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2來臨之前，我常常搞不清2020和2021。過到現在，可能三個年份一起搞不清了。沒辦法，時間有時間的速度，它規定了人的壽命，一日的作息，規定了人必須在物理上與它持平，無法落后或超前——即使身處一臺失去按鈕的跑步機，你也必須跟上節奏——但它永遠無法剝奪人對時間的感知。這種感知會自然地產生，也會自然地做出選擇，去逃避、停留還是跳過，以便在意識上與時間保持一段距離。關于2019到2020的那個冬天，我選擇停留，總覺得自己需要更充足的準備去適應當時胡亂吞咽下的東西，反復感受劇變降臨后的種種情景，也許這樣，我可以更好地理解所處的當下從何而來。

幸運的是，寫作能幫我達成這種努力。一個冬天過去之后，我在此后的兩個冬天里不斷反芻，回顧，尋找，想象著它。世界初遭受流行病之時，作為個體的人是如何度過的？當然，大多數情況下，流行病更傾向于作為一個符號，或者一只口罩的實體存在于人們大變不變的日常生活中。這個不太靈巧的練習過程有點類似電影開慢速，一幀一幀拉回去，我也得以順帶思考很多堆積已久的問題。這其中，我最愿意想來想去的，大概是人和人的關系。

劇變是一種考驗，可以是人口自由流動之后對固定關系（比如家族血緣）的沖破，可以是社交網絡帶來的對互動邊界的模糊。而在口罩保護和社交距離、時空伴隨和交叉感染之后，這種關系顯得愈發緊張和單薄，正常又普遍。不僅是個體之間的，也包含著個體如何認知自己與空間的關系，此處，彼處，何處是安全，如何通過危險抵達安全，是否存在更多可抵達的彼處。比如，很多基于地球村或區域一體化常識上的心理距離，好像都在這場悄然降臨的變化中被拉長了。

然后才是本就像橡皮筋一樣可長可短的人的關系。我平時會看電視劇，電視劇愛講巧合，為了把劇情快速集中到主要人物之間，總是需要一個人為的舞臺加上諸多巧合去實現相遇、重逢等交叉動作，讓人直呼世界真小。我更常想到的是相反面，碰到不一定會發生關聯，發生關聯不一定能維持，維持關系不一定能長久，長久的也不一定就比即時的關系更堅固、更深刻。我們最初和最后充當的限于他人眼中的角色，最終不免落入一種被期許扭轉的印象投射。社會學老祖宗齊美爾這樣定義陌生人，在關系之內的距離，意味著接近的人是遠方來的，但是陌生則意味著遠方的人是附近的。這讓在某個有紀念意義的場合一起吃過飯的人，共同經歷過一段特殊日子的人，前后腳騎過同一輛共享單車的人，出現在同一張大合照里的人，可能意味著某種重要的關聯，也可能什么都不意味。信任，認識，記得，陌生，共同體，同代人，家族，語言，面孔，很多時候，我們已經無法區分這些關系的遠和近，內和外。

編輯讓我談談我寫的小說，實在不知道怎么談。寫之前，寫之時，寫之后，似乎都不太需要再多說些什么。不過這也算一個契機，叫我逼迫自己去直面這兩年的寫作練習，或者說重新發現自己的動機和期待。有一篇叫《韋馱天》（《上海文學》2021/6），關于普通勞工和行動青年的兩個世界的秘密交疊，還有一篇叫《清水，又見清水》（《小說界》2021/12），重寫了自己曾寫過的一個人物，嘗試拜訪她，推開她近來的生活。這些人物依然是從他們所居住的小區開始生發的，只是無法緊密成一團。在這次的《半熟之士》里，一個本地男性和一個外地男性交替陳述著各自在2020上半年的生活，其中又穿插出現許多在雙方視線中來了又去的人，但交替并不意味著交集，時而很近，時而很遠，因為喂貓而接觸，在不必喂貓之后作無需告別的告別，大概就是這樣。

有朋友問過，為什么總要把這么多事情放進來，一篇小說是受不住的。我的感覺是，天色暗下去之后，夜光的事物會顯得更加刺眼。這是我們的真實狀態。大范圍的變動之下，各種事情不由分說橫沖直撞地出現時，人會被打得七葷八素，我們很難去專注于某一個，我們能做的就是站起來，一一去接收，持續去接收，如果在接收的過程中可以稍微勇敢一點，比如喊出來，比如記住它，那么這種消化可能就是有用的。所以我感激寫作這件事，它召喚我跳進一個一個深坑里慢慢回想，那些在白天的強光下沒能對上焦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