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到龍華烈士紀念館，我都會來到一個裝著一條色彩鮮艷的毛線圍巾的玻璃展柜前，久久地凝視。這條距今九十余年的圍巾背后，是一對當年在上海灘從事革命工作期間相戀相愛、最后又生死離別的年輕伴侶的凄美故事……

往 事

這條毛線圍巾雖然距今至少九十年了，但看上去依然頗新，其顏色光亮，尤其是淡灰、奶色、紫色和淺白四色組成的條紋毛線，色澤光艷，不太像舊物。令我特別注意的是圍巾上有一枚非常清晰可見的商標圖案，上面寫著“上海祥泰織造廠”，商標圖案是一頭大象，寓意“吉祥如意”，和廠名“祥泰”十分吻合，看得出是一家上海本地人開的紡織廠。圍巾的主人犧牲在1929年，而這條圍巾色彩能夠保留至今仍然光澤姣好，也可以基本判別出這家廠在當時也算是上海灘上有些聲望的毛紡織廠。

上海灘上的圍巾特別是彩色的毛線圍巾，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是人們佩戴的一種時尚物。尤其是青年男女，更是除了夏天之外的出門必備衣飾。我們從五四運動的歷史鏡頭中看到了太多的身穿長衫、脖子上佩戴著圍巾的革命者形象……

我想，在龍華紀念館內留下遺物的這位革命女英烈，一定也是位對革命充滿激情，又對生活深懷眷戀的青年。

是的，她就是這樣一位正青春的姑娘。她犧牲時年僅23歲，花之盛開的年齡啊！

她叫張錫瑗。龍華烈士紀念館的工作人員將我帶到一片青青的草坪前，指著青草叢中一塊寫著“張錫瑗烈士”的墓碑，說，這就是那條毛線圍巾的主人。墓碑中間嵌著一張烈士的黑白照片：留著一頭颯爽短發、表情十分堅毅的女青年，圓圓的臉龐、大大的眼睛，一看就是位掩不住俊秀英氣的美女。九十余年了，她看上去還是那么漂亮，那么堅毅與淡然，那么眷戀著她的青春生命和與她匆匆離別的年輕愛人……

工作人員告訴我：1990年的一天，一位已經86歲高齡的老人在女兒的陪同下，來到“張錫瑗烈士”墓碑前，凝視了許久許久之后，指著烈士的照片，輕輕地對身邊的女兒說：她比照片上更漂亮。老人說這話時的雙眼是濕潤的。“他就是我們敬愛的鄧小平同志，張錫瑗是他的亡妻。烈士離開他的時候他倆結婚才一年多，那年小平25歲，妻子才23歲，還有一個同時夭折的女兒……”工作人員所說的每一個字像針一般扎在我的心上，以至于我一直以來有個愿望：寫一篇“那條永不褪色的圍巾”，以此慰藉內心對烈士的那份崇高敬重——

初 見

張錫瑗老家在北京房山，1906年出生，原名張希遠。1920年隨父遷居河北保定，與妹妹張錫瑞一起在直隸省第二女子師范讀書。其間積極參加該校的改革教育的學潮運動，因而受到中共早期地下黨的關注，1924年她和妹妹一起成為青年團員。保定距北京很近，由李大釗領導的中共北方黨組織很快得知了在保定的青年革命積極分子張錫瑗，于是1925年她被調到北京。在京城，張錫瑗的命運發生了巨大變化，因為她在這里有幸結識了鄧穎超，并很快加入了共產黨組織。

“組織上決定派你到莫斯科東方大學讀書去……”一天，比張錫瑗大兩歲的鄧穎超對她說。

張錫瑗到達莫斯科是1925年歲末。冰天雪地的嚴寒并沒有絲毫減弱這位來自中國的年輕“布爾什維克”的熱情。因為她的漂亮與活潑，又加之當時共產國際和蘇共中央為培訓中國革命者而專門設立的這所簡稱“中山大學”的學校內男女學生比例嚴重失調，男生有幾百個，女生卻只有二三十個，“多加多娃”（張錫瑗的俄文名字）自然吸引了很多男同學的注意，甚至時不時有男生想跟她“交朋友”。

