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21年開始，《草原》雜志聯合國內知名作家、評論家和媒體倡導并發起“自然寫作”，開設“自然寫作”欄目，引起了國內文學界的普遍關注，也引發了自然文學創作的新的熱潮。《草原》全年共刊發小說、散文、詩歌、評論52篇作品，被全國各類選刊及選本選載達40多篇（次）。

生態文明建設是關系人民福祉、關乎民族未來的長遠大計。《草原》作為一個邊疆的文學園地，一個多民族文化的文學載體，理應承擔起這個責任。《草原》在“自然寫作”發起前言中呼吁作家們走出書齋，放開眼界，投身于美妙神奇的大自然，深入這片滋養我們，并給我們自信和力量的祖國的山川大地，以我們文學的良知，遵循自然倫理，構建一個人與自然的生命共同體。

關于生態文學與自然寫作，很多作家對這兩種創作形式認知不是很清晰。關于兩者的概念和定義我們可以繼續討論，但有一點是明確的，“自然寫作”是以自然為主體，重新思考和定位人與自然的關系。而生態文學，我認為更多是以人為主體，“自然”作為客體，依然屬于“他者”意義上的“參照物”。或許兩者角度不同，但從生態文明建設這個主旨來說，是殊途同歸的。自然寫作是質疑“人類中心主義”觀念的，人在地球和自然中應該是與其它生物物種平等共生的，這種關系的平衡決定了自然的平衡。比如蒙古族與馬的關系，我覺得特別值得深思。在蒙古族人的心目中，馬不僅僅是財富和工具，更是親人，是兄弟，是家庭中的一員。這種人與自然界的關系，就是“自然寫作”的初心。目前很多涉及自然題材或者生態題材的寫作，過多拘囿于生態批判的現實功利性向度，作品內容雖指向自然指向生態，但其文本中往往凸顯的還是“人類中心主義”。

自然文學和生態文學的興起，是中國文學界或者說是作家創作本身的一次文化自覺，其實也是現代化進程中國民經濟和科學技術發展到一定高度之后的一次自覺調整和反思。

美國作家、思想家愛默生說：歡愉來自自然，來自人的內心，更來自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中。無論生態文學還是自然寫作，都是從人類可持續發展，從我們國家長治久安，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而來，它既是歷史使命，也是文化上的自覺。很多作家開始重新思考人在自然中的位置，這是中國作家以及中國人在自然文化和生態文化覺醒上的明顯標志。人類要想從根本上延緩或者消除全球生態環境的危機，首先必須潔凈自身，清潔精神，只有全人類生態意識與觀念的覺醒，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保持我們生存環境——地球家園的健康，保證我們子孫后代的幸福與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