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米蘭?昆德拉在《小說的藝術》中曾表示：“發現那些唯有小說才能發現的事，這是小說唯一存在的理由。一部小說如果沒有發現一件至今不為人知的事物，是不道德。認識，是小說的唯一道德。” 從這個意義上講，艾偉的寫作正是在做人類生命經驗的勘探。正如他在《婦女簡史》的創作談中所言，小說作為人類經驗的容器，提供的是人類“自己的生命經驗以及未曾經驗卻能感受到的經驗或轉瞬即逝還沒來得及感受和說出的經驗。” 《敦煌》《樂師》《過往》三部中篇小說所呈現的正是對人內部情感經驗與人性奧秘的探訪，是正發生于人與人之間情感關系中的那些不為人知，甚至當事人自身都未能把握的秘聞。

三部小說的共同點之一，便是在小說敘事內部設置了嵌套的謎題，有時也埋設伏筆，來推進劇情的延展與翻轉。籠罩《過往》的謎題是小說中三兄妹父親的去向，以及不自然不和諧的母子關系的原因。《樂師》中以旁逸的新聞裝置展示了一出“拍案驚奇”的鬧劇，指向了坐牢二十年的呂新出獄后為何主動要求返回監獄的謎題。在《敦煌》中，謎題的設置更加隨處可見，如盧一明的死亡、秦少陽的去向、陳波的偏執，而敘述的聚焦者小項也同樣被困在這網狀的謎題中對自己所面臨的生活困惑且無措，由此形成了籠罩于整篇小說的一種陰冷的懸疑氛圍。而其中最精彩的謎題設置，是關于盧一明與前女友的愛情故事真相。在盧一明留給小項的信中，這是一個因“愛到窮途末路”而于敦煌雙雙殉情但一方獲救的悲壯的愛情故事；而在敦煌藝術家的話中，則是一起情殺后兇手畏罪自殺未遂的可怖故事。小說當然沒有證實哪一方所言才是真相，“這世上真相有好多種，關鍵是你相信哪一種。”這句話可看作是小說的一種立場指向，即小說中那些懸而未決的疑案，并不在于現實客觀的判決，而在于人心的拉鋸與博弈。小說的敘事其實一直聚焦于小項的主觀經驗感受上，她“以為”自己愛上了男上司，她“想象”著婚姻之外她從未體會過的愛情滋味，她甚至在陳波的控制欲下自我規訓，“以為”能重新開始。無論是小項、陳波還是盧一明，他們對于愛情的理解，根本就是其主觀內部經驗的錯覺，或言不斷的自我暗示與說服。《樂師》是三部小說中唯一一部敘述的聚焦者發生位移的小說。當聚焦者在懺悔祈求得到女兒原諒的殺人犯父親呂新，與情緒經歷了仇恨與同情的延宕的女兒呂紅梅之間切換時，父女間的和解業已形成。但人與人之間的那層迷霧形成了一道透明的堅韌隔膜，使人處于不斷的誤解和遺憾中。小說中說呂新“滿臉是里面的氣味”“眼神中沒有那種貪婪”，正是牢獄對他軀體的規束成就了他心靈的平靜自由，重獲自由與親人的他反而不知如何處置這份自由與親情。對于呂新與呂紅梅父女兩人而言，這都是命運所布置的無解謎題，是立于具體“個人立場”才能體察到的復雜主觀經驗。無論愛情還是親情，從“愛別人”的姿態里，可以窺見人性自我觀照的復雜與纏繞。

無論是對于《敦煌》中的婚外情、《樂師》中的殺人犯還是《過往》中不和諧的母子關系，小說都并未預設一種道德成見，而是通過設置謎題的“提問”，在小說的敘述表層彌漫開濃重的迷霧，并層層推向那不可捉摸的人性內里。三部小說都于文本內部設計了戲劇與小說文體同舞互釋。如若說，小說的藝術是“虛構的真實”，那么在小說以仿真細節所搭建的具有“真實感”導向的文本內部，設置了帶有演繹性質與虛構品格的戲劇裝置，無疑是拓展了小說敘事虛實相合轉換的空間廣度與深度。《敦煌》中的《婦女簡史》，是一對男女既相濡以沫又彼此折磨的故事。劇中主人公合謀了對彼此的刺殺，又雙雙死而復活，在莊嚴的佛經吟誦中回到起點。這正是對小項與陳波關系的隱喻或言鏡面映射，在愛情的迷霧中經歷了殘忍的暴力，在走向滅亡后又回到共舞的開頭。但在誦經聲中的破鏡重圓已不是真誠的相愛，而是一種無知無情，且無可奈何的命運妥協與循環。“這世上沒有破鏡重圓的故事。即便是重圓也不是原來那面鏡子。”

事實上，小說的戲劇設置，不但是一種命運的鏡面映射，還是一種超脫于現實的理想或情感的寄寓，因而總成為劇情高潮的轉折。正如《樂師》中呂新所說，音樂“這東西會纏著你，耳邊總是有一些聲音纏來繞去，你老是想去捕捉這樣的聲音，但你會發現，你根本抓不住。那是空的，就像人喝醉了酒時的幻覺，都是空的。”戲劇是現實語境中的造夢手段，是使《樂師》中的呂紅梅、《過往》中的秋生母子情緒敞開的出口，得以在他者的故事中重審自身的情感。此外，三部小說都不同程度地將“戲劇”本身作為一種情節來展示其“一體兩面”的隱喻。《敦煌》中敘述了周菲籌備戲劇前期資金的磨難重重，《樂師》中通過前任劇場樂師呂新的視角一筆帶過“后臺的戲比前臺要有趣得多”，《過往》圍繞著“劇團”主題場景的敘述，將“后臺的有趣”進一步呈現。莊凌凌與王靜的主角之爭，演員與團長的曖昧與不合，卻是一出精彩劇作的托底。應該說，小說將“戲劇”這一元素裝置使用得淋漓盡致。前臺的戲劇，是演繹的，想象的，經驗的，唯獨不是真實的；而后臺的“戲”則是現實的，赤裸的，不浪漫的。這種張力矛盾正是糾纏在每一種生活內部的真相，也是人的精神的豐富性和復雜性的真相。愛中的不高尚，怨恨中的同情，自私中的愧疚，這些矛盾是生命的迷霧，也是真相。

艾偉的這三部小說，將兩性關系，以及在一些特殊語境下的親情關系之幽玄與含混，呈現得纖毫畢現。每部小說種都有身負“罪孽”無法與自身和解的，在迷霧重重的命運之中找不到出口的主人公。但小說不是為了撥開迷霧而寫作，而是為了呈現這重疊的迷霧，勘探這迷霧下的多層反轉，展示人性的多重側面。 

（房偉，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鄭姿靚，蘇州大學文學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