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爾納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傳出時，他的作品能找到的中譯版只有《非洲短篇小說選集》里的兩個短篇，《博西》和《囚籠》。非洲文學進入大眾視野，《非洲短篇小說選集》中譯本再版，這部由“非洲現代文學之父”、尼日利亞作家欽努阿·阿契貝編輯的短篇選集，為讀者了解非洲文化性格打開了一扇友善的大門。

阿契貝在選擇作家和作品篇目時，追求“非洲自身千差萬別的體現”，他概括道：“北部的小說如伊斯蘭書法一樣清癯，南部作品更為濃郁，在西部海岸，種族題材處于邊緣地位，而在南部，創作不可避免地與種族主義發生痛苦的關系。”這是仍然顯得籠統的概括，事實上，這個覆蓋了非洲不同地區、年代和作家風格的選本，指向非洲小說創作風格流變與現代性發展，斑斕地呈現了“非洲寫作”多樣化的光譜。

文學成為記錄、回應和評價當代事件的重要手段

阿契貝在散文《小說的真實性》中，提到他本人遭遇的一段荒誕經歷。他在1966年寫了一部社會諷刺小說《人民公仆》，以一場虛構的軍閥政變結束。小說出版時恰逢尼日利亞獨立后的首次變局，激起千層浪，在之后的內戰期間，謠言甚囂塵上，甚至十年后作家仍因此遭到責難。阿契貝不無惱火地自嘲：“一群軍官謀劃時，會邀請一位小說家旁聽他們的密謀，然后等待長達兩年，由小說家完成作品并出版。直到這時，軍官們采取行動，目的是趕上小說的出版時間。人們真的相信這套？”作家遭遇的這段冤屈，其實證明了他敏銳的觀察力和判斷力，也從中見得非洲虛構寫作和現實的高度捆綁，許多作品或是對“進行時”的速寫，或是敏銳地預見到即將降臨的“將來時”，文學成為記錄、回應和評價當代社會變遷的重要手段。

阿契貝的《國內和平》是一則微言大義的小品。一個小人物從戰爭中幸存，“活下來真好！戰爭培育了喬納森，賜予他五件至寶——他的，老婆的，和三個孩子的腦袋。外加一輛破舊的自行車，那是個奇跡。”頭腦活絡又吃苦耐勞的喬納森，用自行車當出租車，靠著載送軍官家屬賺了第一桶金，隨后兢兢業業地做賣水果、賣早飯的小生意，渴望勞動致富，哪想到戰火放過了他的性命和房產，和平年代一貧如洗的“同胞”卻把他洗劫一空。國家獨立沒有帶來應許的新世界，沒完沒了的動亂和貧窮，讓普通人的生活如同上天隨心所欲的投骰子。

肯尼亞作家恩古吉·瓦·提安戈參加1962年的“非洲作家大會”時，發現斯瓦西里語、約魯巴語、阿姆哈拉語等大量非洲當地語言的作品被排除在外，出于抗爭意識，他決定轉向用肯尼亞老家方言基庫尤語寫作。而在那之前，提安戈的大學專業是英語文學，他以英語寫作進入文學界，可以說，18世紀以后的歐洲古典文學塑造了他早期的文學品格。在《片刻榮耀》這個短篇里，能看到他直接地受惠于狄更斯和左拉。罪惡的資本對人性的絞殺是一視同仁的，并不區別倫敦、巴黎和內羅畢周邊的新興城鎮。年輕的姑娘殊途同歸于金錢的祭臺：“她賺不到錢買金光閃閃的袍子。沒有租房津貼，沒有玉米粉，也沒有拿薪水的男朋友，一個月75先令能做什么？她看著鏡子里的自己，淪落風塵還不到一年，已經這么老了。”到處是錢，到處在生錢，被席卷在“發展”的大潮里，女孩既無法坦然地出賣自己，也沒有一個寧靜甜美的故鄉能回去了。“她，她這代人，再也不會與土地、莊稼、清風和明月同樂。這一代人對生命的奧秘感到麻木。”一個“墮落”女孩的私人化的傾訴，就此轉向對群體命運的隱喻。

