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洪波，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七、八、九屆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國作協兒童文學委員會主任。曾任中國作協黨組成員、書記處書記、中華文學基金會理事長、《詩刊》主編等職。代表作有散文集《悄悄話》、詩歌《我想》、《高洪波文集》（八卷本）及《高洪波文存》（九卷本）等，作品曾獲中國出版政府獎、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五個一”工程獎、國家圖書獎等，圖畫書“快樂小豬波波飛系列”累計銷量超百萬冊，版權輸出到法國、韓國、越南等國家。

電影往事

高洪波

我的老東家《中國作家》開辟了一個欄目，讓作家們侃電影，這是一個有趣的話題。

說到電影，話題多多。因為我從小最愛看的就是電影，草原故鄉小城的電影院，幾乎是我童年的快樂天堂。還有母親唯一訂閱的雜志是《大眾電影》，由于這本刊物豐富了我們家庭業余生活，被翻得起了毛邊，所以我對五六十年代的電影明星了如指掌。尤其是二十二個明星，當年他們的大照片貼在每個城市的電影院里，那遠比現在的明星派頭大、風頭足，形象也更令人羨艷不已。

除去《大眾電影》，我和電影另一個淵源是曾經當過五年的電影放映員。據我所知，至少有三位作家是我的同行，一個是白樺，一個是李鈞龍，他們兩位既是我軍營的前輩，又是我視為寫作上的老師，另一位是軍藝的副院長朱向前，一個軍旅重要的批評家。當年在云南軍營一個炮團的俱樂部里，我以放映員的身份兼著播音員、圖書管理員、美術字宣傳員等等，但是最主要的角色是電影放映員。由于我這個身份，當年軍營中，從團長到下面的新兵一律稱呼不到二十歲的我兩個字：老高。這個“老高”一方面是因為我姓高，還有一方面是因為當時最走俏的電影《南征北戰》里，主要人物高營長和鄉親們一見面，有一句著名的臺詞：“老高，又進步了！”《南征北戰》是一部好影片，拍攝這部電影的時候我剛剛一周歲，最近看到有關資料說，1952年拍攝的《南征北戰》里，兵是真兵，火器是真火器，群眾演員是真正有過支前經驗的群眾演員，所以它的真實感和生活化至今未能被超越。就是這部電影我放了無數遍，給我的戰友們看，給軍營周圍的鄉親們看，于是我贏得了一個軍旅十年得意的名字——老高。離開軍營轉業回到《文藝報》，我由“老高”變成“小高”，這個“小高”一叫又是幾十年，這是電影贈給我的一個名號。

當放映員的時候，我們首先要學習放映技術。師里的電影隊長是個納西族的老兵，他的講話口音很重，但是我們勉強都能聽懂，他教我們倒片、接片，教我們修發電機，因為發電機是每一個放映隊最重要的財產，200瓦的單缸發電機，你要和它不斷地親密接觸，發電機聽話才能確保電源，同時能讓電影正常放映。

學到這些技巧之后，我們就開始自己的半職業生涯。記得我不止一次在遙遠的邊疆，用一部陳舊的放映機向荒野、向山村、向好奇而又熱情的觀眾們展現過電影的魅力。我會偶爾回想起夜間放映時的種種情景，想起不請自來的暴風雨是怎樣刮起我張在樹間的銀幕；想起熱情的觀眾是怎樣萬頭攢動地注目于我的幻燈片，想起放映前鄉村父老的款待，放映后驅車自山路返回軍營時那輪高大明亮的月亮。其實生活正像一部影片，腦海恰像一塊銀幕，由歲月這位放映員操作著，一幕幕在眼前展現不止，起初是片段，接著是連續的場景，其清晰和鮮明的程度，一如坐在電影院最佳的座位上所感受的一樣。

我記得有一次到一個撒尼山寨放電影，片名是一部朝鮮故事片《戰友》。我們走的路因為過于崎嶇，汽車無法通行，這樣自然帶來了極大的不便，放映機和發電機都需要牛車來運輸，而最嬌貴的擴音機又不耐顛簸，于是鄉親們索性派來四條壯漢，用肩膀挑著這寶貝走。事后我才知道，放電影的撒尼山寨是頭一次接待解放軍放映隊，而許多老人竟是平生第一次看到電影。這情景實在使我感動，把一天艱苦的山路跋涉全部拋諸腦后。因為我隱約感到一種運送現代文明的職責在催促自己。

