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境》是我最近4年短篇小說新作的合集，共10篇，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小說故事的發生地和我之前的很多作品一樣，還是信河街。現在想來，當初將信河街設定為小說地名，并沒有“遠景規劃”，更沒有深遠的寓意。就地取材而已。那時，我還在溫州一家報社工作，信河街是溫州商業的發源地之一，是最早也是最著名的一條商業街。改革開放剛剛開始，溫州最早一批做百貨和服裝批發的人，就是從這條街起步的。那些人中，不少成為叱咤商界的風云人物。因為工作原因，我有機會接觸他們，并有了深入而持久的交往。所以，當我準備寫小說時，很自然地，那些商人就成了我小說中的人物原型，而曾經“孵育”他們的信河街，便成了小說發生地，成了我的文學原鄉。

到底是他們選擇了我，還是我選擇他們，講不清了，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為什么要選擇他們？更重要的是，我如何呈現他們？或者換句話說，我在他們身上發現了什么？能以文學的形式，提供什么有別于他人的角度和內容？

有評論說，我小說的一個主題是：當物質問題解決后，我們該做些什么？我不反對這種說法。確實，我小說的大多數主角是商人，而且是成功商人。但我不太關注他們如何成功，也沒有在這方面做過多描寫。有人說，小說中那些人物的原型大多是我的朋友，我不寫他們的發跡史是因為“下不了手”；也有人說，我跟那些人物走得太近，有意無意忽略了他們的“前史”。不是的。成功商人的“前史”，我是感興趣的，誰都有一顆八卦的心啊。但那不是我的文學“議程”。我感興趣的，是他們的精神世界。當他們成為商人、特別是成功的商人后，內心發生了什么變化？當然，我不會“異化”他們，他們的前提是“人”，其次才是“商人”，再其次才是“成功商人”。人是他們的根本屬性，商人是職業特性。

話說回來，當下的中國，已經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絕大多數人已經解決了物質貧困，所以從大的方面說，我們面臨的幾乎是相同的問題。

《仙境》這本書的發生地依然是信河街，只是小說人物的身份有了一些變化，他們有唱戲的、做京劇盔頭的、做木雕的、打漁的、畫畫的、做酒的、行醫的、賣書的、當服裝設計師的，等等，他們共同的身份是手藝人，某種程度上講也是商人，他們與商業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其實，我想說的是，不論是商人，還是手藝人，他們的生存處境，也是我們每個人在這個時代的生存處境。他們的歡樂和憂傷，差不多也是我們的歡樂和憂傷。

所以，《仙境》這本書也有了某種象征意義，它的意義來自一個設問：什么是仙境？如何才能抵達仙境？坦白說，這本書里不會有這樣的答案。我估計這樣的答案任何書本里也不會有。每個人對仙境的理解和想象各不相同，但我要說，在《仙境》這本書里，我們可以看到一種可能，仙境并不是虛無縹緲的，并不是遙不可及的。它可能就在我們身邊，甚至就在每個人身上。通過“發現”，通過“努力”，每個人都可能抵達自己的仙境。

（作者系浙江省作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