“朋友？我們不是已經是朋友了嗎？革命的同志朋友！”每每此時，聰敏的張錫瑗總是以這種方式化解尷尬。后來大家很快都知道，“多加多娃同志”的心都在讀書和學習上。

莫斯科中山大學是一座革命熔爐。學生就像洪流一般，流動得十分快。因中國國內革命的需要，有的可能才來幾個月，就又被調回祖國，奔赴重要崗位；還有的可能回國沒多久，再也沒有了音信——犧牲甚至背叛的事經常發生。

一天，“多加多娃”迎面被一位個頭不高、戴著鴨舌帽的中國小伙子用中文叫住了：“同志，你是中國人嗎？”

已經能用俄語交流的“多加多娃”打量了一下眼前的這位新生，點點頭，用中文回答他：“是，我是中國人。俄文名叫‘多加多娃’……你呢？”

“我是不久前剛從法國勤工儉學轉過來的。我的俄文名叫伊萬·謝爾蓋耶維奇·多佐羅夫。我的原名叫鄧希賢……”

“噢——你就是那位在巴黎上街參加聲援上海‘五卅運動’革命游行而被法國政府驅逐的英雄鄧希賢啊！”“多加多娃”一下又露出了爽朗與活潑性格，并壓抑不住內心的崇拜之情，說：“我叫張錫瑗，北京人，以后向你多學習請教……”

“哪里哪里！”

這是這對中國青年在異國他鄉的第一次邂逅。

重 逢

在莫斯科校園內，鄧小平脖子上總系著一條藍白相間的大圍巾。有一次張錫瑗忍不住笑問：“這條圍巾很珍貴吧？看你總不忘戴它呀！”鄧小平解釋：“那是嘛，是我在法國撿馬糞時的標準裝備嘞！”

原來如此。

一年之后，“多加多娃”突然發現有一段時間沒有見到“伊萬·謝爾蓋耶維奇·多佐羅夫”，于是便向中國同志打聽。“回國了。”與很多從中國來的又突然在莫斯科消失的學生一樣，“多加多娃”只從別人那里得到了這三個字。

1927年，國民黨已經撕破臉皮與共產黨進行著你死我活的決戰。那個小個子的“鄧希賢”后來干什么去了，張錫瑗并不知道，也無法打聽到。此間，國內不斷有國民黨如何殘害中國共產黨人的消息傳到莫斯科。很快，張錫瑗也被組織派遣回國。她經蒙古回到北京，后又回到保定，參加鐵路工人罷工運動。

“張錫瑗，組織調你到中央機關工作，快準備走吧！”她被接到北京之后，有人告訴她。可臨上火車時她才發現不是到上海，而是到武漢的車票。

到武漢后，張錫瑗才知道，中共中央機關已經從上海秘密轉移到武漢，而且正在召開一個重要會議。這會議，后來的黨史上稱之為“八七會議”。張錫瑗到達武漢時，這次會議剛剛召開不久，會后的中央秘書處的工作更加繁忙了，而她也恰巧被分配在中央秘書處。

“小平同志，這個材料請你盡快處理一下！”張錫瑗來到秘書處報到時，見許多人都招呼一個個頭不高的年輕人。而讓張錫瑗意外的是，這位忙得有些不可開交的青年，竟然是她熟悉的“莫斯科同學”!

