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周末，我到家中看望師鎮英老人。老人雖已是耄耋之年，但身板硬挺、聲音洪亮，身穿一件紅毛衣，顯得莊重、寬厚和慈祥。我能結識這位曾跨過鴨綠江的志愿軍女戰士，深感榮幸。因為我早已知道，她十幾歲就參加了八路軍，經歷過戰爭的考驗。前不久，老人在女兒陪伴下，走進電影院觀看影片《長津湖》，激動得熱淚盈眶。老人入戲太深，對影片提出微詞：“赴朝時，志愿軍乘坐的列車有上下鋪，這不符合她當年赴朝時的真實情況，志愿軍坐的都是悶罐子車，沒有床，沒有椅子，都是席地而坐。”

老人在音樂學院附中工作的女兒告訴我，當年，母親在朝鮮戰場上，耳朵被美國飛機投擲的炸彈震聾了，當時沒有治療條件，左耳從此失聰，平時說話聲音很大，有些話還需要“翻譯”。老人一開口就是當過兵的人，沒等我發問，就開門見山地說，你想知道啥，我就回答啥。可老人還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從她的抗日革命家庭，那一段段血染的風采說起，瞬間把在場的人帶入70年前的抗戰烽火之中。

師鎮英老人祖籍山西汾陽縣，父親出身于書香門第，是一個開明紳士。1937年，日寇侵占了山西，老百姓誓死不當亡國奴，紛紛報名參加八路軍。1938年，她的大哥和二哥一起參軍，哥倆兒都上了抗日軍政大學。畢業后，組織上派他們回到老家開展抗日工作，大哥和二哥都是地下黨，都有公開身份作掩護。大哥在離村三四十里地的一所學校當教師，二哥開了一家面粉廠，為黨做了很多工作。大姐是村婦救會主任，經常給大哥、二哥傳遞情報，站崗放哨。

那年，二哥因叛徒告密而被捕，關押在大西北的大牢里。母親帶著她去探視，在監獄里，見到二哥遭五花大綁，繩子都快把脖子勒斷了，母親心如刀割，哭成淚人。后來，在黨組織的營救下，二哥被釋放，出來后又繼續為黨工作。他們全家共7個兄弟姐妹，一個不少都參加了革命。

15歲那年，二哥送她參加了八路軍。當時叫人民劇社，后來改名叫呂梁劇社，也就是部隊文工團，因是農村孩子，頭腦簡單，沒聽過多少革命大道理，就有一個單純想法，大哥、二哥都是干革命的，她也應該跟著干革命。當時演出的節目多是連說帶唱的小歌劇《血淚仇》《白毛女》，她個兒高，有點壯，沒飾演過喜兒，光演黃世仁的娘。

在呂梁劇社呆了一年多，因為胡宗南要占領延安，組織上集中兵力保衛延安，保衛毛主席！所以就解散了劇社，讓同學們有家的回家。組織上想把她送到公校，可她惦記母親和弟弟就申請回家了。家里也不太平，國民黨和地主還鄉團迫害老百姓，村里的人被迫躲進了山里，她剛到家就跟著母親躲進大山，不幸又患了傷寒癥，發高燒昏迷不醒，連母親猝然病逝都不知道。可憐的母親，臨死也不知道二哥也已為革命事業犧牲了。那是1946年土改前夕，二哥領導農民“減租減息”，地主還鄉團瘋狂報復。一天夜里，還鄉團來了幾百人，把正在開會的二哥和其他同志堵在屋里，二哥他們手里沒有槍，赤手空拳，竟被還鄉團活活打死了，然后用汽油點著了尸體。大姐和三姐去收尸的時候，看到二哥全身被白布纏裹著慘不忍睹。大姐和三姐怕母親接受不了就一直瞞著，所以母親臨死也沒想到二哥早已不在人世了。大姐趕了一輛馬車，跑了100里地把她接下山回家，可家里基本沒有親人了，原本是個大家庭，可為了抗日，一家人都出去革命了，是村里出名的“革命家庭”。現在，家里只剩下一個干了三十多年的長工和一個干娘，還有年幼的弟弟，她回家就成了弟弟唯一的親人。不幸的事接連發生，敵人要搞強化治安，不斷地抓人。村里想暗中保護革命家庭，但也保護不住。有一天，有人來到家里說要帶她去談談，她只好跟著他們走。村長出面要帶她去，說是去縣城，走了二十多里路到了才知道，這是敵人的一所監獄，樓上樓下，充斥著被嚴刑拷打的人的哭叫聲，被抓進來的理由五花八門，先抓進看守所再說。當時她還沒有入黨，只知道自己的哥哥是共產黨。

