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時代，我徘徊于學問與創作之間。

上世紀80年代，我與許多人一樣，如饑似渴惡補知識，讀過西洋詩學理論，看過古代文章，可就是不能融入其中。因為一些問題意識無法在那些表達方式里呈現，辭章邏輯被什么限定了，結果是表達生硬，思維缺乏伸展的空間。

后來到魯迅博物館工作，進入一個特殊的環境，慢慢地，我的思想與審美觀發生了改變。

博物館注重對舊物的陳列，還原場景，再現歷史。這個過程自然有思想的投射，但因為以史料為主體，精神是敞開的，不同遺物折射的故事不同，告訴我們的是有寬度的空間。這給我很大的觸動，隱隱意識到，比起教條的表達，從基本資料出發的思考與書寫，意義更大。之前，自己在概念游戲中待得過久了。

我所在的辦公樓旁有許多藏書，讓我頗感興趣的是《新青年》《小說月報》《語絲》《莽原》《新月》等原刊。最有意思的是看到了作家原稿，從舊的紙張間嗅出前人的氣息。接觸這些舊刊時，會發現那個時代的精神纏繞著多樣形態，知識人在困境中，各自走了自己的路。他們之間沖突有之，對話亦多，重要的思想閃動，照出存在的多種樣式。而我們的文學史與現代史對于彼時社會的描述，大抵遺漏了什么。

偶爾也參與文物搜藏、征集，見到了過去沒有接觸的舊物。比如，曾與林辰先生接觸過，看過他的藏書，被許多版本所吸引，才知道做學問最基本的準備是什么。林先生去世后，我與朋友清理他捐贈的書目，翻看一些未見過的刊物，對于過去的文化行跡自然多了心得。他的文章好，與懂得歷史文獻有關，古文功底非我們這代人所能企及。曹聚仁先生稱贊他的厚重，大概就是指文獻的功底。我從他的文字中才知道，學問的文學化表達，要有多方面修養。做到此點，要下許多氣力。

研究室有位江小蕙老師，是魯迅朋友江紹原先生的女兒，她退休后給博物館捐贈了大量信札。看到魯迅、蔡元培、胡適、劉半農、錢玄同等人的墨寶，似乎感受到那些人互往時的片影，我與幾個同事從中理出了些有趣的學術線索。最大的啟發是，彼時的學人，樣子不一，率性之中，有著傳統文人的一面。這些人新舊交錯，學問與趣味也有脫俗之美。他們何以豐富了現代學術，其間的蛛絲馬跡，亦可視為一種注解。

真正觸動我的是，在博物館接觸的一批文章家。那時候我參與《魯迅研究動態》編輯工作，負責編輯業務的老師大概受民國雜志的影響，趣味駁雜，不僅有論文，也設隨筆、考據和譯文板塊，能看到老一代作家樓適夷、黃源、梅志的短文，許多都值得反復咀嚼，還有一些現代文學研究專家的文章，像唐弢的學術隨筆、林辰的考據短札、姜德明的書話，都很有意思。在我看來，他們的書寫，延續了魯迅那個時代的遺風，在領悟社會與解析思想時，保持了漢語的溫度。

看這些人的文章，震動之余，也反問過自己，為什么我們不會那樣表達？后來又認識了汪曾祺、張中行等前輩，才慢慢知道漢語的多種路徑。

從材料出發，思考現代文學的來龍去脈，是博物館系統和非學院派作家的一種本領，五四遺風有魅力的地方，大概也包括這些。

許多年間，五四那代人一直吸引著我，研究新文化社團的思想，用去了我許多時光。不過，因為基礎較薄，閱歷有限，對于那代人的理解有著諸多障礙，最初幾年一直不敢下筆，思想與材料尚無法形成一種對應關系。

這本《尋路者》的主要文章，是友人催促的結果。有一次遇見時任《十月》主編的王占軍先生，他請我開一個專欄，談談五四那代人。我知道這是對于我的信任，便隨口答應了。后來才知道，要處理的難點比想象要多，于是一寫就是兩年，大致留下了當年思考的舊跡。那時候白天忙于行政雜事，晚上伏案寫作，卻并不覺得疲勞。以感性的方式面對史料，能夠發現詩意的存在。五四那代人，有真純之氣，駐足那些舊跡時，不僅有思想的洗禮，也受到了美的靈光的沖擊。

那代人的不同道路，對于后來人的影響至今未消。我發現，將這些前輩看成“尋路者”也許更符合實際，因為他們都是不同路徑的開辟者。魯迅的抵抗之影、陳獨秀的孤傲之氣、老舍的京味之音，還有巴金的超俗之韻，撕裂了舊的詞語之衣，古老的漢語涌出了新浪。新文化運動，可以說是春水的涌動，所至之處，綠色泛波，花香飄動。面對這些遺產，有時無法抑制自己的激動。

寫新舊之際的文化人與社會思潮，有不同的辦法，我希望能夠將彼時的學術趣味進行文學化的表達。張中行先生在《負暄瑣話》中就是這樣處理記憶的，不過他是對親歷歲月的反觀，有溫度與愛憎。我們追蹤那段歷史，總還有隔膜的地方，倘不是深潛在資料里，貼近文本來描述舊影，總還是隔靴搔癢。避免這種局限，就不得不放棄以往的寫作方式，調整敘述語態。而尋找一種屬于自己的表達方式，也正是確立自己思維方式的一種跋涉。我們說寫作不都能看作是一種游戲，也有這方面的因素。

比如寫未名社的那一篇，事先看了一些材料。魯迅為韋素園寫的碑文，也在博物館的資料室里。看那些同人們辦的雜志，刊發的多是俄國文學的譯文，從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安德萊夫，文字都有些苦澀，思想性的部分透出譯者的追求。比如李霽野所譯《文學與革命》，是魯迅催促而成的，幾位青年不幸因之入獄。那時的文學活動，并非都是閑適的產物，他們還是懷揣著夢想的。我們的老館長李何林先生是未名社后期人員，他偶爾和人談起青年時代，一方面是革命，一方面是文學，生命呈現著燃燒之狀。李先生一生追隨魯迅思想，與時風一直有著距離。館里的老同志受到的影響很大，以致單位的風氣仿佛也散出未名社的一些味道。

五四之后新知識人，有許多是精神的冒險者和引領者。我在描述巴金的時候，重點談及他精神品位中圣潔的形影，從巴金紀念館得到的圖片與手稿復印品中，可體味到他純然的一面。他在魯迅啟示下的尋夢之旅，對于世俗化的讀書人無疑是一種拷問，描述這樣的作家，也是一次自我教育。雖然巴金的矛盾與缺陷影響了他的深度，但那種不斷與灰暗決裂的跋涉，也正是世俗之人最缺少的勇氣。

人的一生，走路的方式無非兩種：一是沿著前人鋪成的路而行，不需要思考，傳統的士大夫是這樣；一是在沒有路的地方走路，或遇到叢葬，或碰見溝壑，這需要探索精神和毅力，五四那代知識人，有許多是這樣的狀態。現在回望這些尋路者，描述他們，許多時光深處的遺存，只變成了幾許片影。滿足于片影的捕捉是不夠的，微茫之間，亦有非同尋常之意。細細體察，那些片影下是無數堅毅的足跡，它們述所由來，道其所往，是一條迷人的精神之圖。坦率說，寫透前輩的形影，并不容易，要悟懂他們，也許需要用一輩子的時間。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