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辭中傳為宋玉作的短篇，有一首為《對楚王問》，入蕭選的卷四十五“對問、設論、辭、序上”。舊課讀用的有名本子《古文觀止》，亦選有此篇。如今，此一對問之為有名，全在于它是我們習用的曲高和寡、陽春白雪、下里巴人這些成語的出處。

成語被抽離出來習用，會遺落不少東西。拿“其曲彌高，其和彌寡”這一個曲高和寡的常語來說，放回原語境一比較，便明白如今我們習知的陽春白雪、下里巴人這兩個曲之高下的極端，原來卻是有更多的比較的層次。對問之原文中曰：“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那么，在下里巴人這個最下之曲的上面，尚有陽阿薤露的次下之曲；而在陽春白雪的高曲之名上面，更有“引商刻羽，雜以流徵”的最高之曲。我對五音二變只有紙面的認識，日常翻讀古籍知道商音主秋，或有凄厲的況味；羽音主冬，或有冬藏之深厚。引商刻羽之“引”與“刻”，有點在原有音色上再加以引延或者峻刻加強，而整個又以流動的徵音來雜融起來，不知這樣的理解是否正確。

這次偶取宋玉的“對問”重讀一過，不知何種緣由，在上下文意里注意到了一連串的幾個以前讀時都是輕輕略過的字眼：“楚襄王問于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眾庶不譽之甚也？”中的“遺”與“譽”兩個字；上引“下里巴人”云云這一段中“屬而和者”之“屬”與“和”兩個字；“夫蕃籬之鷃，豈能與之（鳳皇）料天地之高哉？”中的“料”字；“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鯤魚）量江海之大哉？”中的“量”字；以及“夫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中的“知”字。

其實，這幾個字眼也別無什么深義，只是偶然貫聯著一看，借用過來做成只有自己能夠懂得的“字訣”，生發出一些別樣的想法罷了。屬而和，不過是能夠聚在一起而有所應和；料與量，《說文》段注里說得明白：“量者，稱輕重也。稱其輕重曰量。稱其多少曰料。其義一也。知其多少，斯知其輕重矣。如稻重一 為粟二十斗是也。引申之，凡所量度豫備之物曰料。”本來，屬而和者無論多或者少，都是可以各屬其屬、各和其和的。蕃籬之鷃即使難料天地之高，那也無妨就料量自己的“蕃籬之下”；尺澤之鯢難量江海之大，那就料量自己的“尺澤之小”，別無什么關系。世俗與圣人，知與不知，倒也無妨如知堂早年文集序言中所說，“這些都是很好，但我們還不如去耕種自己的園地。……所謂自己的園地，本來是范圍很寬，并不限定于某一種：種果蔬也罷，種藥材也罷，——種薔薇地丁也罷，只要本了他個人的自覺，在他認定的不論大小的地面上，應了力量去耕種，便都是盡了他的天職了。”

天地如此之廣大，我們每個人無論“屬、和、料、量、知”有多大的不同，按照理想來說，總可以各自有一個自己的角落，各有自己的生活與愛好，各自都沒有什么妨害與比較。如果偶或人們在生活與愛好上有可以共通或者互助的地方，那么彼此滿心歡喜地互相交談往來，有所呼應，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而日常卻仍然是耕種著自己的園地。然而人性或者生活的本來卻可能并非能夠如此設想，只要人們互相之間難屬、難和、難料、難量、難知，往往就容易如這篇“答問”開頭所說的，在彼此的眼光中認對方為“有遺行”及“不譽之甚”。

說不好宋玉是否如其自言的“瑰意琦行，超然獨處”——《史記·屈原傳》：“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歷代品評，對于宋玉亦隱約有所保留，但總還不至于如楚王所轉述士庶所謂有“可遺棄之行”及甚不為人所贊同也。平心而論，人與人，在見識眼界與想法上如要相同，那個難啊，甚至可當得“難于上青天”。由此，只要彼此沒有根本的利害沖突，把“屬、和、料、量、知”上的不同，不歸于高下小大之分，不歸于道德上的善惡與品性上的優劣之判別，既能夠欣賞別人，也不忘記有時自嘲一下，免得太抬高了自己，認為自己好像什么都是對的一樣，那得有多好！

但是，實際的世間，“遺行”與“不譽”之判詞遍聞，大概人畢竟是人，人間畢竟是人間，理想只能被認作“無用又可笑的天真”而已。

再想到音樂的層次與高下——中國古來音樂，列為最高標準的，全在“抗墜疾徐，并稱善也”的“一而多、多而一”的境界，用平常的話來說，便是抑揚頓挫四個字——最高的標準，卻也是最基本的要求吧。

2022年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