那次放映還有一件趣聞，銀幕上槍聲大作，彈雨橫飛時，竟有幾個哈尼族的小朋友跑到銀幕下摸索什么。一問，才知道他們的秘密是想撿子彈殼！原來小娃娃們天真地以為銀幕上的戰斗是真的，既然如此，必然能撿到一粒一粒黃黃的金燦燦的子彈殼！看到他們快樂而又失望的神態，我心中那種隱約的責任感竟更加明晰起來。

云南邊疆地區的氣候很反常，有時開映時天氣晴朗，過一會兒也許就濃云密布，甚至飛沙走石，狂風大作。我在另一個村莊放映時，就碰到了一場掃興的大雨，記得是在放映《地道戰》，戰斗酣暢之際，天公也來助威。支掛在樹間的銀幕一角被風扯掉了，飛舞不止。這時一位小伙子沖上前扯住拴牢，才沒把《地道戰》的戰場擺到云端里。接著下起雨來，急切里我想結束這場放映，可是放映機旁坐著的老支書卻一把抓住話筒，用我所不懂的哈尼語言勸慰觀眾，于是我看到騷動的人群安靜了，在風雨中靜靜地坐著，他們把衣服脫下來遮住頭頂，用無聲的行動支持著我把電影放下去。而老支書為我撐住放映傘，像一株老樹般堅定。《地道戰》放完了，風停雨住，可是我胸中的風雨卻喧囂了許久，沒有在山野放過電影的人，是無論如何理解不了我的感受的。

有一次放一部不是很精彩的影片，好像是朝鮮電影《鮮花盛開的村莊》。作為政治任務，我們到村莊里放映。鄉親們看到最后，時值嚴寒臘月，冷氣侵骨。我們又要執行規定，連映兩場。頭一場時間早，看的人還多一些，能看個熱鬧。第二場開始的時候10點已過，周圍的觀眾紛紛散去，只剩下七八個小伙子和幾個小孩子。哪怕是一個觀眾也要放映！我們忍住嚴寒的捉弄和瞌睡蟲的撩撥，硬著頭皮放下去。放到最后的時候，只剩下了三名觀眾，這次大概是我的放映史上最為沮喪的一幕。

一個電影組兩部電影機，所以放電影時有一個特殊的技術要求，就是兩個放映員之間銜接一定要精準，不要讓觀眾感覺到你在換片子。所以現在每逢看電影時，我的眼睛總會下意識地盯住銀幕的右上角，七八分鐘過后，那里總會出現一個白白的圓點，這圓點就是換機的信號。我會挑剔著放映員們兩機之間銜接的默契程度，以此為自己當年的放映技術感到自豪。然而更多的是對淳樸鄉親們的回憶吧，那當年響過馬達的山鄉，現在肯定已經電氣化了。

記得我離開了放映組，到一個炮兵連隊里當排長。我最后一次和電影打交道非常讓人難忘，是我以解放軍排長的身份到貴州接1978年的新兵。接兵任務完成得極為順利，兩個月的漫長出差，正值年關，偷閑到連部所在的小鎮與戰友們相聚，沒想到吃頓晚飯才知道，附近馬上放映《劉三姐》，這可是個特大的喜訊！

《劉三姐》放映點是在地質隊，離小鎮還有十多里路。我們干掉最后一杯濁酒，剛要出門，“天無三日晴”的貴州便把雨夾雪的饋贈扔了出來，于是我們找雨具、找雨衣，幾個人腳步踉蹌地步入茫茫夜色中。

我們還是晚到了一步！先是遠遠聽到劉三姐的歌聲，大家加快了腳步，繼而看到銀幕上劉三姐模糊而苗條的身影，在雨中晃動著，詩意盎然。我們焦急地往前走，想盡快看到影片，可惜越走近放映場地，失望便越大。因為那小小的廣場早已被山民們四下里圍住。里面的人坦然地坐在自己攜帶的小凳子上，旁邊大多數還伴臥著同樣興致勃勃的狗；外圈的人一層層圍定，有序無序地站成各自恰到好處的角度。雨傘互相穿插交織，斗笠以濕漉漉的嘴唇彼此親吻，這一切構成了藝術的屏障，遮住了我們對劉三姐仰慕的目光。

無可奈何，只有把自己裹在雨衣里，聽歌。

聽歌，任雨雪的顆粒撲落在眉睫上，任寒氣從腳心一絲絲升起。高原的風偶爾掠過，廣場上便響起陣陣騷動。為銀幕倚身的老樹的動搖，也為了劉三姐姣好形象的短暫迷離。風定，歌起，田野里一片寂然，好一種難覓的境界！

