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以來，中國網絡文學蓬勃發展，作者隊伍龐大，精品佳作豐富，讀者眾多，產業轉化率高，在海外的傳播也產生了很大影響。中國網絡文學，甚至被稱為比肩于美國好萊塢、日本動漫、韓國電視劇的“民族文化產業”。伴隨這一趨勢，在黨和國家的扶持下，網絡文學研究也日漸繁榮。目前，網絡文學研究主要有大學研究機構、作協文聯體系、民間系統三個部分。僅就大學而言，這幾年國家社科項目與教育部項目立項，都對網絡文學研究有一定體現，老中青幾代學人，都有專家學者在這塊領域耕耘，也出現了很多研究力作。同時，不可否認，大學體制內的網絡文學研究，也存在著不少問題。

具體而言，各學科各自為戰、拓展領域，不免在研究方法、關注點、研究態度和價值取向上產生齟齬、矛盾，甚至形成“研究壁壘”，以致學術研究“自說自話”，缺乏溝通與融合。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注重文本細讀分析，缺乏對深層次文化現象的闡釋；文藝學注重從后現代、科技文化等角度解讀，卻在具體文本研讀上缺乏說服力；傳播學關注網絡文學傳播效果和特質，產業資本研究者更注重大數據建設，依賴圖表和模型，具有科學性，但往往缺乏人文關懷和文學性體察；國家政策層面研究者更重視意識形態建構和宏大話語分析，但在微觀研究方面有所不足。再細分而言，通俗文學學科重視網絡文學追本溯源，從類型化角度探討網絡文學血脈傳承與類型發展，創意學更注重網絡模式創作實踐，但缺乏理論提升。

這些學科的研究，都從各自角度豐富了網文研究維度，建構了網文研究空間，其尷尬也在于，網絡文學具有多維“學科融合”特質，也導致了學科歸屬的模糊性與研究范式的復雜性。評論家夏烈就認為，網絡文學的發展，是讀者受眾、產業和資本、國家政策與知識精英四維互動形成的獨特的“文化場域”。即便同一學科內部，對于網絡文學的價值與藝術屬性的不同認知，也會導致認識沖突。例如，很多傳統現當代文學研究者，會對從資料建設、文學史梳理等角度進行的網絡文學研究不屑一顧，認為網文研究等同于“現場批評”，不具經典化可能性。很多文藝學學科教師，則認為網絡文學屬于符號科技文化范疇，不具文學意義。在很多傳播學、產業學的學者看來，網絡文學是“文化產品”，也不具有獨立文學價值。

正因為如此，筆者強烈呼吁大學教育主管部門，盡早將“網絡文學”單獨成立二級學科，隸屬于“中國文學”一級學科之下。之所以要放在“中國文學”一級學科之下，就是要明確網絡文學成為學科建制，成為現象級文化研究點，是有著深刻的“中國性”的。只有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事業發展之中，才能出現融合科技與文學的新的文學創新。同時“文學性”也是網絡文學的第一要素。科技性、傳播性、意識形態性研究，也要與“文學性”研究結合，各顯所長，方能形成“合力”，否則網絡文學研究就有可能走入“沒有文學的網文研究”的怪圈，不利于網絡文學的后續發展。之所以將之設置為二級學科，就是要與現當代文學、文藝美學、創意學、傳播學、產業學等學科相區別，獲得較超然的獨立地位，借以形成“平等的學科融匯與交流”。大學的學科設置，體現了專業性和權威性，也對師資隊伍建設、人才培養和畢業生就業提供有效指導。一個研究領域，從單純的學術研究，走向更為高深和廣闊的大學學科建制，既意味著該研究領域的地位提升，也意味著它進一步進入了國家人才素質培養的視野范圍。

