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錦暉

周作人在《兒童的文學》里說兒童文學是“小學校里的文學”。這其實指出了一個重大問題，即最適合兒童文學產生的環境，應該是小學校里。黎錦暉正是一位在小學校里實驗兒童歌舞劇的兒童文學作家。

黎錦暉（1891－1967）是中國流行音樂的奠基人，更是中國影響最大的兒童劇作家。黎錦暉生于湖南湘潭，“黎氏八駿”之一（語言學家黎錦熙、鄉土作家黎錦明等皆是他的兄弟）。五四時期，他提倡“平民音樂”，發起新音樂運動，以配合新文學運動。在思想上，他受周作人“平民文學”的影響（他與周作人同為北京大學國語統一籌備會委員），奉行平民主義，曾寫有《說平民和平民主義》等文，提倡大眾文藝和民間音樂，在普通社會大眾層面宣傳他的思想。1922年1月，商務印書館出版了由鄭振鐸主編的《兒童世界》，黎錦暉受到啟發，在中華書局支持下，當年4月出版了他主編的《小朋友》。黎錦暉雖然沒有明確提出類似兒童本位論的這種理論主張，但在他的一些表述中，分明可以看出他的兒童本位思想和實踐。他心目中的《小朋友》是這樣的：

在茫茫的郊野中，建造一所小小的樂園，圍著靜穆的青山，繞著純潔的流泉，種著健康的喬木，開著美麗的香花，結著甜蜜的鮮果，招來愉快的歌鳥、活潑的游魚、勤勞的工蜂、清廉的舞蝶，并飼養著天真的玉兔、馴順的綿羊、英偉的雄鷹、忠誠的小狗，讓親愛的小朋友們，逍遙游玩于園內，鍛煉身體、增加智慧、陶冶感情、修養人格，一年年長成千千萬健全的國民，替社會服務，為民族增光。

在創刊宣言中，他說：

小弟弟，小妹妹，我愿意和你們要好，我就是你們的小朋友……小朋友呀，我愛你們，你們也愛我嗎？

以“你們的小朋友”自居的姿態，給小朋友們“建造一所小小的樂園”，以期小朋友長成“健全的國民”，“替社會服務，為民族增光”，這種辦刊思路，十分貼近讀者，因此創刊號即發行20萬冊。《小朋友》發行量最高時，甚至達到了180萬冊，影響遠遠超過了《兒童世界》。這是黎錦暉在編輯兒童讀物上的巨大成功，與此同時，他創辦了國語專修學校，大力推廣國語，就是白話。在開展國語運動與編寫國語教材的工作中，他發現“學國語最好從唱歌入手”。在這一理念指導下，他從1920年開始創作兒童歌曲和兒童歌舞劇。

1920年，黎錦暉創作了第一部兒童歌舞劇《麻雀與小孩》，在各個小學校里表演，同年譜寫了《老虎叫門》《三個小寶貝》等名歌。次年，他又創作了影響更大的兒童歌舞劇《葡萄仙子》，兒童歌詞《可憐的秋香》《好朋友來了》，引起更大反響。1922年初，擔任國語專修學校校長，并在學校里附設了小學和劇社，以此為實驗基地進行彩排和演出。到1927年，他總共創作了12部兒童歌舞劇、24首兒童歌舞曲，這是中國第一批兒童歌舞劇和歌舞曲，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這些兒童歌舞劇包括《麻雀與小孩》《葡萄仙子》《月明之夜》《三蝴蝶》《春天的快樂》《七姊妹游花園》《神仙妹妹》《小小畫家》《小羊救母》《小利達之死》。

黎錦暉的兒童歌舞劇被譽為“文學的藝術，也是藝術的文學”，充滿愛的教育，美的追求。他的作品充滿著詩意的幻想，有著童話般的意境，十分受小讀者歡迎。黎錦暉從不正面揭露社會的黑暗，但他的作品依然能感受到對現實的不滿，對扼殺兒童天性的批判。這種藝術化的處理，體現了他很好地把握了文學與人生的關系，這些作品即使在今天都不會過時。

1933年，曾協助黎錦暉編輯《小朋友》的王人路在所著《兒童讀物的研究》中這樣評價他的作品：

在中國現在最能使一般人尤其是兒童所歡迎的就是黎錦暉的歌劇了。……他的這些歌劇之所以能夠在兒童群眾里占到這樣普遍而且廣泛的地位，就是因為這些歌劇是兒童化、國語化、藝術化。這固然是由于黎氏的天才和這些歌劇本身的藝術價值，同時也可以證明兒童對于歌劇的歡迎是因為他可以歌唱可以表演，正合乎兒童心理的活動性，模仿心和好奇心……他是一個完全兒童性的人，所以他的作品特別能得兒童的歡迎。他所做的童話、故事等也很有名，不過不比他的歌劇那么特別著稱罷了。自從一九二三年他的歌劇出世以來，在中國的小學教育上或者說兒童界里辟了一個新紀元。從來在社會上沒有地位和不引人注意的兒童，現在也有了一個新大陸了。