開始過堂了。審訊的人問：“你為什么回來？”敵人知道家里已經沒人了，她又是一個十六七歲的姑娘，所以這么問。她回答：“父母都不在了，弟弟沒人管！”敵人接著問：“你是不是共產黨？”她也害怕。雖然參加了呂梁劇社，但也沒有人講更多的革命道理，也沒有書報可學習，就是農村孩子，小學四年級水平。敵人就反復問：“你為什么回來？你哥哥和你姐姐是不是共產黨？”她想既然說不出來，也不能瞎說。第二次過堂，敵人拿來一個板子，放在旁邊嚇唬說：“你是不是共產黨？說說你家里的情況！”她平靜地說：“我父母都死了，哥哥們的情況不了解、不知道！”敵人要打她，她說：“你們就是打死我，我也不知道！”在監獄里關了四十多天，開始第三次過堂。敵人讓她跪下，頭抵著墻，敵人拿著熨斗式的鐵板子，要往她的身上砸，她還是那句話：“打死我也不知道！”敵人沒有再動刑，兩天后，她被放出來了。

她們那兒有早婚的習俗，十六七歲就結婚了，鄰居問她為什么不結婚？她說不能結婚啊，家里沒有吃的，她用牲畜飼料和村里人換點豆子，和弟弟忍饑挨餓，勉強度日。堅持了有一年多，無論多苦，她認定還是要參加八路軍。她聽說部隊在賀龍中學征兵，就去報了名。征兵的同志問：“你為什么當兵？”她說：“大哥和二哥都是八路軍，都為革命事業犧牲了，我也當過八路軍，還被捕過，可我都挺過來了。”征兵的同志聽完很受感動，就把她收下了。

大哥和二哥都是為了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奉獻出寶貴生命的共產黨員。大哥是在解放太原時犧牲的，年僅32歲；二哥犧牲時，只有28歲，還沒有結婚。如今，汾陽縣烈士紀念碑上，刻有大哥和二哥的名字。她第二次入伍后，考上了西北軍政大學的西北藝術學院，因為她有參加劇社的經歷。1949年下半年，全國雖然解放了，可國民黨留下很多潛伏特務和土匪，部隊組織了南下文工團，她積極報名，被組織批準。部隊大多是步行軍，也坐過火車。大概走了兩天，走到四川成都，她到了軍管會的文工團二隊，成了一名女文工團員。她隨部隊到了重慶，有些人服從命令去了阿壩剿匪。文工團演出的節目是《劉胡蘭》《白毛女》，她演劉胡蘭的母親、黃世仁的母親，在重慶演劉胡蘭母親上墳的戲，她唱得入戲了，哭得下不了臺。

1949年12月，她正式入黨，剛滿18周歲。她入黨算是早的，因為有前段的歷史，有家庭的背景，再加上她的表現。1950年，她老伴兒所在部隊的戰斗文工團到成都招生，要求是黨員，只要一位女同志，她完全符合條件。就這樣，她和老伴兒就在一個部隊工作了。

1951年年底，她就赴朝了。那時上甘嶺戰役還沒結束，他們的任務就是下坑道，代表軍首長慰問志愿者戰士，文工團戰友兩三個人分在一個坑道，就在坑道里為戰士演出節目。劉胡蘭的妹妹和她是一個部隊。在朝鮮戰場上，她給受傷的戰士獻過血，當時的戰役是攻打老土山，隊長帶著她和幾個戰友剛出坑道，敵人的飛機就扔下炸彈了，她的胳膊被炸傷，左耳被震聾，永遠治不好了。她為被炸彈皮崩傷了的戰友包扎、喂水，戰士一個挨著一個，等候命令，一呆就是兩三天，也不脫衣服。剛去朝鮮時經常鬧肚子，也沒有辦法處理，沒有褲衩，就是一條軍褲，方便時就找一只小桶。那時候的艱苦，可不是現在人們能想象得到的。比如伙食，堅守在坑道里，就是吃壓縮餅干，后來能吃到饅頭和米飯。炊事員每天天不亮，就要到外面接坑道里的水來做飯。

老人于1953年回國，1956年部隊大批轉業時，被組織分配到天津工作。結婚時，她已經29歲，是正排級，老伴兒是副連級。剛到天津，就搞農村合作化，1957年，她被下放到南郊南馬集，那兒有戲校的、梆子劇團的，人家周六就回市里的家了，她不回家，仗著身體健康，和村女書記一起工作。“我啥農活兒都會干，干得死心塌地。老伴兒當時因關節炎離開部隊，到陜西話劇院任院長，為了和我團聚，放棄了自己理想的工作。”老人說，“我這輩子沒有什么遺憾，我找到了自己心愛的老伴兒，和我一輩子同甘共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