我們聽劉三姐嘲弄酸秀才，為這壯族姑娘的機智風趣感嘆不已；我們聽劉三姐為心上人繡荷包，心里美滋滋的，仿佛那荷包能從銀幕上扔下，扔到不知哪一個幸運兒的頭上；我們聽劉三姐在財主家的幽怨悲憤，感受到靈魂的憤怒與激蕩；我們聽劉三姐漓江唱晚，搖櫓遠游，為她那藤纏樹與樹纏藤的絕妙比喻心馳神往，又為她與阿牛哥終成眷屬的結局欣慰不已。總之，劉三姐在那一夜達到了她歌仙生涯的巔峰狀態，也使我們幾位年輕的軍人隱約感受到了春的氣息，春的呼喚。

劉三姐能面對山野引吭高歌這件事本身，不就昭示著某種禁錮的消失、寒潮的解凍嗎？她還帶給我們藝術的啟迪，歌者與聽眾那密不可分的共存關系，廣而言之，也就是文學與人民、與時代患難與共的感應。

這一切，也許遠不是一個神話中的小歌仙所能料及的。她所能做的只是縱聲高唱，為悲歡離合，為生息勞作，也為著自己愛的追求、美的歡樂，以及一切人類所關注的感情與體驗。

“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能有幾回聞？”對于我來說，貴州那次突如其來、無可奈何的山野聽歌，像天籟一樣無法復制，儲存在記憶的磁帶上，成為“孤本”與“絕唱”，也是一次特殊的看電影。

說到看電影，我記得在二十世紀的九十年代，北京的周末生活已經不僅僅是下象棋侃大山逛公園了，還有卡拉OK歌廳和夜市小吃，更重要的是眾多的電影院開始了一項業務——通宵電影晚會。

我曾經看過一次北京大華電影院的四場很新鮮的電影，從夜里22點50分開場，片名是《鬼樓》《江湖八面風》《雇傭警察》《電視殺手》，這四部電影現在人們已經很陌生了，但當時勾起了我很大的興趣。

票價不貴，但就當時的物價來說也不便宜，每張6元。我和妻子買到的是樓上五排的座位，說明購者踴躍。及至進場，左右一看，不禁道一聲慚愧！周圍幾乎清一色都是年輕人，二十來歲光景，手擎各色吃物，以情侶居多，頭倚頭形成上海外灘才能見到的一種特殊的境界。

再細打量，有幾名中年漢子，從衣飾上看，像是趕火車的外地人。我揣想他們的周末必定與時間過度富裕有關。而年輕人度周末的意圖，除了一夜聚首之外，內容必定大于形式：能連看四場電影而又津津有味，勢必能證明彼此情感的升華和升溫。

何況電影院里有冷氣。

四場電影，中間休息兩次，每次約十分鐘，這種安排很科學。第一次時間剛過子夜，人們的興奮點初初燃起，吃東西似乎成為十分鐘休息的主要內容。第二次已臨近凌晨4時，正是人們最倦怠的時刻。休息時我打起精神觀察年輕的同伴們，發現后排走掉了一半，剩下的空位正聽憑勉力支撐的幾個年輕人伸展身軀小憩，這十分鐘過后，他們能否醒來再看電影都很難說。

清晨五點半鐘結束了冗長的電影晚會。出得門來頭昏昏的，四部影片的情節攪成一團，被黎明的清風一吹，略感幾分清醒。回到家里，妻子調侃問：“感覺如何？”我答：“活到四十歲才看了這么一場周末電影，值得。”

這是真話，不是氣話。因為在這一夜觀摩中我想起自己年輕時在內蒙古草原上看電影的情景，在軍營里冒雨觀看樣板戲的情景，甚至在露天里連看三遍《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的情景。這種回憶自然引發感慨，而當時我人到中年，不由得不羨慕起周末影院里那些年輕的常客，羨慕他們的快活和青春，以及他們的隨便和旁若無人，甚至倒頭便睡的灑脫……

記得第二天我一整日補覺，直睡到下午吃晚飯。仔細琢磨通宵電影的滋味，竟像偶然奢侈一次的窮漢，回味無窮起來。

時間飛速地流過，電影這種藝術形式也起了非常巨大的變化，一度它被電視沖擊得落花流水，一度由于大片和優雅舒適的電影院的產生，它又變得非常受歡迎，以至于北京現在有了環球影視城，集購物、住宿、游覽、觀賞于一體。當然了，現在能替代電影的可視物非常非常多，但是我覺得一部好的影片，如果能讓你坐在電影院里舒適地、靜靜地欣賞，它給予你的聲光電色的靈魂沖擊還是其他閱讀物無可替代的，所以我依然喜歡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