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對于任何一個寫作者而言，過度談論自己的作品都是危險的。那將會打破原本苦心營造的敘事者視角，被迫跳脫出寫作者的身份，用第三只眼審視自我。這種審視與其說是必經的歷練，不如說是一種自負，有可能會讓不明真相的讀者不小心窺探到幕布后面的故事。

如果說小說創作類似一場盛大且相當真實的表演，那么創作談則像是親自把舞臺拆開給人看。試想，假如一個篤信眼見為實的觀眾，親眼目睹了戲中人散場后的嬉笑打鬧、后臺堆疊在地上的演員服裝、場景轉換時凌亂的腳步，那將是怎樣的一種挫敗心理。

在這一點上，我極為贊同意大利作家埃萊娜·費蘭特在《碎片》一書中所講的：“我相信作者不應該再對他的作品做重要補充：我認為一本書是一個自給自足的有機體，本身就包含對所有問題的答復。”畢竟，創作者把一篇作品寫出來，“就是為了擺脫它，而不是成為它的囚徒”。

我一向欣賞那種誠實的、貼近生活的寫作，比如馬來西亞華語作家黎紫書的《流俗地》、愛爾蘭作家克萊爾·吉根的《南極》、中國臺灣作家袁哲生的《寂寞的游戲》。這類小說不需要展現天馬行空的想象力，也沒有刻意選擇機巧的形式或風格，它們就像流水一樣自然，而作品中每個人物微小命運的轉角卻危機四伏，一如我們細碎無常的人生。

所以在寫作時，我也自覺或不自覺地渴望貼地飛行，希望能無限接近理想中的創作。二〇一八年，我完成了《我們的庸常生活》這部短篇集里十二篇小說的創作，其中的作品大多和家庭生活有關，發掘的主題也是人的關系，比如夫妻、戀人、母子、母女等等。在這部小說集從簽約到出版的漫長時間里，我一邊焦心地等待，一邊開始尋找新的創作方向。

二〇一九年，我剛從報社離職，結束了疲憊不堪的記者生涯，但對于社會新聞事件的熱情還未散去。在查證這些事件走向的過程中，我想試著去了解：身處事件旋渦中心的人是怎樣應對的？他們做出了哪些選擇？有哪些細節影響了事件的走向？一系列的巧合，最終如何影響甚至決定了一些人的命運？

《今天得好好過》即取材于一則社會新聞，丈夫失手將妻子推下高樓之后，一直說服自己她是失足墜落的。這種意念太過強烈，甚至改寫了他的記憶，讓他無比確信這個自己編造的現實，甚至一度瞞過了警方的測謊。《出逃》是我在疫情期間創作的，在居家隔離中人的感官經驗發生改變，感知中的時間和空間逐漸扭曲和變形。我在極為苦悶的時刻，試圖在小說中搭建起一個出口，透一口氣。

王安憶在《小說六講》中講：“我必須有一個強大、更合理、更有說服力的文字世界，才能抵抗當時所處的這個灰暗、讓人打不起精神、平淡無意義的世界，這可能就是我們寫小說的人的內心驅使。”是啊，小說中的人物在一番兜兜轉轉過后，似乎又回到了原點。可是，一切都已改變。