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祿琳瑯’剛開始修復的時候，一位同行來到文獻修復室參觀學習。他問我，您看什么時候能修好？我說，等它修好了，我可能也要退休了。8年多時間過去了，‘天祿琳瑯’修復項目終于宣布結項，我也即將滿60歲了。”

今年1月7日，國家圖書館為館藏珍貴古籍——清宮“天祿琳瑯”修復工程的圓滿完成舉辦了新聞發(fā)布會。會后，項目首席專家、國圖古籍館資深修復師朱振彬感慨地說。

人們用“補天之手，貫虱之睛”來形容古籍修復的絕技。朱振彬卻說，干這行沒有那么神，全靠“穩(wěn)得住”。

人們常說“紙壽千年”，但修復師們都明白，書籍也會衰老，也會病痛。

42年間，朱振彬就穩(wěn)穩(wěn)地坐在無影臺燈下，分毫必爭地搶救著“傷病”的古籍，默默延續(xù)著“紙壽千年”的奇跡。

部分修復后的“天祿琳瑯”專藏

修舊如舊

1980年8月，朱振彬進入中國國家圖書館的前身——北京圖書館工作。此時的北京圖書館古籍修復人才凋零，青黃不接。為此，一些有識之士就想到了已經退休在江西休養(yǎng)的第一代古籍修復專家、被譽為近現(xiàn)代古籍修復“一代國手”的張士達，想請他來館為古籍修復培養(yǎng)人才。

張士達16歲來到當時在京城古籍修復最負盛名的琉璃廠肄雅堂古書店學徒，后曾在琉璃廠開設“群玉齋”書店，1956年來到北京圖書館從事古籍修復工作。“當時，許多文化名人與學者都慕名找到張先生修復古籍，魯迅、郭沫若、馮友蘭、鄭振鐸、李一氓都曾是張先生的座上客。”朱振彬說。

北京圖書館選了三名年輕人向張士達拜師學藝，其中就有朱振彬。“在前門大街珠市口附近的香廠路國務院第六招待所，八旬高齡的張先生安頓下來。我們三人與他同住，學習古籍修復技藝的同時，也照顧老師的起居。”從此，朱振彬開始了三年與老師張士達朝夕相伴的學習生涯。當時，版本目錄學專家李致忠聽聞此事十分高興，特意在《北京晚報》上發(fā)布消息，對張士達八旬高齡仍帶徒授業(yè)表示敬意和祝賀。

“一部書修得好壞，不在于是否修復如新，而要看是否古風猶在。”

老師常說的一句話，成了朱振彬40余載古籍修復生涯的“指路燈”。這一修復理念也體現(xiàn)在朱振彬最近寫成的《古籍修復探索與實踐》一書中：“每每下手修書之前，我總會仔細審度，哪些是在修復過程中不能泯去的時間與經歷的痕跡，怎么修能讓古籍仍保持著一種舊裝的‘味道’。”這樣的一種覺悟和理念，在國家圖書館“四大專藏”之一的《永樂大典》的修復過程中，體現(xiàn)得淋漓盡致。

朱振彬與《永樂大典》的初遇，要追溯到1983年初。1982年底，山東掖縣文化館的一位干部，在親戚家發(fā)現(xiàn)了一部古籍，認為與《永樂大典》相似，給當時的北京圖書館寫了一封說明情況的信。北京圖書館聞訊十分重視，派兩位古籍善本組專家專門赴掖縣了解情況、鑒定處置。1983年春，這部經確認為《永樂大典》（嘉靖鈔本）真字韻門制類首冊（兩卷）的古籍，被北京圖書館購回，送到修復組。

朱振彬描述他第一次見到的《永樂大典》的樣子：“那是一本‘無頭無腳’的書。”書頁沒有版面上部的“天頭”和下部的“地腳”，所有留白的部分都被裁去。“究其原因，是因為《永樂大典》使用的是上好的白棉紙，所以留白部分可能被當?shù)氐膵D女裁去做花樣子、鞋樣子使用了。”