就其理由而言，一是網絡文學豐厚的創作成績與繁榮發展的現實，迫切需要大學文學學科建構作出相應調整，以適應這一新生“現象級”文學景觀。《2020中國網絡文學藍皮書》顯示，2020年中國網絡文學用戶規模達4.67億人，全年累計新增字數超過500億，網絡文學產業拉動下游文化產業總產值超過1萬億元。二是大學已積累較成熟的網絡文學研究隊伍，如中南大學歐陽友權團隊、北京大學邵燕君團隊、安徽大學周志雄團隊、杭州師范大學夏烈團隊、蘇州大學湯哲聲團隊等。這些研究團隊，分屬不同學科，都成績斐然，也為網絡文學研究的學科創制打下基礎。正因為網絡文學研究有跨界融合、學科交叉的學科特質，網絡文學研究需要超越傳統文學學科的學者“獨立完成”模式。各團隊的交流合作，特別是不同學科的結合再造，也就更迫切。三是在資料建設、數據庫建設與文學史建構、教材設定等方面，學科創制條件也日趨成熟。近些年國家社科基金與教育部基金立項方面，有關網文數據庫建設、資料研究與批評話語轉換等方面課題較多。歐陽友權的《網絡文學發展史》、周志雄的《網絡文學教程》等優秀教材，也為學科創制提供了積極準備，邵燕君團隊對網絡文學發展的資料整理工作，也頗見成效。四是在理論研究和探索上，很多研究者也有豐厚積累，例如許苗苗從性別視野出發的網絡文學研究，黃鳴奮對于網絡文學超文本特質研究，陳定家與單小曦的網絡文學媒介特質研究，都產生了廣泛影響。另外，從少數民族文化、產業政策等方面介入的研究成果也很豐富。五是在網絡文學批評領域，也有很多學者做了大量工作。白燁對網絡文學發展態勢的研究，邵燕君的《破壁書》和夏烈的《大神們》等著作，都為我們了解網絡文學作家、提煉網絡文學經典、認識網絡文學的生產流程和內部發展歷史，提供了良好的契機，也為網絡文學的學科創制，打下了堅實基礎。六是國家政策層面的扶持和重視。無論國家文化發展戰略，還是作協文聯等文化機構，或是大學研究機構，近些年來，都表現出對網絡文學發展的重視。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強調“要適應形勢發展，抓好網絡文藝創作生產，加強正面引導力度”。各地文聯作協團體紛紛成立網絡作協，活動非常活躍。北京大學、中南大學、蘇州大學、安徽大學、山東師范大學等高校，對網絡文學的關注也非常多。

由此可見，無論是從創作影響力和成績、政府機構的關注重視方面，還是從文學批評、文學史建構、文學理論探索，以及資料積累等方面，建立“網絡文學學科”的準備，已日趨成熟。在中國文學學科內部，建立新的“網絡文學”二級學科，有利于確立網絡文學的經典化意識。呼喚網絡文學精品，實現網絡文學可持續發展，已是熱門話題。除了官方扶持認定、作者的經典意識加強、產業資本自我塑形等因素之外，大學體制積極介入也非常必要。目前有些學校設有網絡文學專業，但大多隸屬創意寫作學，偏于實踐。成立獨立的二級學科，可在大學權威話語層面，形成對網絡文學經典化研究趨勢。其次，形成獨立的學科歸屬，有利于網絡文學研究整合各種力量，組建更高效、科學的研究團隊，真正實現學科之間的“交匯融合”。這既符合網絡文學的科技與文學的雙屬性，符合網絡文學研究的跨專業特質，也符合大學學科教育的“融合”理念。再次，新的網絡文學學科的建立，有利于提供新的學術生長點，也有利于促進學生的就業。特別是碩士以上的人才培養，這些人才在學科融合上，將比傳統文藝學、現當代文學、通俗文學和傳播學、創意寫作學等專業的學生具有更強的優勢，從而更能適應當下學術生產的需要，以及培養網絡文學創作人才的需要。

正如很多研究網絡文學的學者的共識，網絡文學以媒介轉型實現“范式轉換”，不僅要有豐厚創作實績確證自身地位，更需要有學科形態來表征其理論邏輯。隨著我國網絡文學的繁榮發展，迫切需要研究者進行有效闡釋，更迫切需要高校在學科建設上進行強有力的回應。我們應該不僅能解讀網絡文學現象、具體的網絡文學文本，而且能夠深入網絡文學的肌理，研究其內部規律，提高其經典化水平，增強其產業發展后勁，發現其“中國故事”的特質，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提供有力的文化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