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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利安·巴恩斯

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1946- ）是當代英國著名小說家，在英國文壇頗具影響力，與伊恩·麥克尤恩、馬丁·艾米斯被稱為英國文壇“三巨頭”，創作出了《福樓拜的鸚鵡》（Flaubert’s Parrot,1984）《10?章世界歷史》（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10? Chapters, 1989）《英格蘭，英格蘭》（England, England, 1998）《結局的意義》（The Sense of an Ending, 2011）《唯一的故事》（The only story, 2018）等重要作品，榮獲了包括布克獎（2011）、美第奇外國作品獎（1986）、福斯特獎（1986）、莎士比亞獎（1993）等多個文學大獎，成就斐然。

巴恩斯的文學創作追求創新，具有強烈的后現代特性和實驗性，因此，現有的國內外巴恩斯研究大都以討論其作品的后現代特征為主，尤其是敘事風格和形式技巧，這也造成了目前巴恩斯研究重形式輕內容、重后現代主義特征而輕現實關懷的傾向。李穎博士的新作《論朱利安·巴恩斯小說的身份主題》（以下簡稱《身份主題》）力求對此現狀加以突破，他以當下西方社會最不容回避的身份問題作為切入點，堅持文學批評的現實主義關懷，從性別、民族、種族等三個方面破解巴恩斯作品中所隱含的身份政治密碼。

《身份主題》的第一部分是對巴恩斯小說性別身份書寫的研究。它將性別置于男性氣質、女性氣質和性別表演理論框架中進行思考，通過對《凝視太陽》《福樓拜的鸚鵡》《10?章世界歷史》《她邂逅我之前》和《英格蘭，英格蘭》等多部小說的分析，揭示了巴恩斯男性人物和女性人物塑造的特性——“換裝表演”，即男性身體成為傳統女性氣質的載體，而女性身體又成為傳統男性氣質的介質。就男性人物而言，無論是《凝視太陽》中的皇家空軍飛行員普羅瑟，萊斯利叔叔以及女主人簡的兒子格雷戈里，《福樓拜的鸚鵡》中的敘事人布萊斯維特，還是《時代的噪音》中蘇聯音樂家肖斯塔科維奇，他們個個膽小，脆弱，缺乏傳統意義上的男性氣質，都是“穿著女裝的男人”。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什么在巴恩斯小說中沒有符合傳統認知的英雄人物或英雄敘事。與此相對，巴恩斯筆下的女性理性而冷靜，她們勇于面對困境，大膽追求獨立，絕不屈從于生活和命運的擺布，體現出堅毅果敢的男性品質，《凝視太陽》中的主人公簡如此，《英格蘭，英格蘭》的主人公瑪莎，《福樓拜的鸚鵡》敘事人的妻子埃倫也同樣如此。《身份主題》強調巴恩斯以這種獨特的方式對性別的考量，并非感嘆男子漢氣質的喪失和呼喚它的回歸，而是表明男權社會的性別觀念傷害的并非只是女性，男性本身也深受其害。正是從這個意義上，巴恩斯小說的性別身份認識與女性主義思想有不謀而合之處。

種族身份是這部著作第二部分所關注的內容。就巴恩斯的小說而言，除了《亞瑟與喬治》以外，其他小說涉及種族的內容并不多，研究起來有一定難度。但《身份主題》借助于賽義德等人的后殖民理論，在相對有限的文本空間，破解了巴恩斯小說種族身份書寫的政治意涵。它認為巴恩斯筆下的非白人或東方人是以他者的身份存在，他們被界定為歐洲白人的對立面，演繹非正面的價值和意義。《身份主題》從《凝視太陽》的主人公短暫的中國之旅，解讀出了潛伏在巴恩斯心中的東方主義思想。在《福樓拜的鸚鵡》中，它不僅看到埃及女性庫楚克在法國白人眼里是骯臟、腐敗和墮落的象征，更發現了巴恩斯只讓歐洲白人女性發聲，而“禁言”東方女性的政治無意識。對《亞瑟與喬治》的解讀尤為精彩，這本小說被普遍認為是影射英國種族主義的作品，但《身份主題》卻不認同。它認為巴恩斯表面上試圖將主人公印裔二代移民喬治塑造為英格蘭人，以揭示和批判英國社會的種族歧視，但由于受到根深蒂固的西方種族身份認識的影響，他無意之中也將喬治及其家人東方化了，在他筆下喬治不僅具有“東方人的冷漠”，而且也有幾分邪惡，他的家庭也被神秘化和怪異化了。通過這些出其不意，而又更加深刻的解讀，《身份主題》將巴恩斯小說身份書寫所暗含的種族意識形態揭示出來，體現出作者較強的文本細讀功底和文本闡釋能力，也表達了其作為中國研究者的立場。

著作的第三部分是對巴恩斯小說的民族身份書寫的探討，其聚焦點是英格蘭性。英格蘭性在巴恩斯小說身份書寫中最為重要，也最受學界關注。對它的探討，《身份主題》也是另辟蹊徑，將重點放在個體與民族性的關系之間,也即個人的階級、情趣和趣味等對于英格蘭性的界定和影響。它從內、外兩個視角進行了討論。所謂內視角，即英格蘭內部的自我認同。它認為巴恩斯對英格蘭性的建構帶有強烈的中產階級的特征，無論是《英格蘭，英格蘭》對于體現英格蘭性代表性人物和事物的選擇和標準，還是《亞瑟與喬治》中語言、穿著和思維方式對英格蘭人喬治的塑形，都體現了明顯的中產階級價值取向和審美情趣。而外視角，即以法國為參照對英格蘭性的界定。鑒于巴恩斯個人的法國情結，《身份主題》結合《地鐵通達之處》《福樓拜的鸚鵡》《有話好好說》等小說討論了巴恩斯英格蘭書寫相對于法國文化的自我他者化。它指出，在巴恩斯小說里，英格蘭性并非總是代表著英、法文化二元對立中的正面形象。與法國人相比，英格蘭人并非紳士，他們不僅粗魯、冷漠，而且缺乏藝術鑒賞力和理論修養。可以說巴恩斯是站在法國人的角度來考量英格蘭性這一民族特性的。通過內外兩個方面的論證，《身份主題》理清了巴恩斯小說英格蘭性建構與巴恩斯的中產階級價值取向和個人情愫之間的內在關聯，揭示了英格蘭性的復雜性和獨特性。

《身份主題》對巴恩斯小說政治思想意涵的闡釋拓展了巴恩斯小說的研究空間，是對國內巴恩斯研究的豐富和深化。同時，《身份主題》沒有因為巴恩斯“后現代主義作家”的標簽而進行跟風式研究，沒有去重復闡釋那些帶有“顛覆的”、“去中心化”或者“質疑”等后現代特征的文本意義，而是立足于歷史和現實，深入挖掘巴恩斯作品中的內涵，這種立場和站位對于我們當下的外國文學研究，尤其對后現代主義作品的研究有一定的啟示和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