當時剛剛參加工作的朱振彬還沒有資格修復這種級別的古籍，他只是幫老師傅打打下手，但這次珍貴古籍修復的“初體驗”還是給他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

“經反復推敲，最終修復組選用乾隆高麗紙對這兩卷《永樂大典》進行修復。高麗紙是兩層紙，過于厚實，需要把紙揭開才能使用。由于紙張版幅過大，揭紙需要好幾個人把紙撐開，稍不留心紙面就不平整了，我當時就是那個撐紙的小徒弟。”這次幫忙讓朱振彬對《永樂大典》和珍貴古籍修復有了感性的體驗，為他此后參與《永樂大典》大修奠定了基礎。

《永樂大典》是明永樂一朝的大部頭皇家文獻，曾被譽為“世界有史以來最大的百科全書”，正本已亡佚，殘存于世的是嘉靖副本。“明代原裝的古籍本就不多，皇家的東西更是罕見，《永樂大典》的散佚是由于火厄及戰(zhàn)亂，并不是被人看壞的，國家圖書館現(xiàn)藏的224冊《永樂大典》大部分都是原裝文獻。傳世的明代刻本中很多裝幀都不是明代的，但《永樂大典》絕對沒有問題。”朱振彬介紹。

近20年后，《永樂大典》大修工程于2002年啟動。由于《永樂大典》的完整性，文獻修復組決定在修復時保持裝幀原狀，不能像修復一般古籍那樣，將書脊拆開，把書頁分成單張修補。“如果把書拆開修復，書皮和書脊都會遭到破壞，想要復原就更困難了。”

在修復《永樂大典》時，國圖的修復師創(chuàng)造性地發(fā)明了“掏補法”，將補紙按照書頁破損形狀撕好，蘸上漿糊，伸進折頁中間，一點一點“掏”著修補。“本著‘最小干預’的原則，我們保留了《永樂大典》原本的樣貌，雖然在平整度上稍遜，卻散發(fā)著舊書獨特的氣味。”朱振彬說。

“傷痕也是《永樂大典》歷史的一部分。”為什么這么說呢？這要從這部鴻篇巨制的曲折經歷說起。

1860年，英法聯(lián)軍侵入北京，從乾隆時期就被閑置在翰林院的部分副本《永樂大典》在這次浩劫中難逃厄運。“1900年，八國聯(lián)軍與義和團在東交民巷外國使館區(qū)交戰(zhàn)，恰在翰林院旁邊。翰林院被糟蹋得一塌糊涂，剩余部分副本《永樂大典》有的被燒毀，有的被搶走，有的甚至直接被人扔在馬廄里。”

在《永樂大典》的書頁之上，常見斑駁的水漬、戳傷，甚至火燒的痕跡。而這些，都在修復過程中被如實地保留下來。

如今，當你來到國家典籍博物館第二展廳“《永樂大典》的回歸和再造”展，仔細品讀那些泛黃的巨大書頁，仍能看到上面的點點“傷痕”，訴說著那段傷痛而不容遺忘的歷史。

朱振彬在修復“天祿琳瑯”專藏

復原絕技

“在2013年8月我們啟動項目之初，沒有想到修復工作會遇到這么多困難。隨著工程的逐步展開，才發(fā)現(xiàn)它的破損程度要比原先預想的嚴重得多。”

朱振彬所說的，正是剛剛完成的，被業(yè)界譽為“里程碑式修復”的“天祿琳瑯”古籍修復項目。

“天祿琳瑯”是清乾隆皇帝的藏書精華，但這套仍存世的清代皇室藏書卻在歷史的長河中幾經浩劫、命運多舛，破損十分嚴重。

國圖是全世界“天祿琳瑯”藏有量第二大的單位，共藏279部、3500多冊。其中宋、元刻本占比較大，并且保存著《欽定天祿琳瑯書目后編》中最為珍貴的大部分古籍。

“天祿琳瑯”中的許多書絮化、蟲蛀、鼠嚙等情況十分嚴重，甚至有很多書打不開，因而無法編目。直到2013年4月至6月，國圖古籍館才完成了未編“天祿琳瑯”古籍的整理，并在整理中對此古籍進行了破損狀況初步調查。