對于黎錦暉的兒童劇創作，同一時代的周作人沒有做過直接的評論。但在1923年8月17日發表的《關于兒童的書》一文中說：

我的一個男孩，從第一號起閱看《兒童世界》和《小朋友》，不曾間斷。我曾問他喜歡那一樣，他說更喜歡《小朋友》，因為去年內《兒童世界》的傾向稍近于文學的，《小朋友》卻稍近于兒童的。到了今年這些書似乎都衰弱了，不過我以為小孩看了即使得不到好處，總還不至于有害。但是近來見到《小朋友》第七十期“提倡國貨號”，便忍不住要說一句話，——我覺得這不是兒童的書了。無論這種議論怎樣時髦，怎樣得庸眾的歡迎，我以兒童的父兄的資格，總反對把一時的政治意見注入到幼稚的頭腦里去。我們對于教育的希望是把兒童養成一個正當的“人”，而現在的教育卻想把他做成一個忠順的國民，這是極大的謬誤。

對于兒童讀物，周作人是站在兒童本位的立場，對“提倡國貨號”以成人為本位的做法予以批評（周作人并非反對提倡國貨，參見1923年10月23日發表的《模擬的國貨》，周作人表示“我也贊成提倡國貨”，只是批評一味模擬，以假亂真）。而這一期中正好有黎錦暉寫的兒童詩《國貨打勝仗》，那么這篇作品自然在周作人否定之列了（這其中提到的“去年《兒童世界》的傾向稍近于文學的”，這明顯是一種批評意見，因為周作人更主張兒童文學應更近于“兒童的”，所以他對自家孩子更喜歡《小朋友》表示理解。周作人所批評的《兒童世界》1922年發表的作品，肯定包括當時葉圣陶正在密集創作的童話。這說明中國兒童文學在誕生之初，周作人的理論與葉圣陶的創作是疏離的、相沖突的）。

周作人批評后的次日，黎錦暉到北京對“提倡國貨號”進行辯解。1923年8月19日，錢玄同在給周作人的一封信中說：

昨天黎老二來京，我老實對他說，我們對于“提倡國貨號”實在不贊成——而且很反對。他申辯了許多話，玩其辭氣，似乎很誠，并非故意抵賴，且此公學殖淺薄則有之，思想尚不算昏亂，故，我對于他頗覺可以原諒。

此后，周作人對黎錦暉的兒童文學創作實踐，沒有更多評價，這是中國兒童文學誕生期的一大遺憾。從錢玄同對黎錦暉的評價看，明顯帶有一種啟蒙者居高臨下的姿態。“此公學殖淺薄則有之，思想尚不算昏亂”，恐怕也代表周作人的評價。難怪周作人不評價黎錦暉的兒童歌舞劇，這是由周作人的五四啟蒙者的精英立場與黎錦暉的大眾平民立場的相互隔膜導致的。當然，從周作人批評黎錦暉成人本位的兒童詩《國貨打勝仗》看，而不批評當時已經流行的兒童本位的《麻雀與小孩》《葡萄仙子》等兒童歌舞劇，似說明周作人并沒有否定它們。可以說，周作人的兒童本位理論與黎錦暉的兒童本位創作實踐，互相補充，共同推動了中國兒童文學的發展。相較于周作人理論與葉圣陶等人的創作之間的背離，周、黎之間的隔膜，性質完全不同，如錢玄同所說，這種隔膜或偏見，“頗覺可以原諒”。（據《周作人年譜》記載，周作人批評黎錦暉的文章發表后十余日，1923年9月5日，黎錦暉專程單獨拜訪周作人，9月11日又宴請周作人、錢玄同等人，可見“可以原諒”屬實）在黎錦暉背上黃色歌曲作家的罵名之后，周作人依然沒有發表任何否定評價的意見，即便是魯迅，也是有所肯定，同時有所保留，并沒有明顯的批評。

黎錦暉是一位兒童本位論的忠實踐行者，而且他將兒童文學創作與歌舞表演相結合，極大地釋放了兒童的天性，真正將兒童本位在社會層面進行實施，產生了極大影響。他所開創的兒童文學道路，別開生面，是當之無愧的兒童歌舞劇大師。

黎錦暉還熱衷于創作童話，他的童話大多有民間故事或民間童話的風格，如《十兄弟》《十姊妹》《猩猩姐姐》《十個頑童》等皆是。他所采用的這種有著民間童話風格的童話范式，影響很大，后來在這條路上行進的作家很多。但由于這類作品想象不夠豐沛，20世紀80年代以后又越來越少。然而，這種現代性的轉換或模仿，并不會消失，有賴于天分高的童話家進行改造。

黎錦暉在中國兒童文學史上是有著崇高地位的。五四時期，中國所爆發的“兒童文學運動”是文學研究會發動的，黎錦暉正是文學研究會的會員。在“兒童文學運動”中，兒童文學的主要發表陣地是由茅盾主編的《小說月報》上的“兒童文學專欄”、鄭振鐸主編的《兒童世界》和黎錦暉主編的《小朋友》周刊，他們起到了組織、聯絡等作用，這也充分說明了黎錦暉在中國兒童文學運動中的地位。從作品上看，中國出版最早、影響最大的兒童歌舞劇是黎錦暉在1921年創作的《葡萄仙子》（1922年在《小朋友》雜志發表，1923年由中華書局出版）。創作略早（1920年）而發表、出版稍晚的還有《麻雀與小孩》。在朱自清1929年創作的《新文學研究綱要》中提到的兒童文學作品，只有俞平伯的《憶》、葉圣陶的《低能兒》和“兒童歌劇”，所提及的“兒童歌劇”無疑就應是指黎錦暉的兒童歌舞劇了。在周作人、茅盾和葉圣陶之外，黎錦暉所開辟的創作與表演實踐相結合的兒童文學道路，長期以來沒有得到公正評價，甚至背負罵名，這是不公平的，應該在“重寫中國兒童文學史”中予以恢復他的地位和名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