“伊萬·謝爾蓋耶維奇·多佐羅夫同志！”張錫瑗一激動，便用俄語高喊了起來。“你……怎么又叫小平了？”她問。

鄧小平笑著摸了摸頭，說：秘書處的事情多，我又理了個平頭發型，所以有人就叫我“小平”，叫順了，我就成了“小平”。

沒想到一向不茍言笑的老同學，竟然也會幽默一下。

傷 逝

同學變成了戰友，又在同一機關工作。

“中央機關要回到上海了，你倆趕快準備吧！”突然，上級領導通知他倆。于是張錫瑗和鄧小平隨中共中央機關秘密來到上海。這個時候的鄧小平，已經是中共中央秘書長，而張錫瑗則成為了他手下的一名得力工作人員。

在上海，他們結婚了。那年他們正青春，一個24歲、一個22歲。婚禮是周恩來和鄧穎超等人一起張羅的，酒席設在廣西中路的一間名叫“聚豐園”的四川菜館。那天除周恩來、鄧穎超夫婦外，李維漢、王若飛等中共中央領導和機關人員30多人參加。

鄧小平在新婚之后給妻子買了一條“大象”商標的毛線圍巾。“好看！真好看！”鄧小平看著系上新圍巾的妻子連聲說道。“以后出門，你盡量都系上它，這樣不易被敵人認出你的真實身份。”

“知道知道，你是為了工作才給我買的……”

婚后的鄧小平夫婦與周恩來夫婦租住在一幢小樓里。然而，在白色恐怖下從事地下工作，小夫妻雖同在中央秘書處工作，卻并不能常在一起，更不用說去看一場電影、逛一次大街。出于安全和保險起見，竟在上海沒有照過一張合影。

1929年5月，蔣桂戰爭結束。當時的國民黨廣西省政府主席和軍事特派員兼綏靖公署主任的俞作柏、李明瑞愿意同我黨合作。于是黨中央決定派遣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前往廣西開展革命工作。

“去吧，別掛念。我有小超姐姐她們呢！”張錫瑗已有身孕，挺著肚子，反倒安慰起丈夫來。

這一走就是三個月。待鄧小平從廣西回到上海向中央匯報“百色起義”工作方案時，快要臨盆的妻子張錫瑗正被人送到上海寶隆醫院等待生產……

匯報工作結束后的鄧小平火速趕到醫院時，醫生將他攔在產房門外：“現在你不能進去！她難產……”

不知過了多久，突然產房里傳來“哇”的一聲嬰兒啼哭……“生了，是個女小囡……”醫生說。但又告訴鄧小平：由于張錫瑗分娩時間太長，造成病原體感染，不幸患上了產褥熱。

接下去的日子，虛弱的張錫瑗時而醒來時而又昏睡過去，而鄧小平則不分日夜地陪伴在她的身邊……最終張錫瑗沒能挺過來，帶著無限的眷戀與遺憾，病逝在丈夫的懷抱里。禍不單行的是，他們唯一的女兒幾天后也不幸夭折。

正乃浦江嗚咽，蒼穹落淚。

白色恐怖下，張錫瑗的遺體安葬幾經周折，直到次年春天才由中央特科的李強與鄧穎超、張錫瑗的妹妹張錫珍一起將其安葬在江灣公墓內。當時還不敢用真名，墓碑上只寫“張周氏”，立碑人也用了個假名。而安葬在張錫瑗旁邊的則是兩位犧牲在上海的中共重要領導者：羅亦農與蘇兆征。

上海解放后，鄧小平所做的第一件“私事”就是尋找亡妻的尸骨。原來的公墓被日本侵略軍因修建機場而破壞得面目全非，幾經周折，終于找到了張錫瑗的遺骨，并安放在鄧小平在上海的居住地瑞金花園內。

后來上海烈士陵園建立，張錫瑗的遺骨正式被安葬在烈士墓區內。人們這時在墓碑上才見到了“張錫瑗烈士”五個字及鑲嵌在墓碑上的那張黑白照片。這照片是張錫瑗在莫斯科時所照，是她唯一留在世上的珍貴照片。

如今留在龍華烈士紀念館的那條毛線圍巾，是張錫瑗的親屬捐獻出來的。據張家介紹，這條毛線圍巾是張錫瑗的遺物，也是她和鄧小平之間僅有的一件珍貴信物。

無情的是生離死別，有情的是人間真愛。我終于明白了留在龍華烈士紀念館里的那條距今已有九十余年之久的圍巾為什么永不褪色，因為革命者的生命之血染紅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