調查結果觸目驚心：“我們將古籍的破損程度分為五個等級，其中五級最低，一級最高。而按照‘天祿琳瑯’的現(xiàn)存情況，一級、二級是它的‘常態(tài)’，嚴重破損的占總量的1/10左右，300余冊古籍急需搶救性修復。”朱振彬說。

“天祿琳瑯”專藏除了破損嚴重，修復中所涉及的材料也十分繁雜，這給修復后達到“整舊如舊”效果增加了難度。朱振彬以重度破損的珍貴古籍《漢書》元大德刻本舉例：僅這一種古籍使用的紙張材質就有四種：書頁是普通竹紙，襯紙是混料紙，鈐蓋著乾隆三璽的護頁是宣紙，而書衣是粉蠟箋紙。

修復師首先考慮采用材質接近的舊紙對古籍進行修補。國圖的紙庫中，有各種門類的舊紙“存貨”。朱振彬說，國圖古籍修復已有百年歷史，這些舊紙一部分是百年工作積累，另一部分是有使命感的老師傅們，從過去的舊貨市場中淘來的。

在修復過程中，如果找不到合適的舊紙，修復師會使用連紋、薄厚、韌勁、強度與原古籍幾乎一致的手工新紙，進行處理后當作“替補”。這時候，為了使紙張的顏色和古籍更加協(xié)調、匹配，修復師會對新紙進行調色處理。“染色使用的顏料，都是純天然的。”在國圖文獻修復室擺放著一個“藥師柜”，一個一個的小抽屜格子上寫著名稱，有板栗殼、橡子殼，有梔子、黃檗等中藥，甚至還有茶葉。這些都是配紙時使用的染料。

修復中，遇到一些制作技藝已經失傳的古代紙張，修復師也會通過反復摸索，力圖找到最“完美”的解決方案。比如《漢書》的書衣材質——粉蠟箋紙，這種在清宮藏書中廣泛使用的材質始自唐代，它巧妙地融合了吸水的“粉”和防水的“蠟”兩種材料，既平滑細密、利于書寫，又富有光澤、歷久彌新。其制作工藝在清代達到頂峰，又在20世紀初失傳。近年來，業(yè)界不斷有人嘗試找回失傳的工藝。

8年間，修復師們查找文獻記載，不斷配比試驗，終于仿制出了區(qū)別于新仿粉蠟箋紙，又與原書衣工藝接近、外觀一致的材料。仿制的新粉蠟箋紙也成功應用在了《漢書》書衣的修復中。

如今，曾經滿目瘡痍的“天祿琳瑯”藏書，風骨依然地回到了人們的視線中。“這些修復后的元刻書，在標準的存藏條件下，再保存200年也沒有問題。”朱振彬充滿自信地說。

“天祿琳瑯”專藏修復前的狀態(tài)

薪火相傳

歷時十余年的全國古籍普查工作目前已基本完成，全國2861家古籍收藏單位完成普查登記工作，270余萬部古籍擁有了“身份證”。朱振彬介紹，“根據(jù)統(tǒng)計，全國公藏單位古籍藏有量約在3000萬冊，如加上民間收藏可能突破5000萬冊。”

卷帙浩繁的古籍善本要保存管理妥當，急需大量專業(yè)古籍修復人才的呵護。而在2007年“中華古籍保護計劃”開展之前，全國從事古籍修復的專業(yè)人士尚不足百人。“當時有業(yè)內人士戲稱，修古籍的人‘比大熊貓都珍貴’。”朱振彬說。

人們常說，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半句空。這句話對于古籍修復來說，也十分恰當。

修書是個慢活兒，朱振彬以自身經歷舉例子，“我跟著老師學徒三年，到了組里從簡單的任務開始著手，沒個五六年接觸不到珍貴的古籍。照這個速度，老師傅都退休了，年輕人才還沒成長起來。”

