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短篇小說是各種文學可能性的實驗場。因為它具有幾乎無窮大的靈活性，非常適合我們做各種各樣的文學實驗。《深夜長談》全部用對話的形式來敘述故事，塑造人物，表達思想，也是一種嘗試。也可以說它是一篇實驗性小說。

寫小說是一種充滿游戲精神的冒險。好的故事總是不斷揭開的盲盒。作家每寫一篇作品都是在進行一場文學實驗，一次快樂的盲盒設計智力游戲。全部用對話寫小說當然是一種有意識的自我約束，是為這一次的游戲設定前提，但同時也意味著給予了作者另一種無限自我放縱的權力，即可以在小說中無節制地使用對話。寫作的快樂就在這種約束和放縱中產生了。

有意識地進行這種約束和放縱的寫作其實是一種技法訓練。一旦我們可以全部用對話寫小說，我們也就可以全部用它來寫別的東西，譬如電影、話劇和電視劇劇本。當然，我們也可以換換玩法，完全不用對話來寫小說，一句也沒有，就像當年的默片電影。誰知道呢，也許這樣逼自己一下，也能寫出花樣翻新的小說。

一篇有意義的小說當然不是只靠玩弄技巧吸引讀者。歸根結底，大家愿意讀小說是因為他能在你的作品里看到他自己的卻是具有普遍意義的社會關切。不能借你的墳頭哭他自己的凄惶，你寫什么、怎么寫他才不會關心呢。所以和“有意思”（即有意義）相比，用什么技法寫一篇小說又不重要了。

《深夜長談》中描述的人物，他的人性極端扭曲，但也只是形形色色的這一類人物中的“這一個”。中國四十余年商品經濟的發展，讓我們的經濟基礎發生了深刻改變，大量人性扭曲的現象不可避免地的出現，使得這個社會越來越多地呈現出了某種具有普遍和深刻意義的丑惡。我們目睹了太多的經濟甚至是政治領域的腐敗，但是在社會生活中，人性的腐敗才是最大的腐敗，因為這種腐敗侵蝕的是人所以為人的最根基的東西。如果人從這里開始就壞了，人也就不再是人了。

需要說明一下的是，對人性腐敗的揭露和批判一直是一個經典的文學主題。從吳敬梓、巴爾扎克到德萊塞，中外文學史上的巨人從來都不缺乏對人性腐敗的社會悲劇的猛烈抨擊，世界文學也恰恰是在這種對人性腐敗的批判中建樹了自己在一代代讀者中的不朽聲譽。中國是遲到的商品經濟發達社會，金錢對于人性的侵蝕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在我們的社會中，而其深度和廣度也仍然會繼續隨著這種侵蝕程度的發展而發展并且深刻化。但是在另一方面，一直在抱怨“小說同質化”的中國當代文學對于這一種正在迅速發展的社會現實的暴露、描摹，對于它導致的普遍性的人性腐敗的狙擊都還剛剛開始。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從這個角度論，中國文學未來一定會出現一個偉大的現實批判主義時代，像《儒林外史》《歐也妮·葛朗臺》《金融家》這樣的鴻篇巨制一定會大量涌現。《深夜長談》如果能夠成為這個偉大文學時代到來前的一個小小的引子和預言，當是令作者極為榮幸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