用外來者的語言捕捉到非洲口頭文學的靈魂

提安戈放棄英語，改以家鄉方言寫作后，他的信念是“用非洲的民族語言寫出能和托爾斯泰、巴爾扎克比肩的作品”。而這種追求實質仍以歐洲文學為度量衡，變化的只是語言載體，而不是表述的方式。反而是塞內加爾作家烏斯曼·塞姆班，他以法語寫作，卻用外來者的語言捕捉到西非口頭文學的靈魂，開拓了獨一無二的文風和文體。塞姆班是漁民的孩子，沒有受過法國占領者的精英教育，他在二戰期間作為法國海外屬地的雇傭兵入伍，戰后在法南缺乏保障地打短工討生活，先是雷諾汽車廠的裝配工人，后來到馬賽港做碼頭裝卸工，直到因為腰傷失業，回老家開始小說創作。長久地生活在底層，塞姆班創造了一種質樸、生動、類似擺龍門陣的文風，《假先知》這樣的小說，更像是一部“被法語記錄下來的西非口頭傳說”。作家受過窮，吃過苦，對那個階層的無奈和無賴有深切的了解，卻不怒不怨，以無法無天的小人物睥睨一切的幽默娓娓道來“一無所有者的”冒險：“馬哈默德恪守祖先遺訓，我的東西是我的，你的東西我也要分享。他趕著場子，從這里到哪里，一邊走一邊不停樂，謝謝撒旦，我相當懂得占用別人財產的藝術。”兩手空空的馬哈默德靠假扮先知詐騙發跡，卻最終被另一個兩手空空的竊賊偷走一切。從《假先知》這則微小但充滿能量的寓言里，或多或少能感受到這位后來更以電影創作而為外界熟知的“非洲電影之父”，找到了讓非洲發聲的途徑。

女性在自己身上發掘神奇的力量

同樣是用法語寫作，同樣以作家和導演的雙重身份活躍于歐洲文藝界，阿爾及利亞作家阿西婭·賈巴爾在非洲文學的表述中創造了另一種不可替代的聲音。她在2006年成為法蘭西學院院士，這是法蘭西學院建院370年接納的第一位北非作家。但她認為自己終生是個流離失所的人——她生活的馬格里布地區既是非洲大陸的邊緣，又是阿拉伯文化的延伸處；她來自穆斯林家庭，卻被送入基督教會學校；她的母語應該是北非閃族人的柏柏爾語，但她受法語教育。“一個阿拉伯小女孩被父親牽著送入法語學校”，這是讓她回望時深感痛苦的童年意象，她學習寫作的語言，是屬于侵略者的語言，是充滿男性暴戾氣質的父權的語言。“說法語時，我無法隱藏自己的口音，我的童年口語即使被置于邊緣地位，它們的韻律、節奏和潛藏的生機總會浮現在我的書面法語里，像暗流一般。”“童年口語”隱喻著不被官方歷史承認的民間的聲音，女性的聲音。

賈巴爾在小說《廣闊之囚》中創造了一個抒情的意象：在夢中邂逅消失于歷史長河中的撒哈拉壁畫，在鴕鳥和牛群間，女獵手留下她們曇花一現的背影。她在《寫作語言中的追憶》一文中感嘆：“所有在我故土上生活的女性，都要被困在封閉的花園或庭院，只剩下空無一人的街道，或是只有男性身影，這頑固的性別隔離一直占據著社會生活、城市和歷史敘事的中心。”所以，她的短篇小說《這個外國人，這個外國女人的姐姐》恰是這樣一個舞臺，專門為女性而設，透視她們空洞眼神背后的神秘和未知。數不清的沉默的婦女在自己身上發掘出神奇力量——“向著更遠方旅行，永遠流亡，成為女傭、女奴、無依無靠女人們的保護神。”

文學是對邊界的瓦解

許多年前，津巴布韋作家丹布佐·馬雷切拉憑處女作短篇小說集《饑餓屋》驚動歐洲時，他被認為是最有可能成就比肩尼日利亞劇作家沃萊·索因卡的非洲新生代作者，誰能想到，就在索因卡成為第一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非洲作家的第二年，馬雷切拉悄無聲息地死在津巴布韋首都哈拉雷街頭。從26歲出版第一本小說集，到35歲早逝，馬雷切拉既被英語文學界視為“可怕的非洲孩子”，又被非洲的一部分前輩們非議“叛逃歐洲的年輕人”。馬雷切拉被歐美文學的評論者和研究者類比索因卡，是因為他們都抗拒“對非洲燦爛過去的迷戀”，也奮力在寫作中摘除“非洲屬性”的標簽。從他自哈拉雷到牛津求學受挫的具體情境中，馬雷切拉體會凌駕于種族之上的、某種更普遍也更頑固的，人對人的壓迫。他在1970年代失業率居高不下的牛津發現自己是被白人藍領羨慕的“學院青年”，牛津校園的圍墻隔開了兩個壁壘分明的階層；而從家鄉傳來的消息，國家獨立了，黑皮膚的權貴取代了白人總督……家鄉和他鄉的現實卻讓馬雷切拉陷入很深的孤獨。

在這本追求多樣化的非洲短篇小說拼盤合集里，馬雷切拉很短的一篇《原生生物》仍然閃耀著他不愿歸屬于任何“文化”、“國族”或“群體”的獨立鋒芒。小說里的“我”在垂死的譫妄中，浮沉在記憶的湍流里，童年的童話和現實苦難隱約的影子錯亂地混雜成凄艷的懺悔：“我這一生是只人魚怪。空氣里都是怪獸，所有成年人都是人魚怪。也許孩子還有機會。”馬雷切拉的修辭是璀璨的，但支配著他的語言是一個憤怒吶喊的靈魂，即，文學從來不是高級或高雅的民俗，它可以超越具體的情境進入縱橫于時間和空間的人類精神世界，不停地破壞和瓦解著各種邊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