進一步發揮文學的優勢與特性，讓文學成為科學素質建設體系中一支獨特的力量？圍繞這些新話題，本報記者邀請相關作家、學者展開深入探討。

重視想象思維能力的培育

想象力是人類最重要的心智能力，也是科學和文學藝術賴以生存的堅實基礎。南方科技大學教授吳巖表示，想象力思維建構對于文學藝術生產和創作意義非凡，在科學技術飛速發展的時代，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必然會出現重返想象、挖掘想象、拓展想象和建構新的想象的趨勢。他談到，赫拉利在《未來簡史》和《人類簡史》中認為，當智人開始講述第一個故事的時候，人類想象與虛構的能力就開始出現，這種能力使得他們能夠跳出現實，進入設想中的未來。想象就是這樣通過故事跟現實錯位，同時又把現實中的各種元素串聯起來。他認為，科學技術正以超前的方式進入人類的生活，內化到行動之中，要全面審視科技巨變給文學帶來的影響，必須站在系統的、運動的、無始無終而又此消彼長的大脈絡中才能把握。要重建科技與文學、人與世界的關系，必須重新重視想象思維能力的培育。

“文化基因”是我國的文創產業和科幻思維打開本土資源和想象空間的關鍵。上海交通大學教授葉舒憲談到，自21世紀初以來，人類基因組的重大發現與人類基因地理工程的展開，以顛覆傳統觀念的巨大創新能量，開啟人類認識自身和重構數百萬年進化史的全新知識領域，也給文藝創作特別是科幻創作帶來前所未有的機遇。人文學者與時俱進，提出從生物基因到文化基因的衍生性認知目標，就是希望通過對不同文明的尋根溯源，找出文化共性與差異性的根源所在。科技倫理、科技思維、科研想象力都是在人文環境中孕育的，把科技導入人文，讓人文更多成為孕育科技的基礎，是當下技術時代人文新變的重要努力方向。“深耕華夏文明的核心信仰和價值觀念，不必盲目追隨和模仿西方科幻的外星模式，也不必一味照搬迪士尼樂園的景觀模式。只有呼喚帶有文化自覺和有深度文化基因發現的優質文藝作品，才能推動科學技術與文學實踐的有機結合。”

以新的視角看待科技與人文之間的關系

談及科技創新對于文學創作的整體影響，科幻作家王晉康表示，從發明用火、發明農耕開始的人類科技，一直是人類變革客觀世界的工具，當然也間接而緩慢地改變著人類自身。尤其是近幾十年來，人工智能、克隆、基因編輯等技術的飛速發展，使得科技與人類社會之間的關系發生了顛覆性的變革。科學與人文就像是沿著不同山峰路線攀巖的登山者，雖然道路不同，但終究會在峰頂相聚。他認為，彌合科技發展和文學創作二者之間最重要的介質是人。科幻創作關注的并不僅是科技本身，更在于科技對人類的異化和提升，展示人類對大自然、對簡潔優美深邃的自然運行機理的敬畏感。所以，科幻作品的主要角色始終是人，而科技只是類似于重力場，它作用于這個主角但卻大隱無形。人類對自身生命的敬畏，是人類所有道德、倫理、法律乃至宗教信仰的基石，也是文學的潛在基石。文學是人學，是寫人性的，但人性絕非一成不變，它已經被科技偉力所深深浸透。鑒于這樣的劇變，文學只能奮力追上去，積極適應這波大潮，描繪這個全新的時代。“文藝工作者不能只盯著現在、回顧過去，也要面向未來，因為未來可能在今天晚上就已經悄悄降臨。”

科技的突破與發展往往會帶來一種溢出科技邊界的范式革命，深刻影響到文學、藝術、哲學、心理學、人類學等人文學科的理論建構，進而帶來認知框架與坐標體系的轉換。中國作協科幻文學委員會副主任陳楸帆談到，日常生活經驗與世界觀幾乎已被科技全面接管，作為反映摹寫現實的文學，從書寫的工具、語言、思想、媒介環境到接受美學，都難逃其引力深淵。從近年間嘗試與人工智能（AI）進行共同創作的實際經驗出發，他觀察到自卷積神經網絡（CNN）模型、長短期記憶（LSTM）模型到最新的GPT-3模型結構，機器對人類自然語言的理解與生成能力不斷升級，無論是語義還是句法上，都已經與真實人類寫作難辨真偽。但是，未來我們或許能夠見證全新文學形態的出現，將會對文學的功用與倫理產生極大的沖擊乃至顛覆。他表示，文藝工作者需要有一種超越二元對立的新的整體觀，以全息、多維、復雜、共生的視角來看待科技與人文之間的關系，去迎接一個新的跨學科、跨尺度、跨越傳統知識論邊界的“大時代”。

融合的文藝即將成為不可抗拒的趨勢

20世紀50年代末，英國科學家、小說家查爾斯·珀西·斯諾在劍橋大學的演講中將人文文化與科學文化的分裂問題提到公共層面。自此以來，科學與文學的關系一直內在于這個討論之中。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劉大先談到，回顧歷史，現代以來知識的分化、學科的細化導致科學與人文之間的隔閡似乎變得愈加顯豁，但進入當下語境，科學與技術已經成為我們生活須臾不可分、日用而不知的組成部分，文學不可能自外于這個語境。科技和文學已然進入了一種文化融合的整體態勢之中。他認為，科學與人文的互動，最主要的特征是形成了一種“語境—文本”之間的合一。內與外、道與器、本質與現象之間曾經一度出現斷裂，如今則熔鑄在一起難分難解，主體性與審美自律的“純文學”已然重回蕪雜斑駁的“大文學”狀態，融合的文藝即將成為不可抗拒的趨勢。在這個意義上，文藝工作者們應該積極地擁抱科技的變化，努力理解科技革命時代文學功能上的巨大轉型，深刻認識文藝內容、寫作倫理、呈現形態上的復雜變化，充分展開自由的想象力和創造力，努力尋找文學在我們這個時代的“泛文藝”的途徑。

在科技與文學雙向賦能的時代，寫作要深刻表達傳統現實與虛擬現實，作家需要通過個人生命體驗彌合科技與文學，既要了解這個時代的科技成果在社會層面的應用，又要敏銳探測科學技術對于個體生命的作用。“80后”作家王威廉表示，科技改變了人類的日常生活圖景和存在方式，滲透在衣食住行與生死愛欲的方方面面。社會想象力不能脫離于科技的進步，要在當代文化的表象背后捕捉到科技的影響力，從而理解一種新的文化結構。他表示，應放棄那種科技思維與人文思維截然對立的想法，秉持“接納”與“再生”的思維來看待科技發展與文學創作之間的關系。人文社科領域要借鑒科技成果，用科技手段改變、提升傳統的研究模式，同時也在以文學的方式，不斷建構人類的社會組織與文化模式，從而引導和改變科技應用的結構。文藝工作者先要把從應用的到知識的科技挑戰接納到文學書寫中來，在個人經驗、知識結論、社會結構及想象機制的并置與交融過程中，才有可能再生出新的事物、新的表達和新的美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