“原汁原味”但進展緩慢的傳承方式，難解古籍修復巨大需求的燃眉之急。為此，國家古籍保護中心已經探索出培訓基地、高等院校、傳習所“三位一體”的創(chuàng)新模式。其中，傳習所重在古籍修復的非遺技藝傳承，充分利用奇缺的專家資源，專項培養(yǎng)古籍修復骨干力量。2013年至今，全國已建立32家國家級古籍修復技藝傳習所，以開展珍貴古籍修復項目為契機和平臺，讓修復人才在實戰(zhàn)中得到鍛煉。

朱振彬是國家古籍修復技藝傳習中心及江蘇傳習所的導師。江蘇傳習所位于南京圖書館，是古籍藏量全國第三的收藏單位。為什么選擇在這里“收徒”？朱振彬說，這和自己的老師張士達頗有一番淵源。

1957年，文獻學家趙萬里為編《中國版刻圖錄》，在全國重點圖書館搜集善本時，發(fā)現(xiàn)南京圖書館的“十大鎮(zhèn)館之寶”之一——南宋刻本《蟠室老人文集》已破損不堪。于是，趙萬里與南圖協(xié)商，把此書帶回北京圖書館，請張士達進行修復并配置了楠木書盒。修復完成后，在第一冊護葉中間寫有“一九五九年一月張士達裝”跋文。張士達曾回憶：“楠木盒是用原故宮造辦處的楠木料做的，而跋文是趙萬里先生為我寫的，寫好后由我自己粘貼上去。”

幾年前，朱振彬的同事出差到南京圖書館，回來后跟他說，“看到了你老師修的一部書”。從那時起，朱振彬就萌生了親眼看看這部老師修復的珍貴古籍的想法。

“過去修復古籍，是不會留下修復者痕跡的，也沒有修復檔案。就算是1949年開始修復的珍貴古籍《趙城金藏》，也只留下了一本簡略的‘流水賬’。這部《蟠室老人文集》可以說是目前為止發(fā)現(xiàn)的唯一留有修復者痕跡的古籍。”借著到江蘇傳習所“收徒”的機會，朱振彬圓了自己的夢。在南京圖書館，他看到了這部古籍，“真的仿佛是隔著時空，跟張先生進行了一次親密對話，太珍貴了。”

而江蘇傳習所開辦以來的首個任務是修復與《蟠室老人文集》并列“十大鎮(zhèn)館之寶”的顧炎武手稿——《天下郡國利病書》。作為導師參與其中的朱振彬說，“感覺這是延續(xù)了師父的腳步，是一段很奇妙的緣分。”

朱振彬回憶起初見這部顧炎武手稿時的情景。這是一部60冊的“大部頭”，大部分保存狀況良好，但其中有4冊破損狀況十分嚴重，書頁卷曲、糟朽得如同煙葉，令圖書館的修復人員難以下手。在朱振彬的建議下，傳習所找出了一部破損程度類似，但不及這部書珍貴的手稿給學員們“預習”，提前長經驗。

此后，朱振彬為《天下郡國利病書》量身定制了修復方案，帶領傳習所的7位修復人員按既定步驟展開局部加固。每年，他都會有幾個月的時間在南圖度過，針對修復過程中遇到的實際問題為徒弟們答疑解惑，幫他們解決難以處理的“疑難雜癥”。

經過四五年的傳習，《天下郡國利病書》的修復工作即將完成，而南京圖書館的古籍修復人員也在實戰(zhàn)中獲得了修復珍貴古籍的經驗，可以“出師”了。

除了傳習所，如今的古籍修復人才培養(yǎng)還包括開辦培訓班、與國內高校聯(lián)合培養(yǎng)等創(chuàng)新模式。“經過十余年的努力，全國古籍修復的專業(yè)隊伍已從2007年前的不足百人，發(fā)展到現(xiàn)在的超過千人。”

說到這里，即將年滿60歲的朱振彬，露出欣慰的笑容。一個“紙壽千年”的夢想，即將在薪火相傳中實現(xiàn)。在時光的長河里，古籍的生命將得以永續(x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