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年的記憶力是很好的。小學考歷史，考卷旁邊，感覺那本歷史書翻開著。考卷上答到哪道題，答案就會出現，在哪一頁第幾行也清清楚楚。我當了記者，采訪不帶紙筆，感覺交談起來會自然得多。再說所有的話都是能記住的。只是說到名字、地名、日期之類，我會再問上一遍，確認一下。時常聽人說，過去的事會遺忘，我一直感覺不可思議。如今不對了，年齡告訴我，失憶是隨時可以發生的。

不過，縱然失憶，有的人，我會記得，哪怕忘記了名字，還是會記得。

我出生在城隍廟西側。五六歲的時候，鄰家一個小哥哥帶我去城隍廟背后玩，走上石階，進門看“白無常”。我很想看，又很害怕，蒙著眼睛，從手指縫里看了一眼，趕緊逃走。當時的感覺，當時說不清。現在想來是，感覺“白無常”笑面好空洞、殘忍。那一刻，我很懵懂地被告知，這個世界上，生路寶貴，也有限。之后，家搬到了南京路邊。我每晚帶上個小凳子，聽隔壁雅仙姐講故事。高中女生，她人長得好看，故事也講得好。至今還記得的是，祖逖和劉琨的故事。感覺那個故事很長，好像講了不止一個晚上。

十幾年后，我工作了，被分配到一家小廠，不知什么機遇，認識了一個長者，剛想起來他姓尚，名字記不清了。他會英語，要教我英語，覺得以后我會有用。我天生喜歡中文，拂了他的美意，卻提了個請求，希望他能教我親眷的兩個孩子。他答應了。之后他在業余時間，教了兩個孩子兩三年。高考恢復了，我問他，兩個孩子是否有機會考上？他打了個比方：食品店里突然來了緊俏食品，只有帶著糕餅票和鈔票的人才能買。這兩個孩子，就是帶著糕餅票和鈔票的人。這個比方果然沒錯。兩個孩子中的姐姐考進了原上海外國語學院，弟弟考進了華師大外語系。他倆一個17歲，一個16歲，都是新生班里年齡最小的。尚很開心，連連說，孩子用他們的努力，回報了他。

我在廠里做的是輔助工，氣力活，交往的同事不多。長法是一個，可說是交心的朋友了。他是機修車工，技術好。特別是他為人謙和，在人堆里，習慣退在一邊，看人家談笑，從不表示自己的存在。我欣賞他，還去他家玩。這也是緣分到了吧？他家住在大沽路，原是新式里弄，人家多了，樓梯很擠，住房也小。十幾平方米，住兩代人。當時很多人家都這樣。他父母都謙和。見過幾次，才知道他父親不是一般人。大名陳世芳，早年是滬上舊書期刊業行家。抗戰時期，他參加了新四軍淞滬支隊。組織上考慮到他的情況，派他留滬做進步青年工作。新中國成立后，他任舊書店門市部的主任。20世紀50年代末，他被解職，接受審查。20年后，才找到當時和他單線聯系的上級，澄清了身份。

我去他家時，他還在難中。但他很開朗。他覺得我喜歡文學，就給我講文學期刊。他和研究魯迅的唐弢熟。那時研究魯迅，重在發現魯迅佚文。當時魯迅等作家隨時換筆名，一個人筆名甚至多達幾十個。而他熟悉作家們用過的筆名，如數家珍，自然是提供魯迅佚文的最好人選。他說唐弢家有個書房，平時不接待客人，而他是可以進去坐坐的。他還提到了研究魯迅的倪墨炎。七八年后，我進了解放日報。在《朝花》編輯張世楷桌上，看到倪墨炎來稿，就是寫魯迅佚文的，感覺很親近。茅盾身后，有關部門擬出《茅盾全集》，也找到了他。他提供了茅盾許多佚文。那段日子，我陸續讀了一些零落的舊期刊，讀了不少大作家的文字。那是我比較真實地接近新文學的開始，我一直懷念那段日子，也懷念這位幾乎受苦了一輩子、真誠生活的老人。

