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的重要講話中強調，創新是文藝的生命。作家柳青說，“一個寫作者，當他完全擺脫模仿的時候，他才開始成為真正的作家”，“每一個時代的文學，都有新的寫法”。廣大文藝工作者要有學習前人的禮敬之心，更要有超越前人的競勝之心，增強自我突破的勇氣，抵制照搬跟風、克隆山寨，邁向更加廣闊的創作天地。總書記的重要論述，為作家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如何創造“新的寫法”提供了根本性啟示。

總有生生不息的文學潮流奔涌出新的活力

談到文學求新，不得不提“歷史的文學觀念”這個話題。“歷史的文學觀念”是“五四”文學革命的根本觀點，也是“五四”新文學運動留給我們的重要傳統。即強調當代文學、當下創作的意義，強調文學隨時代而變，“是什么時代的人，說什么時代的話”。文學唯有不斷求新、求變，才能擁有新鮮、蓬勃的生命。作家應該用當代的語言，進行真切的表達；可以汲取傳統，但不必泥古；可以借石他山，但不能亦步亦趨。

回顧“五四”新文學以來，甚至把眼光投向更久遠的歷史長河，不難發現，求新求變是中國文學發展的主流，總有生生不息的文學潮流奔涌出新的活力。

就拿20世紀80年代來說，“朦朧詩”在當時可以視為先鋒文學的一種。它犧牲了詩歌的明確與清晰，而在意義的含混不確定中表達了那個時代的強烈情緒。這一情緒包括人的覺醒，包括對人的尊嚴和價值的呼喚。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先鋒小說領一時風潮。作家們學習20世紀以降的西方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文學，進行敘事上的革命，以夸張變形的手法表達獨特、真實的體驗。他們開始“向內轉”，轉向內心世界的追蹤與探求，正如文學評論家魯樞元所說：“它們的作者都在試圖轉變自己的藝術視角，從人物的內部感覺和體驗來看外部世界……新的小說，在犧牲了某些外在的東西的同時，換來了更多內在的自由。”

“先鋒文學”正是那一代的新寫法，與那個時代相互激蕩，具有實驗性、奇異陌生的風格和先鋒的挑戰精神。20世紀90年代以來，先鋒小說呈現退潮的態勢，但中國當代文學突破僵化觀念技巧的先鋒精神始終存在。

文學創新不是內容空疏、結構草率、語言隨意的借口

求新求變的沖動始終是文學發展的動力。但是，近年來文學創作中的問題是，隨著時代語境的新變化，“先鋒”“實驗”的敘事技巧，有代替內容成為小說主體的趨勢，有些小說變得內容空疏、結構草率、語言隨意，他們聲稱這是文學創新使然。還有一些作家模仿西方的“后設小說”時，抱怨在小說創作過程中喪失控制權和主動權，無力講述故事，一味為懶惰和缺乏精巧藝術構思尋找蹩腳的理由。這樣的創作缺乏相應的文學傳統和時代語境，只剩下凌亂無章、拿腔拿調和詞不達意。

西方現代派小說的技巧本身成為一種表達，有其深厚的哲學淵源和思想背景。按照英國作家伍爾夫的說法，現代派的意識流小說追求將“捕捉到的終極真實或內在真實固定下來”，愛爾蘭作家喬伊斯甚至認為“小說已經比現實更加真實了”。其思想背景在于取消了客觀真實的存在，認為真實性存在于主觀世界，這很大程度上受叔本華、尼采、弗洛伊德、榮格等非理性主義哲學思想影響。

中國小說的先鋒派所熱衷的拼貼、顛覆，將寫作僅僅視為表演，追求無意識的寫作、荒謬的結構等，就是受到西方后現代主義哲學和文學的影響。如今來看，拼貼、無意識等先鋒手法很容易流于創作的散漫和藝術性的缺席。

“認識我們的文化”成為內在訴求和神圣使命

20世紀80年代與當下，面臨的是不一樣的時代命題。在全球化背景下，在改革開放向縱深處挺進時，我們當然需要交流、借鑒和學習——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沒有比較、沒有交鋒，就沒有文化，就沒有進步。同時，面對多元文化共存的世界，文化認同的問題前所未有地橫亙在人們面前。“認識我們的文化”成為一代人的內在訴求和神圣使命。

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是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是當代中國文藝的根基，也是文藝創新的寶藏。中國文化歷來推崇“收百世之闕文，采千載之遺韻”。要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思想觀念、人文精神、道德規范，把藝術創造力和中華文化價值融合起來，把中華美學精神和當代審美追求結合起來，激活中華文化生命力。故步自封、陳陳相因談不上傳承，割斷血脈、憑空虛造不能算創新。要把握傳承和創新的關系，學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讓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文藝創新的重要源泉。

事實是，從現代小說百年發展的經驗來看，那些把中國的審美傳統和真實的現代經驗恰如其分地結合起來的作品，那些兼顧“守正”與“創新”并進行有機交融的作品，那些對傳統文化作出現代思考的作品，是最具生命力和最有價值的，能在不同時代覓得知音、引發共鳴。

提倡發揚中國美學傳統，是不是就要回到章回體小說、方言寫作？從晚清民初的翻譯開始，當時的小說譯著者已經探索出了更加自由靈活、豐富多元的小說結構，當代寫作者沒有必要回到帶有說書人口吻、殘留“話說”的章回體。中國古代小說中的一部分是用方言寫成的。方言的合理使用，可以增強語言的活力，但用得太多就適得其反。努力寫出洗練、典雅、生動而有表現力的中文是每個漢語寫作者的責任。一段時間以來，關于到底什么是好的白話文有過不少討論，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周質平的觀點是：“文字的死活體現在‘達’與‘不達’上。‘達’的文字即使再古、再文，依舊是活的；而‘不達’的文字即使再新、再白，依舊是死的。”這不僅是說文學作品的語言，也可用于判斷整個文學作品好壞優劣的標準。

“每一個時代的文學，都有新的寫法。”20世紀80年代的先鋒文學本質上是以文學抵達內在的自由。“先鋒”不能成為“表演”，不能成為空疏浮泛的代名詞。我們呼喚兼具傳統品格和現代風尚的“新的寫法”，期待更為真切、更有誠意的新表達。

（作者：王晶晶，系鹽城師范學院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