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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樺皮船》是一部細數滄桑的“器物傳”。兒童文學作家薛濤在這部長篇小說中，通過單純細膩的情感、樸實鮮活的語言、開合巧妙的敘事，使樺皮船呈現出一種神采奕奕的光芒。

樺皮船是鄂倫春族的漁獵工具和交通工具，與鄂倫春人的生存與發展緊密相關，承載了鄂倫春族千百年來發展過程中的雨雪風霜。薛濤選取了樺皮船作為鄂倫春文化的標志性符號，以生活在呼瑪河畔的鄂倫春老獵人托布與樺皮船的“沈陽之旅”和“回歸之旅”，呈現了鄂倫春人豐富的生活歷史與勤勞勇敢、樂觀豁達的民族精神。《樺皮船》巧妙地以空間追溯時間，通過鄂倫春老人托布從十八站到沈陽陪伴孫子、臨時生變乘坐K38次列車回鄉、提前下車從大楊樹到塔河、沿呼瑪河駕船繼續上路、抵達十八站安葬黑狗這樣五段旅程，將空間層層遞進深入回歸到鄂倫春精神的山林原鄉，同時以空間變化呈現家族史的點滴，回溯折射了廣闊的民族生存、民族文化的歷史。

楔子里呈現出的鄂倫春老獵人的形象帶著一種撲面而來的風霜感：“老人已經很老了，一棵樹停止生長，大風大雪也奈何不了它。”這種對少數民族老人身上的斑駁歲月與堅韌生命的描寫，與遲子建《額爾古納河右岸》開端中講述的鄂溫克族主人公形象有著異曲同工之妙。薛濤也如遲子建一樣，透過一位老人的故事，再現了一段生活著的歷史。與遲子建的家族和民族大敘事不同的是，薛濤以孫輩烏日的兒童視角追隨老人，回望民族的源頭，使民族精神與民族文化在民族大融合的背景之下仍然具有了傳承的希望，這種失落中保存的樂觀與堅守，使《樺皮船》在眾多有關少數民族的敘事中呈現出與眾不同的特點。

老人托布和眾多普通的中國爺爺一樣，在孩子父母忙于工作的時候，從鄉下來到大城市承擔起照看孩子的責任。有了托布的陪伴，烏日的生活變得與眾不同。因為有了會做樺皮船、會劃樺皮船的爺爺，平凡的烏日成了同學中的焦點人物。托布卻并不適應大城市的生活，對故鄉的惦念中時常在夢話里說起鄂倫春語，激起了烏日學習民族語言的興趣。烏日對本民族的認識，正是由樺皮船的實物到樺皮船相關的民族語言，再到追隨樺皮船回歸呼瑪河，最終架起樺皮船回到爺爺的山頂勝地——代表家族與民族之根的“撮羅子”，一路有關樺皮船和祖孫二人的故事，仿佛成就了一段平凡卻充滿靈性的“呼瑪河傳”。《樺皮船》是在講述爺爺托布對樺皮船與對遠去的漁獵生活的情感，更是在講述孫子烏日對本民族文化的認知、歸屬與繼承。回歸“撮羅子”之旅，讓烏日明確了自己名字的含義，不是“黑太陽”，而是“山”，神圣的、安穩的、堅毅的民族之魂，被寄托在這個被誤解多年的名字里。回歸沈陽后，烏日在學校里被稱為“小山子”，新名字似乎暗示了這段回歸之旅已經令他脫胎換骨，成長成熟。

《樺皮船》以一唱三嘆的方式反復言說了“回歸”。老人托布的返鄉之旅，是他自身的回歸——回歸到老林子、呼瑪河回顧一生的生活；烏日追隨托布返鄉，是他對民族文化的皈依，回歸到家族的起點，串聯起血脈親情的故事；黑狗阿哈的“回歸”則是老人托布對過往生活中陪伴自己出生入死的伙伴的深情，托布帶著阿哈的遺體一路重走往昔的山林河流，最后把阿哈安葬在山頂，讓它獲得最終的安寧，也是老人對過往一切的深情告別。“截火車”的小狍子“古然”的回歸把敘事引向了一種更深層次的思考和潛移默化的轉變。薛濤并不是將鄂倫春文化的變遷視為一種失落，而是在變化與傳承中探索新的文化發展進路，以積極、樂觀的堅守，對抗桑田碧海的變幻無常。

最值得一提的“回歸”，是《樺皮船》的隱藏線索里誤入歧途的李阿哈的“回歸”。李阿哈成為騙子的原因我們不得而知，但是當故鄉的鹿哨聲讓他回想起山林、當他騙來的樺皮船和船主人在沼澤中救了他一命時，我們知道他對鄂倫春“文化圣物”的珍重與情感并不少于任何一個鄂倫春人。警察追捕李阿哈時，托布對烏日說，“我眼睛花了，看不見好人，也看不見壞人，只看見人”。這種歲月風沙中的漸悟顯然是烏日所無法理解的，但是復雜人性中的世事艱難與回歸真名“李飯碗”后的李阿哈的鮮活，都被烏日看到眼中，也許會在多年以后成就他人生中的某次頓悟。《樺皮船》以李阿哈這樣一個有缺陷、復雜卻真實的形象，將“回歸”這一主題書寫得更加豐滿和圓滿。

《樺皮船》以兒童成長過程中的“小故事”講述了鄂倫春人的民族變遷與文化傳承，以日常瑣事替代了宏大敘事，以兒童視角消解了時代洪流，卻令人有種初見馴鹿回首的感動。

（作者系蘇州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