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作為一門敘事的藝術，敘述性已成為小說公認的評判標準之一。簡言之，一部小說的可讀性，往往是其敘述策略的整體反映。有趣的是，在南翔最新出版的短篇小說集《伯爵貓》里，那些所謂的敘事經驗、技巧仿佛統統隱退，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日常生活的密邇親切，人物、情節在敘述者不動聲色地敘述中一筆一筆地暈染開來，直至曲終筆封之際讓人撫案長嘆、回味無窮。

與小說集同名的《伯爵貓》，講述了深圳一家書店在疫情期間行將倒閉，店主娟姐姐邀請鐵桿書友一起舉行告別晚會的故事。小說以到店維修的電工視角展開敘事。于是，我們看到窄小局促的書店成了書友們寄托情感和記憶的“伊甸園”。在每個人充滿深情的回憶和敘述中，溫暖和愛意伴隨著淡淡的憂傷逐漸蔓延開來。晚會結束時，“伯爵貓”三個字終于重新亮起，仿佛在提醒人們：縱然城市生活變幻無常，理想和情感的燭光卻在心靈深處默默點亮，溫馨而篤定。那些擦肩而過的匆匆路人，因為心靈的交流，也建立了生命的某種內在聯結。小說敘事總體清麗流暢，也不乏懸念，比如門店招牌燈箱是何時修好的，娟姐姐有無戀愛對象，書店因何歇業，伯爵貓何故第一次主動飛身而下等，一連串的疑問如漣漪般彌散，成為吸引讀者閱讀的動力，然而小說直至結尾也未給出答案，書店倒閉成為無可逆轉的事實。但這些都無關緊要，真正要緊的是，娟姐姐和書店的曾經存在，以及伯爵貓在黑夜中迸發的灼亮之光，已深深刻印在讀者記憶之中。

作為改革開放前沿地的深圳，隨著現代化進程的不斷深入，每天上演的深圳速度、深圳奇跡不斷刷新我們的認知，在外部環境發生巨大變革的同時，人們的生命情狀也在悄然地發生改變，相比前者常為世人所覺察和標榜銘記，后者往往被淡化乃至忽視。為此，在紛繁雜蕪的現實中洞悉和呈現那些被宏大的現實遮蔽淹沒的聲音和表情，哪怕是幽微瑣碎的存在和變化，已然現代小說家創作職責的一部分。在深圳生活了近三十年的南翔，做過記者、教師，進過工廠、干過企業，此前還在宜春當過鐵路工人。豐富的人生閱歷使他早早地目睹人生百態，更對現代化進程中人們面臨的精神壓力和困境有著深刻的體驗和感悟，其小說創作也往往以城市生活為據點，通過現代人的婚姻、家庭、職場、情感等側面，展開精神維度的審視與思考。

《伯爵貓》借一個書店的倒閉指向城市人普遍的人文理想和精神危機；《乘三號線往返的少婦》通過少婦在高鐵上的一段“艷遇”，揭示單親媽媽的艱辛孤寂以及被愛和肯定的渴望；《鐘表匠》以一對老男人之間的友誼影射老年人的孤單落寞和對溫情的向往；《玄鳳》通過一對已婚夫妻領養鸚鵡的經歷，展現“丁克”一族生育觀念的轉變等。值得注意的是，小說雖然展示了一定精神向度并牽涉一些社會問題，但絕不同于以暴露和批判為目的的“問題小說”，對此，南翔曾表示，“小說的價值標高，應該牢牢訂立在普世的文化尺度上，這樣既可避免重蹈文學史上隨風轉向、緊跟任務、圖解政治的覆轍，亦可避免‘問題小說’之弊，隨著問題的結束或飄移，一些問題小說便索然瓦解，徒具標識意義而盡失文學審美價值。”可見，對于小說的思想立意南翔有著清晰的認識和高度的自覺，而普世的文化尺度則是其一貫的價值追求和風格呈現。

關于普世文化的思想，中國傳統文化歷來淵源有自，如孟子的“仁者愛人”、孔子的“泛愛眾”等。作為江西大學中文系畢業，后長期從事高校教育工作的南翔，一方面在人文主義思想的浸染下，普世文化的思想根深蒂固。另一方面，與養尊處優的學院專家不同，不到17歲的南翔便在南昌鐵路局宜春火車站機務段當裝卸工，并度過7年的艱辛歲月，生活的磨礪孕育了他仁愛樸實的人生觀，也造就了他“我的親歷，然后文學”的創作觀。如早期的《綠皮車》《老桂家的魚》即通過對底層生活的關注書寫，展現對底層命運的憫恤和關懷。小說集《伯爵貓》無疑延續并強化了仁愛的思想。如《凡·高和他哥》中桂教授對底層青年畫家向南和向北兩兄弟無私的幫助提攜、《烏鴉》中素不相識的監獄看守對男孩無微不至的關懷照顧等，無不閃耀著人性良善的光芒。即便是《疑心》中錙銖必較的大姨，《伯爵貓》里不修邊幅的電工，也有內心溫熱良善的一面。更毋庸說《曹鐵匠的小尖刀》父親對兒子深深的愛與思念，《鐘表匠》兩個老男人催人淚下的友誼。由此，在愛與善的守望和呼喚下，每一個看似絕緣孤立的個體被重新聯結并成為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小說也因此在精神的勘探之余洋溢著融融的愛意和溫情。正如《凡·高和他哥》里桂老師所言，“一個帶著很深感情而非冷冰冰的浮艷的城市之夜”，這是他對底層青年畫家向南作品的贊譽和鼓勵，也不啻為南翔對這座城市的深情解讀。

時代在變遷，人文在延續，這些變遷、延續的背后是蕓蕓眾生的日常生活，更是縱橫捭闔、豐盈遼闊的精神和情感世界，它們是人類社會得以瓜瓞綿綿的基礎，更是人類文明成就輝煌史詩的重要依托。此前，南翔曾用“三個打通”概括自己的文學創作：歷史與現實打通，虛構與非虛構打通，自己的經歷與父兄輩的經歷打通。從某種意義上說，閱讀南翔的小說就是在閱讀時代，閱讀生活，閱讀我們自己。這或許就是個體對于時代、民族的意義，也是南翔小說的獨特魅力和價值所在。

（楊璐臨，女，暨南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碩士研究生，現供職于廣東省作家協會，系廣東省作家協會編輯委員會委員，廣東省作家協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