劉緒源前幾年去世了。他和我同年出生，也是同年進入新聞界工作。起初他在廣播電臺，最后也編報紙文學副刊。我們神交很久，但真正接觸是在世紀之交時。是在潘亦孚那里見到他的。他和我不一樣，我是記者，他是作家和學者。見了面，倒是合得來。2000年，我在上海圖書館辦個展。緒源是開幕后第二天來的，來得晚，已經閉館了。他和上圖工作人員說，他是我朋友，特地趕來，希望讓他看一下。人家答應了，還陪著他一幅一幅看過去。他好奇了，也就難得調皮了一下。他對人家說，字寫得是蠻好，不過都是一種寫法，不算很好吧？不料人家不干了，回應說，你真是他朋友嗎？怎么說這種話？一種寫法很好啊，譬如戲曲，是流派。緒源聽了哈哈大笑，連說對不起，回頭給了我電話，說，你的人緣怎么這么好？我說，我是記者啊，對所有遇見的人都很尊重啊。

他骨子里欣賞周作人，我并不。談到這個話題，一直很有趣。周瑞金，是我的師輩，有次他對我說：“無為不入世，有情始作人。”他說這話可以視作座右銘。我深以為然，由此，又遇到緒源，我說可以把這話寫成對聯送他，如果他要。他看到其中有“作人”二字，居然十分歡喜。我就寫了。

接下來記起亦孚了。亦孚比我大一歲，當年由春彥介紹認識。初次見面，我說了句“你我都是跌倒的人堆里爬出來的”。他后來說，這話感動到了他。我也是被他感動到的，是他說的一句“文化不是文化人的文化，而是人的文化”。后來他還成為《文博》版的作者。我和作者，一直注意不建立私人關系。我覺得編者和作者關系單純些，對雙方，對版面，都好。不過，我和亦孚后來成了摯友，甚至是一百年不見，也會彼此記得的摯友。他是吃過苦的人。當年他年齡還不到，就被學校分配到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到了那里，還因為年齡小，不能算正式員工。他幾千里路回來，到了楠溪江邊的深山里。

后來他事業有成，緊接著又急流勇退，成了閑散的人。他開始收藏些字畫，寫忍不住想寫的文字。他拍買到一張署名黃賓虹的山水，后來知道是偽作。他寫了文章連同偽作一起交《文博》版發表。文中批評了自己的貪心，貪心導致了看畫不冷靜，又指出這畫是偽作，并詳細說明為什么是偽作。文章刊出后，他手中的那幅偽作，徹底成了廢紙。

亦孚家在溫州郊外雪山上。他在外日子多，譬如在上海。家里請他當年的同事云龍夫婦打理。有時他打電話回家，對方的結束語，一直是“你放心在外，家里沒事”。聽到這話，他感覺正常，我感覺好玩。有次和他一起回家，近門聽到一陣狗叫，他連門也不敢開。等云龍下來，關起了狗，我們才進了門。我笑他，“這家還算是你的吧？”他也笑了。

在他家沒事，我寫寫字。云龍在一邊，有時會說，這筆好，這個字好。我對亦孚說，“畢竟在你身邊待久了，懂書法。”亦孚回說，“他不識字。”他還笑著說，“別看不上他，他比你有錢呢!”當年亦孚公司散伙時，云龍分到了60萬元。

亦孚來上海，一直住賓館。那年，他突然想在上海買房了，還說要買到我家附近。不料，他母親病了，他回老家了，一去就是好些年，他不離母親左右，直到母親去世。他母親是父親第二任妻子。父親去世，留下九個孩子，其中三個是他母親生的，亦孚是第九個孩子，父親去世時他還在襁褓里。他母親要帶大這些孩子，忍心把亦孚送了人。理由是襁褓里的孩子花費大。亦孚到了六歲，養父母家有了變故，他才回到母親身邊。這段情形，不管別人怎么看，亦孚都覺得他有一個偉大的母親。他一直孝敬到母親去世。

我和亦孚曾約定一人寫一本書，寫自己。他一本，書名是“宿命”；我一本，書名是“本相”。我們都知道，如寫這書，內心會有重創，但我們都想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